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急诊科工作的医生想要去死
2021-04-08 星期四
我们医院的精神心理科在一楼，诊室门口的侧边挂着长方形的牌子，蓝底白字，朴实无华。诊室外的病人寥寥无几，医生胜哥正在跟一个抱着宝宝的妈妈交谈，宝宝红扑扑的脸蛋上挂着两抹鼻涕，好奇地打量着我。窗外的清洁工拿着水管，清澈的水柱朝花坛喷涌而出，在春夏的早晨闪闪发光。「进来吧，洛衡。」胜哥结束上一位患者的谈话，喊了我一声。我对他打个招呼坐下，两只手紧紧地抓住膝盖。诊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壁挂的空调嗡嗡作响，冷气一阵一阵地吹到我的脸上，诊桌上散乱地放着处方笺、笔和鼠标，还有一盒拆开的曲别针。「想自杀」几个字在声带边缘打了个囫囵，没吐出来，喉咙里像被塞了一团棉花。作为一名经常鼓励别人倾吐心事和烦恼的医生，当我自己也需要倾诉的时候，竟然卡壳了。也许过了几秒钟，也许过了几分钟，也可能有一个世纪那么长，我舔了舔干涩的嘴唇，艰难地吐出几个字：「我……我可能……想自杀。」他点点头，身体前倾，双肘顶在办公桌上，双手交叉在胸前，语气平静：「什么时候开始的？」「昨天中午。」我告诉他。喉咙里的棉花似乎被取走了一些。昨晚的夜班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扪心自问，病人不算多，但下半夜间断来三四个病人，已经足以让我无法入睡。临下班前还来了个麻烦的清创，对于我这个已经丢开外科手艺三年的医生来说，实在是个挑战。刚好同事接诊了一个需要抢救的病人，帮了会忙才离开科室，回到家时已经早上十点。勉强吃下早餐，拖着虚浮的脚步，把自己丢进床铺，柔软的被褥像一个黑洞一般，扯着我不断下沉，每一根神经都在渴望坠落，坠落到没有知觉的终点。但我失败了，不存在的绿色 QRS 波形在视网膜上跳动，监护滴滴的报警声在耳畔作响，头皮里仿佛被嵌入了滚动的玻璃渣，疼痛的频率与心跳相当。胃里的食物像一块石头堵在嗓子眼，似乎在等待逃离的时机。「把尿管拔了好吗？」这时，母亲倚在卧室的门口问我。母亲五十多岁，自从进入围绝经期就经常有各种身体不适，难以入睡，容易失眠，简而言之，有点更年期综合征。在父亲过世之后，这些情况变得更为严重。她已经受痔疮困扰很多年，几乎到了寝食难安的程度，这次终于下决心要做 PPH，手术很顺利，术后母亲恢复也还算可以，就是在出院后再次出现了尿潴留，我给她重新留置了尿管，让她间断夹闭，锻炼排尿，观察三天后再拔除。今天是留置的第二天，但她已经使用且不限于「我觉得我已经好了」、「我看拔掉应该没问题」、「要不就拔了怎么样」的方式，询问了我很多遍。我忽然很想大喊大叫，想要骂她为什么总是不听话，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为什么我这么累了还要来烦我。然后我的眼神落在手里的药袋上，里面还有十颗白色的小药片，一个奇怪的声音在耳边低语。「要不全吃了吧？这样就可以远离这个令人烦躁的世界了。」也许是几十年来作为「人」而存在的求生惯性阻止了我，我没有这么做，而是硬梆梆地对母亲丢下一句话：「明天再拔。」便径自回到房间，关门睡觉。翻来覆去许久，终于勉强入睡，经历一堆混乱又无序的梦境，最后被一位陌生患者的电话吵醒：「医生，我要找你开降压药，你在不在医院？」我强忍着困意，告诉他明晚来急诊找我，他说好之后便挂了电话。又瞪着天花板看了许久，我才忽然意识到——自己刚刚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我当时正在准备吃艾司唑仑，因为睡不着，然后产生了想把药一次性全吃下去的冲动。」我这样回答胜哥，但没有说得太清楚。