*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在这个深山里的乡村，女孩面临着两重危机：性方面得到的保护很少，对性知识的缺乏更是惊人。这让她们在成长过程中更可能受到侵害，也更难在伤害发生后正确地照顾自己和求助。

文｜裘星

编辑｜陈晓

宿舍里的婴儿

一条仅容两车宽的小路在山间盘旋，一侧是云贵高原特有的暗红色山土，另一侧的山崖下方是绵延起伏的山野，上缀星星点点的人家。车子划破云雾，从山顶一路俯绕向下，翻过山坳间一座石桥，然后爬坡，再经过一条手肘形状的急转弯道，下一道沟，直到经过一个窄长的天然石洞后，路边房屋才渐渐密集起来。

这是丹丹每周上学的路。丹丹的家位于云南省昭通市采云乡石廊村的一座山峰上，海拔2000米高，几乎接近山顶。读小学时，她需要翻越两座山头才能抵达村里的中心小学；自去年升入乡镇上的采云中学，上学路则被延长至20公里——采云中学是全乡6个村庄唯一的初中，在校学生近2000人，都是辖区内散落于大山深处的孩子们，他们和丹丹一样，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因此大多选择在学校住宿或在乡镇租房子，只在周末才回家。

插图：Jessie Lin

丹丹每周都要乘面包车往返在这条路上。她个子不高，身材微胖，总是穿着宽大的运动式校服，神态举止和同龄的乡村女孩看起来没什么不一样。但自从2021年7月以来，在宽大校服的遮掩下，丹丹的身体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她的肚子在渐渐长大，有时候里面好像还有东西在动，尤其车辆随着山路颠簸时，肚子里的“东西”会动得更频繁。

丹丹没有把身体的变化告诉任何人。她用手机偷偷搜索过，自己也许是怀孕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怎么办，又不敢给任何人说起，很害怕，很无助”。她后来在自述中说。

漫长的怀胎过程，这个女孩将可怕的心事独自埋藏起来。为了遮掩腹部的隆起，她买了胶带一圈圈缠在肚皮上，将肚子勒紧，再罩上衣服。没人知道她怎样一个人承受了孕吐、头晕、乏力……检查、护理等程序更是没有，同班同学杨婧记得，在学校时，每周一节的体育课，丹丹从没请过假，课前的跑步也都“跑得比自己还快”；就在分娩的前一个月，她参加了学校的体测，跑了800米，跳了180个绳；班主任同样没看出什么异常。当后来警察找到班主任时，这位没结婚的年轻男性给出的解释是“校服太大了，看不出来”。甚至母亲和嫂子也没注意到丹丹有什么变化。她们告诉本刊记者，临近分娩前的一次春假，丹丹从学校回家，三人一起去干农活，四五十斤的笋她一口气扛在背上，一个星期她帮家里打下了两三千块钱的竹笋。

直到临产那天下午，丹丹才从学校给嫂子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肚子疼，很难受。嫂子问是否需要带些胃药，她说不要，电话就这么挂了。这是她生产前唯一一次模糊不清的“求救”信号。当天晚上，婴儿的啼哭声划破了女生宿舍的宁静，丹丹一个人在宿舍里生下了孩子。

《产科医鸿鸟》剧照

回忆起那个晚上，嫂子仍然心惊肉跳：她接到电话，骑电动车赶到学校后，推开宿舍的房门，看见的景象让她“吓得差点晕过去”：丹丹躺在床上，子宫从身体内向外翻出，床上、地上满是血迹，一旁还有一个婴儿。当晚她被送到了镇上的医院，但直到凌晨1点多，家人才凑够了手术所需的3000多块钱。手术持续了5个多小时，女孩的身上缝了30多针。医生告诉嫂子，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病人，只在最后疼得不行时，才哼了两声。

5月25日，“云南初中女孩在校分娩”的消息传遍网络后，当地警方发布通报，对涉嫌性侵未成年少女的嫌疑人贾文和采取了刑事拘留强制措施。贾文和是丹丹每周往返学校乘坐面包车的司机，他的女儿和丹丹是同年级的同学。

