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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时期，爷爷工作的大连机车车辆厂在西安建设分厂。厂区坐落在西安市西郊的“三桥”，再往西就是大片的农村土地。工厂主要从事铁路罐车、客货车修造以及铁路车辆配件的生产经营业务，是全国当时唯一拥有设计、制造主导权的铁路罐车定点企业，也是西南、西北最大的铁路客车和火车修理厂家。
1966年，爷爷奶奶随厂来到了西安安家，次年我爸出生，两年后又有了我姑。之后奶奶便常年在家忙活着照顾孩子，只有爷爷出去上班。爷爷在厂里做电工，每月工资43块9，厂子发展蓬勃，效益可观，到了70年代末，工资涨到了80多块，在当时来说也不算少，但架不住要养活一家四口人。
家里条件有限，我爸还曾被送回大连老家托亲戚照顾，直到9岁才又回到西安和爷爷奶奶团聚。奶奶后来在车辆厂托儿所做过临时工，主要在厨房帮忙做饭，没有编制，时间也相对自由，不用天天都去，直到1978年，才找了份在西安市三桥木器厂做库房保管员的正式工作。
一家人就住在厂里分的筒子楼里，每户自带厨房，厕所3家共用一个。这楼又被称作“大连楼”，住的都是从大连一起搬来的职工家庭，互相知根知底，经常走动。因为奶奶不在工厂工作，爷爷就只算是个“单职工”家庭，失去过多次涨工资和分房子的福利，遗憾了很多年。
听我爸说，那时炼一方猪油可以吃很久，猪油渣更是珍贵无比，是爷爷独享的下酒菜。孩子难免有贪嘴的时候，家里的白糖被锁在柜子里，我爸和姑姑总是会想方设法撬了锁头，偷出白砂糖撒在纸上，整张脸埋进去吃，等被大人们发现后再挨好一顿打。
在他读书那会儿，放了学的小孩子们都是没边没沿儿地出去玩，顺便“打打牙祭”——拿弹弓打了麻雀，穿成一串烤了吃；去别人家地里偷西红柿，被农民伯伯抡着锄头在后面追；为了摘几颗酸枣，下到荆棘丛里去，扎了一身一手的刺。我常听他念叨那时候的白糖真好吃，麻雀真好吃，西红柿真好吃。
我爸从小到大从没考虑过什么未来和规划。对于当时的厂子弟们来说，进厂就是唯一的出路，家家都如此，没有例外。他高中毕业后去新疆当了3年兵，回来时正赶上厂里“新旧交替”，顺理成章地接了爷爷的班进厂工作。姑姑也是一样从“子弟”变为了新一代工人。
爷爷退休后，和奶奶一起搬进了厂里新盖的单元房。房子不大，但居住条件相比之前的筒子楼好了很多。
打我记事起，爷爷奶奶和邻居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友好互动。左右邻居，楼上楼下互相见了面，都是一脸的亲切，家里蒸了槐花、炸了带鱼，奶奶也会给邻居家送一些。那时人情浓，即便是后来搬走的邻居，逢年过节也都还会互通个电话。每年大年三十晚上，在不间断的鞭炮声中，奶奶总是抱着电话打个不停，大声问候，“老邻居！老姊妹！过年好哇！”
我小时候有次去爷爷奶奶家玩，直等到下午才看到奶奶回家。我问她去哪儿了，她答，“楼下余老太太早上死了，我去帮她穿老衣服”，语气非常平静，像是在说去谁家串门做客一般平常。
我跟余奶奶没太多交集，只记得她独自住在奶奶家楼下，头发花白，脸常皱成一个核桃，从她身边经过时总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樟脑味。每次我碰见她时都会问声“余奶奶好”，她眯缝着眼睛，笑而不答，只点点头。她丈夫早死，只有一个儿子，那个叔叔有半面脸长着红色的胎记，跟我爸认识，也在厂里工作。
奶奶照旧忙活着她要干的家务活，又问了我一句，“过两天余老太太拉去火葬场，咱一块去看？”见我直摇头，奶奶便转身进了厨房做饭。我知道奶奶肯定是要去看的，她大概给很多人穿过最后的那件衣服吧。
长大后我和爸爸走在路上时，常会偶遇陌生的面孔。我一概不认识，只管跟着爸爸一起问好，等人走远了再打听是谁——十有八九都是奶奶家之前的老邻居们。我爸眉飞色舞地说着，谁家的谁谁那时候烫一个飞机头，最爱打麻将牌，经常又和谁谁凑成一桌。对话的结尾他总是说，“你不记得啦，你小时候她还来看过你呢”。刚打过照面的脸已经模糊不清，我时常茫然地想上好半天，脑海里也搜寻不出有关对方的丁点记忆。
我印象最深的，只有奶奶家后面的火车轨道。那时，铁路上常还有蒸汽火车驶过，在黑色车身的衬托下，红色的车轱辘显得分外醒目，像一张张血盆大口，远远拉响的汽笛，就是那口中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叫声。小时候的我总被这黑色的怪兽吓哭，长大了才慢慢知道，这条铁路是陇海线的一段，电力火车、内燃机车和蒸汽火车都在上面穿行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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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初代“移民”的到来，西安分厂很快发展起来，工厂附属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职工供销合作社以及职工招待所也陆续配套建立，甚至还有一个专供人们休息娱乐的小花园，厂里人都叫它“小游园”。它们距离工厂都在步行15分钟的距离以内，围绕着工厂形成了一个基本完备的小社会，路上走两步就会遇到一个熟人。