对平时自诩阳光、温柔又耐心的我来说，「出现了自杀冲动」这件事不但不可思议，还有难以形容的耻感，仿佛一个整天炫耀自己酒量如牛的猛男，败在了一瓶小小的菠萝啤上。但作为一名医生的理性提醒我：自杀冲动出现一次，就有可能出现第二次；即使第二次我没挂，那第三次、第四次……只要有一次没扛过去，就会对我身后这个小小的家庭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压力都是有源头的。」胜哥轻轻敲了敲诊桌：「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最近的确发生了很多事情，但一切的源头，也许要追溯到五个月前。五个月前，我接到医院的通知，由于急诊科缺乏人手，我需要下去支援半年。尽管这件事在三月初就已经有了风声，领导也「不经意间」跟我提到过几次，但一纸通知真的摆在面前的时候，我还是慌了。不是因为技术上的问题，也不是因为薪酬的减少，而是因为急诊科包括主任在内只有五个医生，排班实在惨无人道。周一至周五，夜班、倒班、24 小时出车班、倒班，白天的门诊班由主任负责；周六、周日主任休息，那么我们就需要上 24 小时班，一个负责白天门诊+夜晚出车，另一个负责白天出车 + 夜晚门诊。夜班的时间是下午五点～次日八点，车班的时间是早八点～次日八点。这么算下来，如果我排到周一的出车班，那么这周的工作时间将达到 87 小时。按 4 周为一个大轮班来算的话，每 28 天，我就要上 14 个夜班，工作时长至少 291 小时。而当我在内科的时候，有四个一线医生值班，工作时间以四天为一个周期，每 28 天只需要上 7 个夜班，总工作时长起点是 227.5 小时，还有每 28 天一次的放风班可以双休。但这也还好，我安慰自己：我们是基层医院，急诊科并不算太忙，夜班应该可以休息，出车应该也没那么多，第二天下班还可以甩手就走，还行吧。
夜班就诊病人的确少，但下半夜间断来两三个就别睡了；出车的量也不大，但下半夜出两次就基本到天亮。一些患者需要检查，做了初步处理后还得等待结果，一些患者病情较重，还得处理后请会诊收住院，更别提需要抢救的那些。人也不是机器人，患者来了就开机处理，患者走后就关机休息。每次当病人离开急诊，我还会忍不住在脑海里复盘：我的诊断正确吗？有没有漏掉了什么？他还会不会进一步加重？如果回头再来，我该考虑什么？这种焦虑几乎贯穿了我在急诊值班的所有时间，以至于大部分的夜班，我基本都是处于通宵的状态。频繁的夜班令我精疲力尽，可急诊除了夜班，还有另一种焦虑，如影随形。接到出诊电话时是凌晨一点半，接线员报的地点是医院门口不远处的丁字路口。我匆匆起身，快步穿过无人的急诊通道，和护士一起钻进救护车里。趁着司机发动车辆的时间，我拿起出诊单，上面有本次出车的事由「外伤」。用值班手机呼叫对方，电话里却传来一个温柔又冷静的女声：「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 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这时救护车已经开到了目的地。我打开车窗，探头出去四下张望，别说车祸了，连车都没有，柏油路上干干净净，只有路灯投下的苍白光影。
是报的假警吗？我不太确定，但深夜车祸往往跟酒驾脱不了干系，报警的人未必意识清醒到足够说清楚自己的位置。「要不我们从这里兜一圈看看？」我决定请司机开进路口深处。看来真的是报假警，我拿出手机，准备打 120 汇报情况——手机忽然响了。值班护士的声音冷冷地传来：「120 那边说对方报的地点错了，还有联系电话要换一个，你记一下。」我默默挂掉电话，用新的号码联系上对方，终于来到准确的地点，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我从窗外观望了一下，一辆小型货车停靠在路边，似乎没有看到伤员，地面上没有看到残肢断臂，也没有脑浆或内脏溅射的痕迹——如果你也曾在高速公路上看过拖了五十米的脑浆，大概也会养成这种观察的习惯。