丹丹曾经拍摄过一个视频回忆这段遭遇。那是在分娩后，震惊和愤怒的家人在解决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为了得到舆论支持，让丹丹拍摄的。镜头前，女孩面容冷漠、语气平顺，似乎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这是一个很不幸也很丢人的事情，我被别人强奸了。事情发生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乘坐他的车去学校读书的途中，他强行和我发生了关系……事后他一直拿第一次威胁我，前后共侵犯了我三次。后来我一直在学校不敢回去，我不知道我会怀孕，直到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我才明白我怀孕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怎么办，又不敢给任何人说起，很害怕，很无助，抱着必死的决心，我在学校生下了孩子。”

家

6月18日，本刊记者来到了丹丹的家。从山脚下的县城驱车三个小时，越到高处，路线越是曲折逶迤，丹丹的家就在山峰的褶皱之处。灰砖砌起的平房，墙体已经斑驳，飘扬的毛毛雨将门前的石阶打湿，天压得很低，浓雾掩映之中，不远处的玉米苗依稀可见——这是当地一年到头常有的天气。

方正的院子空荡、潮湿，旧鞋子等物件在墙角杂乱地堆放。屋内陈设简单，只有一个小型电视机、一个破旧的沙发和一个充当桌子用的火炉，昏暗的灯光打在水泥地上，房梁上的腊肉和衣架悬挂在一起。这个家庭依然笼罩在丹丹尚未成年就生育的愁云之中。产子的消息很快传遍全乡后，闲言碎语也随之而来，有人说丹丹的行为作风不检点，有人指责丹丹的母亲没有教好女儿。一家人告诉本刊记者，一个多月过去了，他们还是不敢出门见人。

大山深处，笼罩在云雾中的采云乡，这里海拔约2100米。(金海摄）

不到60岁的父亲体格精瘦，两只圆眼略微向外凸，手边不离香烟和打火机。面对来访的外人，他双臂互抱，跷起二郎腿横瘫在沙发上，“我的女儿已经受害了，她的前程已经毁了，我只能相信正义，不会放弃让贾文和赔偿”。当谈到“作为监护人，为什么没有注意到丹丹此前怀孕的征兆”这个问题时，他扯高了嗓子：“她穿的校服那么大怎么能看出来？我们农村，对娃娃没有那么在意的。”母亲则在一旁的板凳上端坐，双手交叠，双目低垂，眼皮肿胀。丈夫说起女儿的事时，她只看着，从不插话。

其实，村里人都知道丹丹的身世——她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儿。丹丹出生时，这座大山里的村镇还没有修通公路，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还十分严重，丹丹的亲生父母想要一个男孩，决定将她遗弃。幸而被现在的母亲得知，这个朴素善良的女人认为“每个生命都应该有活下去的权利”，于是将丹丹带回了自己的家。此后，亲生父母和丹丹再没有联系，这次宿舍产子事件发生后，他们也不曾露面。

收养丹丹的这个家并不富裕。按村里人的说法，养父好赌，总想着变卖东西换成钱，撒到牌桌上；养母多病，干点农活就直不起身，靠一天三顿药维持日常生活。家里唯一的收入靠几亩玉米地，和山间野生生长的菌子、竹笋，直到丹丹的哥哥前些年外出打工，整个家庭才有了每月几千元的固定收入。

2014年12月21日，昭通的一个山寨，两个女孩正在焚烧土地中的玉米杆，为来年的耕种做准备。（黄豆摄/视觉中国供图）

在丹丹哥哥的讲述里，这个家庭中，父爱是绝对缺失的。从他自身的经历来说，小学没读完，父亲就切断了他的学杂费用，因为在父亲的观念里，养孩子的作用是增添劳动力、创造收入，而不是花钱上学。丹丹哥哥十几岁时，就只能靠自己割山上的竹笋卖钱，换一点学杂费，磕磕绊绊读完了小学。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丹丹，父亲则更加冷漠。尽管母亲尽量疼爱丹丹，但能提供的庇护也十分有限——与父亲暴躁易怒的性格相比，母亲淳朴、隐忍，从未上过学，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镇上，在这个家中，她没有话语权。