我爸接班进厂做学徒时是电焊工，每月工资58块，后来换了岗，负责天天在厂里开车巡逻。外公和外婆也曾在厂属子弟学校和附属医院工作过，妈妈后来也在子弟小学做了老师，和我爸结婚后，他俩新组成了一个“双职工”家庭，分了房子，自立门户了。
工厂的上下班时间非常固定：早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为方便家长接送，厂属幼儿园和学校每天都是6点半放学。我小时候不喜欢上幼儿园，哭过很多次，我爸也乐得娇惯着我，经常下午5点多就从厂里出来接我，他好像总有办法比别人早出来一点，从厂门口到幼儿园步行不过200米的距离，跟老师通融一句，就能提前把我接走。
“早退”的我们，常站在马路边上，等着看工人们下班的场景：下班铃响之后，工厂大门就像是变魔术一样向左右两侧缓缓拉开，穿着蓝色厂服的工人们骑着自行车鱼贯而出，速度飞快，汇成一股大潮，车铃伴着下班的电铃声响彻整个街道。
不远处家属区，新修的音乐喷泉也会准时向空中射出一道道水花。小摊贩停在路边，2块钱1个锅盔，1块钱4个蒸馍。叔叔阿姨们常在周围的菜市买些蔬果，他们三五成群，或骑着车或推着车边走边聊，有时还顺手从报摊买一份报纸放进车筐里。不久后，蓝色的潮水分散涌入附近的几个家属区里，新闻联播的片头音乐响起时，也是很多人家的晚餐时间。
有时我爸会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一回头就能看见工厂大门在夕阳下缓缓合上。厂门口两栋楼房顶上有一排大字：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那时我识字不多，但这几个字非常简单，手指点着念一遍，太阳就落山了。有时候我爸会给我买一支棉花糖，那种古老的棉花糖机器在小贩手里鼓出甜蜜的风，将糖浆一圈圈吹大，变成和天边的太阳一样的形状，我爸就会说，“太阳都回家了，我们也该回家了”。
2002年我6岁，刚刚上小学，还没有繁重的作业，每天放学后就和小伙伴在楼下玩。家里的大人们下了班都忙着做饭，没人管孩子。家属区楼下总有一群年龄参差的小学生聚在一起，从一年级到六年级，6岁到12岁，大的带小的，玩得不亦乐乎。踢沙包，跳格子，“红灯绿灯小白灯”，我们沉浸于游戏，稍不留心脚下，跑着闹着就会踩到狗屎。
那时候家属区里有的地方还是土路，年纪小的孩子们蹲在路边挖土挖沙子，一抬头一脸的泥。姑姑家的表弟比我小2岁，他家到我家只有10分钟的路，我们经常去他家门口“挖土”，挖出蚯蚓之后就伸手抓起来，顺手埋进家中的花盆，一点也不害怕。后来他家门口修了水泥路没有土了，我们又跑回我家门口继续挖。
我家对门住着一家三口，女儿米妮和我一样大，小学6年里我们一直是同班同学，她经常加入“挖土”队伍，也会和我们一起捉蚂蚱、蚯蚓或者蜜蜂，然后在土堆成的“锅”里“做饭”。
家里缺了葱姜蒜，爸妈就让我俩去对门要一份，哪家家长临时有事不在家，我和米妮也都会主动去敲对方家的门。我们总是穿着差不多的裙子，玩累了就跑去小卖部买1块钱1根的娃娃头雪糕。我从未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后来才知道她爸是我爸的领导，她妈是医院里的护士长。
我家楼上是一对年轻夫妇，叔叔是工厂医院的医生，阿姨是护士。阿姨长得极其漂亮，一度是工厂电视台的新闻主持。我和米妮有阵子经常去她家玩，阿姨还没生小孩，乐得有我们解闷聊天，有时还留我俩在家吃饭。因为有了这两家在医院工作的邻居，我小时候有小病小痛基本不用去那座“四层小楼”（工厂医院），可以在家挂水，就算去医院，也总有邻居找熟人通融。
楼下也住着一家三口，那家的女孩比我大2岁，曾是我妈的学生。我上大学离家之后，有次家里闹老鼠，我爸在家里放了粘鼠板，半夜老鼠被当场粘住后，我妈害怕，面对还在不断挣扎的老鼠，我爸也没有处理的经验，只好去敲楼下邻居的门。据说那家叔叔胆大无比，进我家后抄起粘鼠板就把老鼠“送”走了。事后我妈埋怨我爸太笨，对出手相救的邻居很是感激。
因为在体制内工作，几乎家家户户都严格遵循计划生育政策。守着一枝苗，哪家都是可劲儿供着，童年的我从未在物质方面有过匮乏感。上小学时大家都喜欢用喝空后的饮料瓶当水杯，市面上每出一种新的饮料，我爸就会给我买，我的“水杯”也更换得非常频繁。