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站在货车旁，拼命地朝我挥着手，我跳下车，快步跑到他们身旁。男人指着车后面：「刚才一个人开摩托车撞在我们的车后边，头上流了很多血……然后跑掉了。」我绕到车后面，看见了倒在地上的一辆女装摩托车，车头灯已经完全碎裂，后视镜的铁杆扭曲成一个「＜」，马路上到处都是闪闪发光的玻璃碎片，黑黢黢的路面上有一滩还没完全干涸的暗红色血迹，分布上不像是喷溅状。就这个出血量来看，大概还不至于休克。还能跑路，说明下肢、骨盆和脊椎暂时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意识估计也还算清楚。小货车后边凹进去一个小坑，看上去损害不算严重，中年男人看起来有些紧张，我问：「你们报警了吗？」他点点头。看来警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我问清楚伤者跑路的方向，交代他们在原地等候警察，便回到救护车上。「拐进去看看吧，别到时人死在里面了。」我拍拍司机的肩膀，指了指伤者跑进去的路口。路口里没有一丝光亮，救护车的红蓝闪光像是暗夜里孤独的萤火，我一度产生了错觉，仿佛我们正在进入没有尽头的黑暗深渊。路边忽然浮现出一个人影，犹如礁石露出水面。他双手抱头，上身前倾，和水平面呈 45° 夹角，没有仰望的忧伤，只有捂头的颓丧。我跳下车，走到他身旁，一股混合了血腥和酒精的气息扑鼻而来，我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你好，我们是 120 的，现在要接你回医院看看，检查一下，处理处理伤口。」跟他打了个招呼，趁机喘了口气，我拨开他的手，拿着手电筒在他头上照了照，只看到满头的血块，和头发糊成一团，根本找不出哪里是伤口。不过，看上去倒没有活动性出血的迹象。「你流了这么多血，伤口需要处理，头上受伤了，还得看看里面有没有问题啊，待会要是脑出血，可是要命的！」我语气重了一点，但又担心他的伤情，便换上温柔的语气宽慰他：「钱也不用现在交，先去医院处理一下嘛。」交锋了几个来回，他还是不肯去，我实在无法可想，只好先给他包扎了头上的伤口，拿出知情同意书：「那你签个字吧，证明我们来过，你自己不愿意去。」签完字，临走之前，我再三叮嘱：「你就算不要我们的救护车，也一定要去医院处理一下啊，去哪里都行，知道吗？」他的脑袋晃了晃，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清楚了没，但我们既没有强制患者治疗的权利，也没法在这里跟他干耗着，于是我们上车，打道回府。路过小货车的时候，我还专门跳下来，跟货车的车主说明了情况，告诉他们，如果需要的话就再打 120。事情还没有处理完，说不定还得再出一趟。我忐忑不安地在急诊办公室里坐了半小时，直到护士催我去睡才离开。一老一少两位警察正围着患者，你一言我一语，循循善诱、威逼恐吓，看上去，这样子的拉锯战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可患者却依然不肯上车。年轻的警察火了：「今天你不去也得去！」说完便和年长的警察一起，生拉硬拽，愣是把患者押上救护车，牢牢地摁在了担架车上，护士和我迅速跳上去，把车门焊死，啊不，把车门关上。警察们把患者押到清创室的诊床上，交给我们一个电话号码：「这是家属的电话，接下来就辛苦你们了！」他们挥了挥手先离开了，剩下我，护士，和一个醉醺醺的、没有家属的、弄丢了鞋子和手机的可怜伤员。我帮他清洗伤口，他喊：「我的鞋子呢！把我的鞋子还给我！」