学校

从丹丹家驱车20公里便到达采云乡。近10年来，由于镇上青壮年大多出去务工，采云乡一条主干道上，约80%的商铺都拉下铁门帘，只有采云中学附近的一些饭店还在营业，一个店铺老板告诉本刊记者，现在镇上的生意90%都是围绕学生。几乎空心的乡镇如今除赶集外，唯一的功能便是采云中学了。

作为采云乡的地标性建筑，采云中学建筑群的楼体都被刷上了新漆，实验楼、篮球场、操场和看台等设施一应俱全。如果不看楼宇外环抱的青山，学校外观和城里的公立学校没太大差别，是镇上唯一带着现代和热闹气息的小世界。当音乐铃声打响，学生们涌出教室，或倚在教室外的看台上，或三五成群进入操场时，沉寂的整条街道仿佛也跟着有了生气。

当地一名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蒋子荣告诉本刊记者，采云中学所在的县城2020年才实现脱贫，是云南省最后一批脱贫的县城。由于深知教育对大山深处孩子改变命运的重要性，教育一直是当地政府近些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脱贫”的重要指标。在全县，教育局是最重要的行政机构，县财政约三分之二的支出都用于教育，甚至举债修建学校。自2016年起，这里几乎所有学校都经历了一轮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翻新，很多教室才有了正式的桌椅和黑板。在此之前，不少山区的学生只能自己带板凳、用木板搭在石头上作课桌上学；操场不再是石子和土堆，而是有了塑胶跑道；旗杆也不再是用竹竿拼接的；很多学校还有了电子化的教学设备，“去每个乡镇或村庄溜一圈，当地最好的建筑一定就是学校”。

除了硬件设施，当地狠抓教育的另一个措施是让所有学龄孩子都进学校。2012年以来，云南省在全省范围内实施“控辍保学”，保证所有适龄儿童和少年都能入学、接受义务教育。几年内，采云中学的在校生由几百人陡增至1700人，每个年级大概有9个班，每班60来人。每到中午和晚上，穿着夹克校服的学生们在街上或端着盒饭边走边吃，或三五成群地游荡，是整个乡镇的热闹一景。

从乡镇到县城，背着书包的学生在街上随处可见。(金海摄）

学生们很多是留守儿童，长年和父母分离。在外打工的父母对孩子的劝诫几乎是重复的一句话“我们在外面这么辛苦，就是为了你好好读书。”但对不少没有读书天赋也没有兴趣的孩子来说，打工返乡的年轻人穿着的名牌、带回的城市故事，比校园更有吸引力。在不得不留在校园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制造的混乱可能比学到的知识更多。

一位村民告诉本刊记者，自己的女儿就读采云中学时，常常反映学校的氛围混乱：由于学校非封闭式管理，很多不学习的学生整日和街上的混混厮混在一起，以“宗族义气”为名打架斗殴，有的学生甚至会打老师；在学校里，男学生对女教师污言秽语的情况也并不罕见，还有老师和学生谈起恋爱——那位老师后来被开除；家长对老师也不算恭敬。有一次，一个老师因为教育学生引起家长不满，被家长找人打了。从采云中学毕业时，这名村民的女儿中考只考了200多分，后来花钱到城里的私立中学复读，成绩翻倍提升，考上高中后成绩也排名靠前，“上大学不成问题”。但在当地，像这样有条件或意识送孩子去城里上学的家长不多。

在并不优越的学习环境里，丹丹的成绩总是班上前三名。同学杨婧告诉本刊记者，丹丹是那种不怎么说话但学习非常努力的女生。在班上也有一定威严，曾被老师委任纪律委员，管理全班的纪律，谁上课迟到或说话，她会生气地惩罚，在杨婧心中“凶得很”。但回到家里，她总是安静懂事。嫂子记得，每次放学回家，丹丹都不用大人督促，自己主动做作业；做完作业就帮母亲做农活、帮嫂子带孩子，勤快得很。