暑假的夏夜，家属院里的孩子们会聚集在院子里简陋的乒乓球台前，头顶一盏破旧的路灯，不超过50瓦的灯泡加上破烂的灯罩，支撑起黑暗中唯一的亮点。飞蛾们幽然地飘过来，凝聚在光晕里，那光的边缘轻薄得像一层灰。女孩们穿着塑料小凉鞋，男孩们穿着大红大绿的“大博文”胶底球鞋，你追我躲，嬉戏打闹直至大半夜，等楼上的大人纷纷打开窗户骂人才会各自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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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厂子弟小学和中学在本地的升学率是数一数二的，周边的居民都想把小孩送来读书。小时候经过中学的校门口，常能看到张贴在外的高考红榜，一连串的名字后面写着“上海交大”或者“西安交大”。我那时对于大学没有什么概念，只知道那都是很好很难考取的学校，也曾带着小小的虚荣心幻想过：我的名字以后也能出现在这张红榜上吗？
2007年，我小升初的关口，厂里传出工厂附属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及医院一并划归市里的政策，这意味着这些地方将不再是专属于工厂职工及家属的生活配套设施和机构，任何人都可以来上学、就医、工作。厂里职工一贯将它们称为“咱厂医院”“咱厂学校”，但从此之后，对厂里人而言，这些都不再是“咱厂”的了。
早在正式文件下发前两年，这些变动在厂里已经隐隐露出了些迹象：周边乡、县上很多人都疏通了关系，或是把人塞进工厂捧起了铁饭碗，或把孩子送进了厂属子弟学校。我们这些工厂子弟的父母与老师大多熟识，不认识的往往七拐八绕也能套出一些关系。我们这些从小就在家属院里长大的小孩，父母是老实的工人，按时上下班，拿一份死工资，教育起孩子无外乎“听话”二字，在学校更是如此。但转来的学生，父母或是在本地做些小本买卖，或是早早随着时代大潮南下外出务工，少有管孩子的时间和精力，家里大多是老人带着孩子，那些同学自小无拘无束，操着一口陕西方言，完全不懂普通话，连听课都成问题。
老师们习惯了厂子弟学生们，教起这些转学来的学生们总有些手足无措。他们一般也都不太服管，学校里打架斗殴、惹是生非的事逐渐多了起来，风气急转直下。小学受到的影响不大，但中学的高考红榜却一年比一年难看，“上海交大”在上面早已经年不见，渐渐地，“西安交大”也变得凤毛麟角。眼看着升学率掉得惨不忍睹，各个职工家长都动了心思，要把孩子送到外面的中学读书。
我们中考升学如果想不按学区划分考去外校，是一定要考奥数和英语的。自那时起，家属区里扎堆开满了补习机构，小学生们一到周末就开始疯狂补课。我妈在小学当老师，一早看出了子弟中学的颓势，又觉得家附近的补课班质量都不高，不过是临时搭台找大学生和年轻老师授课赚快钱的。她思来想去，在试听了多家补习机构后，最后为我确定了一家资质过硬、经验丰富的补课班，每周六都陪我穿越整个城市去补习。
那时我家还没有买车，西安也没有地铁，我去补习，往返全靠坐公交。早上8点的课，6点就要起床，坐223路，再转7路。冬天天亮得晚，出门时星星月亮还挂在天上，我妈总念叨，“现在比别人努力，以后一定会比别人收获更多”。冰冻三尺，呵气成霜，我妈带着我披星戴月去上课，颇有些悲壮。
有了这份气氛滤镜的加持，我自然也将我妈的“努力论”奉为圭臬。我常在公交车上大声背诵《剑桥少儿英语》的课文和单词，随着年龄和能力的增长，背诵的内容逐渐升级为《新概念英语》第二册。背诵的间隙，混着汽油味，我将早饭草草解决。上课回来后我还要复习，偶尔楼下有小伙伴喊我出去玩，我妈也会押着我在房间里学习，“别人玩的时间你用来学习，以后一定比别人收获更多”。
后来我的剑桥英语二级和三级都考出了很好的成绩，但当我和我妈再走在街上遇到熟人，对方当众夸奖议论我时，努力又似乎成了一种不值得张扬的品质，我妈每次都只是摆摆手，嘴里直说：“哪有哪有，她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啦！”
爸妈对我的成绩看得很重，任何无关学习的想法都会受到指责。
小学五年级，班里有女生剪了刘海，我觉得很漂亮，在剪头发时扭捏地表示自己也想剪一个。谁料到刘海剪好不久后，我就在一次考试中考砸了，爸妈的批评竟向着那片刘海袭来：“看别人剪了也想剪，小小年纪就学会爱美了，看看考成什么样，剪个刘海剪得心都飞了。” 我不敢作声，心中委屈，却也不自觉地将考砸的原因归咎到刘海上——这个刘海是多么费事，长了还要剪，都怪它挡在眼前，影响了我的考试发挥。那之后，我把刘海用卡子别了上去，只露着一个光光的脑门，甚至还以这样的形象拍了小学毕业照，心里怀着几分疏于学习的自省和破釜沉舟以示决心的悲壮。
六年级的寒假前，我终于被一所重点私立中学录取，我妈这下才放下心。之后表弟也一路沿着我的补课路线学下来，也考取了重点中学。但米妮的父母工作太忙，只让她在家门口上补课班，她的小升初的成绩并不理想。可即便如此，她爸妈也没有让她直接升学到子弟中学，而是想尽办法把她送到了离家较近的另一所学校。
2008年，我妈他们的厂属小学划归市里管辖后，需要重新评级、评职称，调整一系列组织结构和人员变动，为此，整整19个月没有发过工资。中学和医院的职工也陆续面临同样的情况。