我拿来缝合包，他喊：「我的手机呢！把我的手机还给我！」「你的伤口很大，又很深，整块头皮都离开骨头了，必须得缝！」「我不要缝！把手机和鞋子还给我！」他顶着满头横流的消毒液，一个鲤鱼打挺，径直跳下诊床。「要找就找警察拿去！」我一时控制不住，吼了一嗓子，众多敏感词涌到嘴边，只能化作一句温柔的问候：「你不缝也得先把头包起来啊……」双腿有点发软，脑袋上也开始冒出虚汗，胸口有点闷闷的。我丢下手术器械，脱掉手套，拖着腿走出了请创室，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一屁股坐下，底下的充气钢管发出一阵抗议的滋滋声。患者穿梭于清创室和办公室之间，一会儿寻找失物，一会儿叫我给他结账，一会儿跟我吵架，恰似一只被关进瓶子的无头苍蝇。南方夏日的天色总是亮得很早，我望着窗外深蓝色的天空，双耳嗡嗡作响。护士终于联系到了伤者的母亲，一位已经六十多岁的老人，因为没有便车出村，可怜的老人等到六点多，才骑上单车，颤颤巍巍地来到急诊科。阿姨说家里有两个幼儿，媳妇得在家照顾，老伴因为脑梗塞瘫痪在床，也需要有人看着，所以只好她自己过来。她一边哭一边劝，可他依旧桀骜不驯，像一只骄傲的公鸡。他不知道第几次来找我吵架时，我终于忍无可忍：「你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鬼样子？你妈妈年纪这么大了，还有高血压，还要一个人赶这么老远来这里看你，如果你还有一点愧疚，就立刻我躺下来把伤口给处理了！也许是酒精的作用开始消退了，也可能是被我忽然的爆发吓到了，他终于老老实实躺上诊床，接受治疗。抢救脑出血患者的时候，新来的过敏病人过来吵架，说不先帮他处理，当着所有家属的面口出恶言。许多人似乎忘了，面前这个急诊科医生，他也是有家庭的。孩子每天早上八点要上学，四点半要接放学，要准备晚饭，要给他洗澡，陪玩做作业，还要做家务。在母亲手术之前，这些工作都是由她一手包办，而她生病之后，这一切就落到了我和妻子的身上。母亲做手术的这段时间，将我们的辛苦都看在眼里，其实，她之所以那么着急拔尿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要帮我们分担家务的压力。然而，即使我知道这个事实，我却依然忍不住在母亲不断的询问下，产生了难以遏制的抵触和烦躁。那名下午三点打电话来的患者，他挑的其实是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不会打扰对方的时间；急诊里患者和家属的焦虑，往往来自于他们对病情的恐惧；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的我，也本应承担这些由职业特质带来的压力；作为父亲、丈夫和儿子的我，必须要成为坚实的臂膀、避风的港湾。崩溃于自己原来没有那么坚强，崩溃于自己原来没有那么乐观。崩溃于一个、几个、一连串没有办法入睡的下夜班，和夜班。我未如此确切地体验到，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的脆弱，脆弱得令人绝望，只需要一点点风波，就足以摧毁原本看起来稳定的一切。「我觉得……可能是急诊的工作太忙了，最近家里的事情也比较多，所以……」往事一幕幕如波涛从心头掠过，但我的声音却慢慢稳定下来，甚至还带上了点笑意。胜哥又问了一些问题，然后在处方上刷刷刷地写下一些药物，递给我：「先吃些药吧，别随便停，你可能有焦虑，还伴有一些双相情感障碍的趋势。」「吃这些药应该不会影响你上班。」我起身告辞的时候，胜哥补了一句。窗外，清洁工关掉了水阀，管子里不再喷水，花坛里的绿叶上有水珠，闪闪发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