嫂子告诉本刊记者，她和丹丹哥哥商量过，不管经济条件再困难，都至少让丹丹读到高中，成绩好的话就继续读大学，考不上大学也至少读一个职业技术学校，这样进入社会，还能有个一技之长。但自2021年夏天之后，原本充满希望的“读书改变命运”道路被打断了。

遥远上学路

从上小学开始，丹丹就需要乘车上学。

采云乡高山草甸葱茏茂盛，村民自古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为减少牧地纠纷，邻里房屋总分散在乡野四处，一个行政村面积很大，往往覆盖多座山峰。但山村的教育资源却非常集中：初中只有乡镇上的采云中学，村里的小学也只有一所，在石廊村村委会附近。根据村民的说法，原本，各村民小组有自己的“私塾”，孩子们每天自带板凳，到方圆几里地学历最高的村民家里上课。所谓“学历最高”，一般是指读完小学或者上过初中。这些年，当地政府取缔“私塾”，在每个村子设立中心小学，为的是集中教学资源，让孩子们接受更正规的教育。但对丹丹来说，这意味着她的小学离家有6公里多的山路，到初中学校则有20公里。

昭通某县一乡村小学（裘星摄）

村民贾文和是这条线路的“专营”司机。尽管石廊村到采云乡之间的公路于2012年修通后，当地政府与车辆公司合作，开通了往返于村镇的营运车辆，但这种官方营运车每天只有两班，且凑不满一车人就无法发车，另外，这种车辆的发车点只在村委会附近，各村民小组的人家走到村委会也要一两个小时，村民进出并不方便，因此村民们更愿意选择贾文和的车辆。贾文和的朋友欧大鹏告诉本刊记者，贾文和做生意很勤奋，村民想坐车只需打一通电话，哪怕只有一个乘客，贾文和都会专程送一趟。除了去乡镇赶集的村民，他的乘客大多是往返学校的学生——临上学时，住在附近的孩子们通常在贾文和家门口的交叉路口集合，单程收20元，车上添几个小板凳，一车能载七八个学生。

在哥哥看来，能乘车上学的丹丹已经足够幸福。十几年前他读小学时，上学的路多是村民用双脚一步步踩实或用石制器具一锹锹夯平的，每天上学，他总是天不亮就出发，和住在附近的小朋友结伴，交替点燃手中的柴火照亮。昭通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形成了高山与峡谷并存的特点，山中险峰陡而密集，孩子们常常不得不拉住树藤才能爬上山崖，从家里走到学校，总要走两个小时。

尤其到了冬天，高寒天气和常年雨雪让上学更像一场历险。即便这些年乡村路网扩建，水泥路通到了大山深处，当地孩子上学仍然很不容易。几年前，附近村庄一个上学的男孩，因为一张到校时头发、眉毛、睫毛上都覆满冰霜的照片，传遍了互联网，被网友们称为“冰花男孩”。当时这张照片被舆论解读成一个充满喜感的励志故事，山区孩子上学的艰难被互联网上的笑声淹没。事实上，在其背后，散落深山的村庄与学校间的地理距离，一直客观存在，也很难消弭——从社会治理层面，在乡镇集中资源建立中心学校，是当地政府集中优质教学资源、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最优解”；但另一方面，无论是走路还是乘车，上学路途的遥远，增加了孩子们的危险。多年来，附近山区的学生在上学路上掉进河里或滑下山坡的事故并不罕见。对丹丹这个青春期女孩来说，她的危险则是上学路上的面包车司机。

《念书的孩子》剧照

贾文和今年36岁。在村里劳力大量外出的背景下，他是为数不多还留在村里的年轻人。在一段与妻子的自拍视频中，贾文和看起来皮肤白皙、面相斯文，在镜头前边开车、边浅浅微笑，妻子则在身后扶住他的肩膀，随着音乐摆出各式搞怪表情，单看视频，人们会觉得这是一对幸福的小夫妻；在村民印象里，贾文和的形象也大多是“温柔、老实”，“你说一句话，他就回你一个微笑那种”。没有人将他同“强奸犯”联想到一起。