汶川大地震刚刚过去，北京奥运轰轰烈烈地展开，宏大叙事的洪流中，这似乎只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刚开始几个月，邻里邻居见面还能把这件事当玩笑说说，甚至憧憬着划归到市里后会不会涨工资。直到1年过去了，始终没有等来收入的老师们才真慌了。有门路的老师，有的跳槽去了其他学校，有的私下开了补课班，还有的把没发工资的事爆料到了论坛上，声称要罢课闹事。我补课班的奥数老师和我妈认识，她听说这事后，不光在我妈来交学费时死活不肯收钱，还硬生生地把我妈推出了门外，只说让我们以后再补上。奥数班里还有一个女孩的妈妈在厂属医院工作，那段时间经常去外面的医院推销各种医疗产品补贴家用。
一时间，厂子要改制、裁人的传言像幽灵一样飘在家属区的上空，大人们见面三两句话之后便就绕回到这个话题上，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惶恐和不忿，但最终也没有谁去闹事。在硬生生地熬到第20个月时，工资补发了，出现过的不安瞬间消失，一切再次归于平静。神奇的是，我没听说过任何一家的小孩因为家长工资停发而停上了补课班，不管用什么办法，似乎每家都坚持了下来，甚至有些家庭还因此更加热衷于给孩子补习了，把改变的希望都押在了下一代身上。
回头想想，那时我们原本身处的“小社会”已经在缓慢瓦解，人们之前仰赖的一切都在逐渐松动，但面对这些变动，我爸妈他们那一代工人们，也只会象征性地抗议一番，发几句牢骚，然后就将注意力转移到下一代身上，以求我们这代人能走出更稳更光明的道路。
他们是隐忍的一代，即使时代的砖头真的砸到身上，谁也不会多哼一声，默默认下也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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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毕业后的那个假期，爸妈总会在我面前有意无意地提及攀比吃穿、早恋和贪玩的恶果。他们认为，我之所以能考上重点中学，毫无疑问是凭借着经年累月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如果我在以后的求学过程中“误入歧途”，那么既往成果必将毁于一旦。
那所重点高中的录取标准不仅要求学生超过指定分数线，每人还必须上缴28800元的“赞助费”。这笔费用一直是我的心魔。为了减轻一点负担，我爸妈曾去和校领导协商过，提出，既然我的成绩超过分数线10多分，那么是否应该在“赞助费”上享受一定的减免。校方的回答是：一分钱都不能少，后面有的是人排着队想进这里读书。
交了钱之后，爸妈曾同我反复提起这笔钱，试图以此鞭策我一心向学、心无旁骛。他们一遍遍向我解释，我直接升入厂属子弟中学的话是不用交钱的，如果去附近其他单位的子弟中学读书，也不用一次性交这么多“赞助费”。2008年，他俩每月的工资只有3、4千块，而一次性支出这么大一笔钱，就是为了让我能够在这所重点中学获得更好的教育——28800元，我必须认真学习，不得松懈，哪怕是只为了这笔钱。
在我初高中的整整6年里，爸妈没有再带我出门旅游过一次，我的每个假期都是在补课中度过的。我坚持穿着爸妈早就选好买好的衣服，绑最普通的马尾，在食堂吃固定的一荤一素，并坚定地认为自己的朴素和坚持无比正确。
初中坐在我后排的女同学，在假期跟父母一起去了香港迪士尼玩，她带回来的那些缤纷可爱的卡通文具盒和各种模样精致的圆珠笔，引得班里一众女生纷纷围观。我离她只有一张桌子的距离，却真情实感地不为所动。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都不值得放在眼里，笔再好看又有什么用，能在考试时多加几分吗？
有一次，一张纸条传到我手里，上面写着：XX怎么这么丑这么土，她好像又胖了。XX是我的名字，纸条显然是找错了主人才到了我的手里。我虽然有一丝生气，却并没有因此伤心自卑，而是倚仗着成绩优势，鄙夷起纸条的主人来——外貌打扮有什么重要的？能在考试时加分吗？
那是我在不断被教育之下形成的观念：只要成绩好，我的一切行为都有正当性。
初二，我有了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也是个成绩很好的学生。当我察觉出自己对他的喜欢之后，第一反应竟是恐惧——我居然生出这样的“邪念”！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压制住这种“邪念”，故意不去看他，故意回避与他有关的事。这个过程让我十分痛苦，但下手自我阉割这种朦胧的情愫，还是被我归为了一种必须执行的“政治正确”。那种本能而自然的朦胧感情，都只会成为破坏我成绩稳定性的因素，和我小时的那片刘海一样，会阻碍我成绩名列前茅。我每一次的考试成绩，就像爸妈每月的工资，必须稳定，而且没有任何干扰存在，全家人才能够心安。保持我的成绩优势，是不可撼动也是不能撼动的目标，是和谐家庭氛围的保障，一旦受到影响，我的未来也会随之摇摇欲坠。
我被那些身世贫寒又品学兼优的例子鼓舞着，或者说，是被长辈们灌输着那些想法——人生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毫不怀疑地向着一个方向、一条道路努力，就一定会有稳定的回报。这是我爸妈的人生信条，他们老老实实地执行了下去，从来不去想，也不敢去想其他的事。面对工厂的改制，他们不会下海，不会耍心思另找渠道挣钱。在他们既定的认知中，这些都是不可靠的，是破坏稳定的因素，正如爱美和恋爱等因素于我一样。
高分的成绩为我的生活持续输出着安定感，但面对来自他人的夸奖和肯定时，出于习惯，我也只会像我妈那样回一句“都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而已”。在我妈的言传身教和严格要求、甚至是不时的挑刺打击之下，所有艳羡的目光都一度让我非常不安。我是真的将这句话听进心里了，常陷在患得患失的情绪里，觉得自己取得了荣誉都只是运气好，谁知道下一次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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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我发挥得不错，超过高中部录取分数线很多，可即便如此，想直升学校的高中部，也还需要另缴一笔54000元的“赞助费”。家里本打算让我去另一所公办重点高中读书，但因为我成绩不错，学校同意了为我免去这笔钱。
升入高中后，知识难度陡然提升，身边的同学又都是精英，我渐渐力不从心起来，成绩勉强稳定在中游水平。
2013年，我读高二时，铁道部被正式撤销，原铁道部下属管理范围内的西安车辆厂被划入了北车集团。没有了“部里”每年定量分配的任务，订单全都要靠厂里自己去谈。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厂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熄工”状态，没有订单，车间里自然分不到活儿。工人们每天上班都只能干坐着，到最后连打卡都不用了，全都窝在了家里。长此以往，工资自然也发不出来，一应福利全部取消，最底层的一线工人每月只能拿到几百块保底工资。
考虑到我还有一年就要高考，为了保证我的休息时间，爸妈在我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52平米的一室一厅，月租金1800块。每天下午，他们都会开车到这边给我做饭，晚上我妈留下来陪我，我爸再开车回三桥，第二天一早来接我妈上班。房租又一次让我在精神上倍感压力，特别是在知道厂里的状态后。
爸妈有意淡化这些影响，营造出家中开销一切如常的假象。我爸还会经常买回各种饮料、冰淇淋填满冰箱——以往这些都是厂里统一发的。那些成箱成件的营养快线曾让我喝到彻底厌倦，康师傅绿茶、冰红茶也是每个夏天的标配。厂里还发过一种自制的奶油冰棍，奶味极浓，估计比市面上任何一种冰淇淋都要真材实料。转眼，这些都成了过眼云烟，成了我生活里的一个窟窿，又被我爸用超市买来的各种替代品不动声色地填补上。他尽量让发不出工资这件事看起来无足轻重，甚至开玩笑说，“熄工”的时间非常合适，使得他能为我高考提供更好的“后勤保障服务”。我试图旁敲侧击套出他每个月的工资降到了多少，他却总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要我少操闲心，专心高考，“家里够你吃呢”。
可情绪几乎总是一触即发。我妈也会提起工厂的情况，有时他俩之间说上三言两语就会爆发一场家庭战争。有次我妈半开玩笑地感慨了一句，说幸好家里还能靠她的那一份工资支撑着，否则两人要是都没有收入，岂不是要全家人都去喝西北风。我爸听完登时生气了，理直气壮道：“没工资怎么了？两口子都在厂里的那不是都没工资？这种家庭那么多，人家不也活得好好的？”
如果我妈暗示我爸可以像别人一样再去外面寻一份兼职，我爸也会发作：“干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歇一回，就不兴在家多待两天？那么着急让我去外面赚钱，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家里就这么缺这份钱吗？！”我妈听完也急了，气得快要掉眼泪，说她“就是提个建议”，是看我爸天天在家焦虑得直转圈，为了他好才这么说的，谁知道他那么敏感。她后来私下跟我抱怨，说那时候的我爸就像“一个被炸药填满的神经病”。
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也挂心着这件事。好在他们退休之后每个月都能领到固定的工资，没有受到太大的现实影响。他们也听闻了工厂改制要有动作，毕竟是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单位，子女至今也还在里面上班，想到这些，难免有些心慌。