一名接近两家的村民告诉本刊记者，贾文和的性侵行为也并非全靠暴力。在他与丹丹三次发生关系期间，有时打麻将赢些钱，他会偷偷塞一部分给丹丹，让她在学校附近买零食吃；还有村民曾看见，去年小升初考试前后，贾文和在送丹丹来镇上时，还带着丹丹去营业厅办理了手机的电话卡。这种表面的恩惠和成年男性的“关心”，是缺少父爱的丹丹成长过程中匮乏的情感。因此，当警方刚开始调查案情时，贾文和的说辞一直是“双方你情我愿”，直到后来他才承认，“至少第一次是强迫的”。

性观念危机

接近分娩的最后一个月，宽大的校服也很难遮掩丹丹身体的变化了，尤其对相对亲近的女同学来说，丹丹的“肚子”成为女同学间的秘密话题。杨婧记得在一个课间，丹丹的舍友偷偷对她说：“丹丹的肚子现在变得很大，我们都觉得是怀孕了，但又不确定。”杨婧感到很惊讶。“怀孕”对她来说是一个抽象的生理名词，知道有这种事实存在，却无法切实地理解和把握，更无法和身边的同龄人建立联系。

“可能只是胖了。”她反驳说。

“但胖的只有肚子，脸没胖。”那位舍友说。

分娩发生前，类似的讨论在班里女生之间频繁发生着。丹丹的肚子就像“房间里的大象”，女生们都注意到了，但她们既不敢直接去问丹丹，也不敢告诉班主任——班主任是一位未婚的男青年，甚至不敢相信它的真实存在。直到丹丹分娩后，杨婧才意识到之前关于丹丹的传言是真的，“我不懂得怀孕是怎么回事，之前也没听过谁怀孕，所以一直都没当是真的”。

《韩公主》剧照

2021年，来自北京的冯小奇曾在云南一所山村小学支教近一年时间，教不同年级的8个科目：语文、英语、音乐、美术、体育、信息技术、科学，以及性教育。在一个毕业班上，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她布置了一个“交换秘密”的作业，让每个人写出一个“不能和家人说的小秘密”，然后上交。在办公室看到纸条时，冯小奇忍不住心疼地大哭——一些学生在纸条上问，自己和十七八岁的哥哥睡在一起，会不会有宝宝？还有些女孩有过性行为，却并不明白那意味着什么……

冯小奇发现，在落后的乡村，女孩在性方面得到的保护很少，很多女孩过早地经历了性。一位在乡村中学支教的同事告诉她，学校里有女生上着学，就突然请假说自己预产期到了，要回家生孩子，而学生家长也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在附近村庄家访的过程中，她发现有大约一半学生的妈妈，都是在14岁左右生的孩子，18岁以前生产的则比比皆是。

与过早有性体验相对，山村女孩对于性知识的无知又超出冯小奇的想象。一次，班里一个女生月经初潮，肚子很痛，裤子上洇了血被班里的男生嘲笑，冯小奇才知道这个女孩父母在外打工，没人和她讲月经是什么，她更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还有女生在月经期间依然跑步、吃凉的食物或用凉水洗头，没人告诉她们该怎么护理；一些一、二年级的女生没有性别意识，赤裸着上半身就走在村里或者拍摄快手视频；还有一次，她在和班里一个谈恋爱女生的聊天追问中，才得知女生已经好几个月没来月经，还经常肚子疼，但女生并不懂这意味着什么。冯小奇不得不在课程的编排中，加入一些原以为是常识性的东西。

山村教育中性安全教育的缺位，在冯小奇看来，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家长的漠视甚至家长本身的性观念就不太正确。因此，学校提供性安全意识的科普就非常重要。但在当地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蒋子荣告诉本刊记者，在山村学校进行性教育还是件相对遥远的事情。

《留夏》剧照

这些年，“控辍保学”政策的实施、基础设施的跟进以及村庄条件的改善，确实增加了山里孩子靠教育走出大山的可能性。在石廊村，自2013年起已经陆续有十几个孩子考上大学，但是，在学校设施、考学成绩等“硬实力”背后，学生的心理素质发展、安全保护意识等“软件”，还是山村教育发展的第二课题。近些年，在安全教育上，当地教育部门开展了“宪法进校园”活动，所联合的公安、公检法人员会针对一些学生常见的打架斗殴、三无车辆等问题进行法律法规宣讲，一些人员也会提到一些性犯罪知识，但距离真正的性教育还有很大距离。