考虑到我家的经济条件，两家的老人经常出钱“赞助”我。奶奶经常包饺子或者炖了肉汤让爸妈带给我，还坚持每个月给我50块钱买零食，姥爷姥姥私下问过我妈好几次缺不缺钱，我知道他们肯定偷偷补贴过我家——我妈去医院看牙，姥爷说他也要去看，到了医院便提出要帮我妈缴费。那次我妈推辞半天，最终还是没能拗过姥爷，回到家之后她将这件事讲给我听，我俩都忍不住叹气。
我就算再迟钝也能感觉到，那份发不出来的工资，牵动着我爸自尊的神经和我妈对于未来的焦虑。尽管家里还有积蓄，但工薪阶层对收入减少的不安，和蚂蚁在地震前的不安恐惧如出一辙。我爸妈他们这代人习惯于囤积，执着于稳定，对于下一代的期待也是如此。他们只希望我将来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最好再能拥有比他们更高的社会地位。在填报志愿之前，我爸对我未来的职业设想完全贴合这样设定：进部队、学医或者当公务员。
这种生活场景不只存在于我们一家，变革的阵痛几乎波及到厂区里的每一户。大人们隐忍着，相互安慰，“大家都是这样，哪家不是这样？”他们寄希望于这一切快些过去，即使有点经济损失也不要紧。工厂改制已是既定的事实，尽管没有大规模的下岗裁员，但铁饭碗之“铁”已不复存在，旱涝保收成为历史，日后收入高低与福利待遇都是未知数，并且可能处于持久的波动之中。
工厂像一个渐渐冷却的保温箱，凉意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中学红榜上的成绩一年不如一年，考出去的厂里子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从小学开始就把孩子送了出去读书，哪怕要忍受漫长的通勤，也要换取孩子小升初的时候能有一个更高的起点。
我爸妈最常跟我说起的就是：“你只管好好学习，其他什么都不要管。”他们坚信读书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正如他们坚信只要等下去，厂里的改革和收入也一定会有个结果一样。在这场变动中，我成了他们能抓住的最牢固的存在。他们希望我踏实、坚定地朝着既定好的道路迈进，避免因为任何事情而分心。任何不专注都会阻碍我的好前途，包括爱打扮、贪玩、谈恋爱等等，都可以被统一扣上“丢人”的帽子。
好好学习就是唯一的正道，沿着它一直往前走就能到达终点。而我道路的终点，就应该是一个比工厂更大的保温箱，到达那里，继续安稳度日，就是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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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搬到出租房时，面对新鲜的高三生活，我常和我妈聊起班里的种种趣闻八卦。可在一次发挥不佳的模拟考后，我妈冷冷地丢下一句：“你最近也太关心你们班的事了吧？是太浮躁了吧？从跟你聊天的语气里就感到你浮躁了。”我怔在原地不知道说什么好，有一个瞬间，我也深深觉得，是自己真的太“浮躁”了才没考好。
“浮躁”是一个很诡异的词，被老师和家长们广泛使用，可以放在任何一个没有满足他们期待的小孩身上，盖棺定论为没有达到要求、没有全力以赴的理由。从那之后，我再没和我妈说起过班里的事，战战兢兢地向着那个既定的好成绩、好学校、稳定工作的终点走去。学业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整个人急速胖了20斤，脸上也开始长痘。但我一如既往对自己的外在变化置之不理，一心只想把控住自己的成绩。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很多事并不是付出就会有回报的无力感。
几次模拟考，我的成绩都不是很稳定，我妈帮我整理错题，还把我每次的成绩记录在一张表上，放在错题夹的第一页。每次出成绩之后，她探询的眼神都让我感到不适，考好了就是又一次“碰上死耗子”，考砸了就要总结原因。每天一出校门，我就要对上一双满怀希望的眼睛，一双满是关心的眼睛，我讨厌被期望和被关心，无论成绩好与坏，我都抵触地不想开口谈论成绩。
一切在我高考失利后变了样。我没被自己的目标院校北京大学录取，考取了B志愿南京大学。我一度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坚持要复读，却没想到爸妈反倒来劝慰我尽人事听天命，“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南大也是很好的学校，要接受结果”。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他们对我的高要求消失了，对已有的现实满足了，即使和目标还有差距，也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乖小孩”的我最终也妥协了。
步入大学，在地理和心理上都与父母脱钩之后，我好像才开始真正成长。我慢慢地了解关注到学习以外的事情，发狠地把体重减到90多斤，认认真真打扮自己，烫头发、买衣服、看时尚杂志。对过去那个主动洗脑、自我阉割的自己，我难以克制地懊恼，对自己愤怒，意识到错过了太多想做的事情。在离开了养育我18年的车辆厂大院之后，一个新的、真正的我好像才开始慢慢形成。
在相对开放的大学生活里，我利用课余时间摸索着玩相机，开始写小说，又报复般地看了大量“无用”的电影。沉迷在自己建构的这个新世界里，我听见心里某个锁头轻轻松动的声音。虽然好像还是很难得体地面对所谓的“成功”和“失败”，但我还是感受到了难以言说的欣喜，而后又有些长久的遗憾和怅然。在《楚门的世界》里，主角在走出那扇门后见到了广阔天地，一切仿佛都来得及，但我相信，一定有某一部分，消亡在他的无意识中，永远沉睡下去了。
我与曾经的工厂大院的生活越来越远，只是从爸妈口中零星听到了一些消息：工厂的效益极度不稳定，经常在几个月没有订单后，又突然迎来了大量的工作，忙起来的时候直至半夜，很多人都干脆住进了厂里。不论工作量多少，再也没有了固定的下班铃，也没有了那波蓝色的下班大潮，“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的12字标语也被拆掉，不知流落何处。
我妈那所小学生源越来越杂，很多学生入学后都是一口方言，连基本的交流都困难。中学的处境更是每况愈下，周边乡县生源大量涌入，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每年中高考后，校门口最活跃的是复读机构。红榜不再更新了，因为现在一个年级能考上“一本”的基本不到10人。
随着集体制的湮灭，工厂大院里的熟人社会再难维系，老一代工人渐次去世，家属区里的人际关系日益陌生。厂里给新人的待遇极低，又不似当年能分到福利房，大院里的子弟们大多散落各地，鲜有人回厂“接班”了。
为了减轻高考压力，我表弟报考了飞行员，他文化课成绩不上不下，但身体素质好，很快通过了体检。这类院校大多是定向培养，大一便会跟航空公司签合同，一毕业便直接进入公司工作，具体工作城市等毕业后会由公司随机分配。表弟在做选择时只盯着学校合作的航空公司，随机分配的工作城市里包括西安的，他一概没有考虑，甚至也为此排除了北航，把他那个盼着提升“985”升学率的班主任气了个半死。但我是有些理解他的选择的。
本科毕业时，恰好有机会保研，这一次我终于被北京大学录取。在报考阶段，我妈反复询问我是否稳妥，又劝我留在本校直博也很好——在我高考之后，她好像就彻底放弃了对我从小到大的严格要求，我曾以为父母要我必须做个拔尖儿的人，慢慢才意识到，其实他们能够接受我的平庸。
可他们不知道，从小一味被告知要努力、要争气的我，在漫长的“被驯化”的教育中，只学会了努力去达到目标，却从来没有学会如何面对结果。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如何坦然地放过自己。我发现，虽然他们可以接受我“退而求其次”，但我却不能，或许关于心态的这一课，我终究是难以补上了。
7
读研期间，我提前做好了未来的职业规划——做一名老师，工作稳定有保障，又有假期可以回家——便考了教师资格证。秋招时，我投了广州一所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岗位，走过家乡西安、南京和北京，我想自己还是属于“南方体质”，也想去还没有去过的地方看一看。面试很顺利，我就这样定下了工作。爸妈觉得广州离家太远，但尚且满意我的这份工作，也没有太多阻拦我。
回家过年，我和我妈出门时遇到了米妮一家三口。米妮出落得十分漂亮，瘦高的身材，穿着过膝的羊毛外套，卷发精致，与父母站在一起，显得格外出挑，不像一个“车辆厂人”。她爸妈很骄傲地说，她在南郊找到了一份工作，收入可观，接着又叹了口气说：“她哪儿会回来？都在外面玩，平时哪愿意回来？”
我妈接过话：“还不都是一样，孩子大了，不愿意在身边待了。”
米妮爸妈又感慨着：“其实回来也挺好的，跟爸妈住一块，下班回家就有饭吃，单位又近，咱们不都是这样的？哪像现在折腾这么老远？”
“一代跟一代不一样啦。”
我和米妮始终没能插上一句话，只互相递了个眼神，彼此心领神会。之后，我们约在了市中心一家咖啡馆见面。我俩中学之后就没有见过几次面，“挖土”已经是很遥远的记忆，但童年的那点关联还是让我们比一般人更亲近熟悉。米妮留在西安读了一所普通大学，后来又倾全家之力去英国读了研究生。毕业后，她回到西安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做英语老师，但工作地点却远在城市的另一端，平时也住在那附近，每个月还是会回家几次，只是不想住在家里。