蒋子荣告诉本刊记者，乡镇学校实施性教育的困难很多。首先，标准化性教育课程的边界和尺度并不容易把握，“青春期的学生容易被外界诱惑，如果通过性教育让他们过早知晓并发生性行为，也是主流教育所不提倡的事”。他提到一个曾经在性教育方面比较“先锋”的案例，那所学校在校园里放置了安全套自动取用装置，学生可以免费取用，但也招致了广泛批评，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提倡了学生性行为，也和学校以学习为主的氛围并不相符。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山村学校的师资质量难以保证，有些教师也许自己都无法意识到性安全教育的重要性，更难以将其讲得专业、清楚。而这方面有经验的专业老师，往往又很少来到乡村。

创伤

丹丹的嫂子告诉本刊记者，分娩后，在母亲的照顾下，丹丹的身体恢复得不错。采云乡乡政府也指派了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对丹丹进行心理疏导。据丹丹爸爸透露，政府还许诺，如果丹丹想继续上学，省内的任何学校可以任意选择。

但心理康复比身体恢复艰难得多。丹丹目前不愿意见人，也不爱说话，来探望的村干部都被她轰出屋外。房门稍微打开一点，她都会表现出反感，有时还会对母亲生气，嗔怒母亲没关好门。家人给丹丹办理了休学，他们说，目前只能等丹丹自己慢慢接受事实，再作下一步打算。

在常年做受伤害儿童保护的社工组织志愿者李可欣看来，丹丹的症状是典型的心理创伤。她提到一本心灵疗愈书籍《身体从未忘记》，作者作为精神治疗师，在所接触的诸如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同类型的危机创伤事件中，发现来自家庭的创伤、包括熟人之间的性侵，是最难康复的。作者还提出一个重要观点：童年所遭受的精神创伤会损害大脑的功能区域，难以磨灭，“受创的人对于一般的事件也过度警戒。他们的反复受挫行为，并不是因为欠缺正确观念，或者意志力薄弱，或性格有问题，而是脑部系统已经被改变”。

《素媛》剧照

李可欣曾对几例被性侵的未成年少女进行了一对一帮扶。她告诉本刊记者，帮助这些女孩的过程非常困难，女孩“能顺利走出伤害，拥抱新人生”的圆满叙事更少之又少。被侵害后的女孩往往会走入两个极端——一部分会对异性十分排斥，甚至没办法和任何人发生皮肤上的接触；另一些女孩则可能不停地寻找亲密关系，对性无所顾忌，以至反复“被性侵”。在跟进这一类女孩的过程中，李可欣总是愤怒又无力，“眼睁睁看着孩子越走越远”。

一项“童年逆境体验研究”（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ACE）显示，早年遭受忽视或虐待的女性，成年后遭受强暴的可能性是正常人的9倍，这种重演创伤的现象也被弗洛伊德形容为一种“强迫性重复”。李可欣解释，从心理学角度讲，这类女孩被侵害后往往表现出对性以及对自己身体的不在意态度，让自己在认知上轻视曾经受到的伤害，潜意识是希望自己能更好受；另外，这些受到侵害的孩子，从原生家庭所能获得的关爱大多很少，新的亲密关系所能提供的金钱或情感上的支持，对她们来说都是一种慰藉；她还提到“皮肤饥渴”症——孩子如果小时候很少得到来自母亲的爱抚，肌肤就会一直处于饥渴状态，尤其是体验过亲密接触后，生理上就会一直渴望亲密关系中的爱抚。

但也不是只有黑暗的结局。李可欣还接触过一个案例，那位女性讲出自己的故事时已40多岁。她在年少时被侵害后，也曾放纵自己的性，用肉体的刺激麻痹心灵的痛苦，后来接触心理治疗，才慢慢走出来，直到能坦然分享自己的遭遇。李可欣说，这个案例能走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女孩一直坚持读书，之后也有自己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