我问她，你以后还考虑回厂区这边工作吗？她涂着精致的指甲油，笑着说“怎么可能”，还让我找对象的时候千万警惕，谈之前先问问对方家里几代人里有没有车辆厂的，“不能找厂里人，不然就活回去了”。
这像是一个隐秘却又公开的认知，所有人不宣于口，但都心知肚明：出走是正确的、成功的，而留下则是可耻的。我能感觉到，我们渴望衣锦时还乡，但好像也都在逃避着什么。
每次我回到熟悉的工厂大院，我爸总是一下班就急忙回家做饭。我妈常埋怨，“搁在你不回来的时候，你爸才不急着回来呢，今天跟战友吃饭，明天跟发小吃饭，饭局多的是”。我妈对我爸出去和朋友聚餐喝酒颇有微辞，我爸每次都说不去不合适，“都是朋友，从小一块长大的，这么多年了”。
说归说，我妈也有很多要好的女同学，她们计划着退休后一起跳健美操。每次回家，我爸都要我“没事儿多跟家属院里的朋友们出去玩，多聚一聚”。我想了想，家属区里跟我小升初的朋友不超过10人，而后又升入同一所高中的不过5人，上了大学之后我们之间的联系更少了，我没有一个像我爸我妈他们那代人一样一起长大、至今友谊长存的朋友，同龄人大多因为求学轨迹不同而中途失散。工作之后，我日常保持联系的朋友一只手就数得过来，甚至也本能性地排斥与同事们进行工作之外的深交。
当然，我爸不能理解“社恐”的含义，不懂我为什么不愿意参加超过4人的饭局，也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对自己周边的邻居们都一无所知。和爸妈走在熟悉的路上，我们总能遇上熟人问我在哪儿读书、哪儿工作，我一律用“在北京上学”随口带过。从小父母耳提面命要我谦虚，经常打击我努力取得的成果，也从不曾在家夸奖我，更不要说是当着外人面前，这让我一直很难保持自信。在熟悉的家属区里，每次这种场合下我最担心的，就是听到我的“经验”的小孩子们也会重复我之前的成长轨迹，那在我看来，是种不幸。
但我和米妮也并不能代表工厂子弟的全部。一次聊天时，表弟说：“感觉从咱们车辆厂走出去的孩子都挺老实的，不爱惹事，但也不太出挑。”我问他怎么评价这种性格，他倒是聊起了别的，说他现在改变了想法，反倒是想离家更近一点。
我惊讶于他在短短几年间的变化。他笑笑：“现在想想回来也挺好的，没什么不好，你看咱们厂区的物价多便宜，肉夹馍涨了几次价格了，涨到8块钱，但还是全市最低；北花园那一串摆摊的小吃我也挺喜欢，凉皮米线锅贴都好吃，我在外地训练的时候，就想着回来把这一串摊位全吃一遍……”
我与表弟终归是不同的，我没那么恋家，三桥的小吃对我构不成诱惑。但我还是偶尔会怀念起过去和爸爸一起看工厂下班时的夕阳，怀念那时所有人都不用加班的那种秩序下的温情。作为工厂大院里的最后一代，我生在制度保障下最后的沉静时期，眼看着熟悉的一切旧规则瓦解，新秩序重构。网上一位博主将工厂大院存在的时期称为“一个充满了钝感的年代”，那种“钝感”存在于我们一代代厂子弟的身上，形塑着我们，也限制着我们。
我爸妈那一辈人当年在体制瓦解之后，对于生活近乎于敷衍，不求自己再有什么改变，而把希望转移到下一代身上，不吝惜任何的教育投资，只求我们也能走入更稳定的体制内，获得庇护。他们爱自己的子女，也极力想在子女面前保全作为家长的体面。我能理解这样的心情，但依旧被这样的爱压得喘不过气来。
工厂这层保护罩，曾让我们免于面对最残酷的现实，却也缺失了破釜沉舟的勇气。这样环境下成长的我们，没有精英家庭后代的卓识远见，却也不曾在社会底层挣扎过，普通又有些幸运。我们虽然并不愿意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像祖父辈们一样保守，却也只想往前走一小步，也只敢往前走那一小步。
2021年，毕业前2个月，我已经提交了毕业论文，工作也尘埃落定，只等答辩后启程。爸妈清楚我的计划，但时不时还会在语音聊天时自问自答一句：“真不打算回西安工作了吗？确定不回来了？我们也知道你是不会回来了。”
那天我在电影资料馆看了张大磊导演的作品《八月》。黑白影像温柔静美，情节淡淡，弥散出梦幻般的安恬气氛，那些场景犹如一场白日梦，与我记忆中的那些夏夜渐渐重合。在电影中，立秋之后，工厂不复从前，主人公的童年也结束了。
故乡就像血管一样，盘根错节地生长在一个人血肉之躯的最深处，今生今世，不可分割。对于西安，对于工厂大院，我不够爱也说不上恨，只是或许我终将背负这样的成长环境留在我身上的烙印，习惯性地遵循那些谨小慎微的行为准则。
岭南的夏季漫长，树木葱茏，水汽氤氲，没有沙尘和雾霾，只有街边的猪肉粽和甜豆花。
我住在闹市的角落里，看不到火车，身边没有熟人。有意无意间，我选择了一个和家乡截然相反的地方，却又在某种程度上做出了与父辈类似的选择。我知道自己是在逃离家乡，逃离曾经大院里的一切，但可能恰恰因为这些对我的影响太深，难以割裂，也难以释然，我才选择了远离。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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