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事〕译者的世界胸怀与民族自觉

2021-04-15 星期四

作为一个长期浸淫于西方舶来的各种文化并且喝过几年“洋墨水”的中国人,我素来自视为世界主义者,心态开放地吸纳各种外来文化。待到我在图书翻译这条路上越陷越深,骨子里的民族性才得以显现,或者说,是在英译汉不断字斟句酌的过程中,让我意识到了通过跨语言所折射的被文化殖民现象,而其中隐含的自我矮化心态,是作为一贯主张族群平等的我无法接受的。


两个月前在豆瓣发生的一场有关图书翻译的论战就涉及了文化殖民这个议题。我无意展开学理上的分析,只是举几个常见的例子。比如,西方人翻译中国人的作品可以基于西方读者的喜好来进行删改,莫言、金庸、刘慈欣作品的英译,乃至中国传统经典的翻译,普遍存在这样的操作;而中国人翻译外国人的作品,中国读者普遍希望读到“原汁原味”不打折扣的译作,甚至外方合同里也常常明确规定不允许删改。类似地,美国观众看外语片,字幕翻译通常用的是很简单的英语表达,遣词造句毫不考究,意思差不多就行了;而中国观众看外语片,对字幕很挑剔,由于字幕翻译出点错或者不忠实于原始台词而遭批评的情况很常见。再比如,中国观众不会介意外国明星说普通话的腔调,甚至人家只要能蹦出几个中国字就极力夸赞;中国观众却非常在意中国明星说英语腔调是否“纯正”,稍微带点中式口音就遭嘲笑。


这些现象的背后各有其复杂性,难以简单化地一言以蔽之,但从这些现象中能抽提出的一个共性是:英语是强势语言,英语文化是强势文化,而中文是弱势语言,中国文化是弱势文化,这种语言和文化上的势差主导了双方在心态和行为上的差异。后进学习先进理所当然,却不必带着仰视的眼光;如果人家来学习我们的文化,我们也没有必要感激涕零。做到“不卑不亢”——这个从小就被灌输到我们耳朵里的词——看似容易,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很难,不是太卑,就是太亢,这个时候咱中国人最擅长的“持中”跑哪里玩儿去了呢?


今天要谈的两个议题其实以前的文章里都有涉及,一个是图书翻译的普遍现象——在译作正文里大量附带英语原文,一个是单个名词的普遍错译——把Britain译作“大英”。在我看来,这两种情况都指向了被文化殖民的心态,无论认同这么干的个体或群体是有意还是无意。在此我明确表态,凡是我经手翻译的书,坚决不允许这两种情况出现。



其一:不要在译作正文里滥附英文

〔按〕此文是我最近针对尚未出版的译作编校稿给出版方的回信摘录,有改动。去年我上交初稿时,已经写长文陈述过尽量不附英文的理由,出版方也大幅度接受了我的意见,但还是在少数人名和术语后面新加了英文,于是我一一作了修订并附上此信予以解释。

首先,对于人名的处理,我的标准是,凡是如百度百科(虽然百度百科常常可见各种错误,但在收录人名方面是足以作为参考的)或者其他常见权威的中文资料库收录过的名人,一律不加原名。那么对于编辑添加的三个人名:


  • 埃利乌德·基普乔格,百度搜索,第一个链接就是百度百科,第一页就有多个链接同时给出了他的原名,我不认为需要在正文里加原名。——只要读者能通过搜索中文名很容易而且很确定地查到这个人的信息,就没必要再附上原名,否则这是在消解翻译的意义,那倒不如不翻译人名,直接在正文里都用原名,这样对译者来说倒是轻松不少。

  • 亚历杭德罗·贾达德&默里·恩金,在正文出现他们名字那一句话的最后就标注了参考文献,那篇参考文献对应的是他们发表的论文,其中包含了他们的英文名字。——如果有读者对这两个人感兴趣,他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他们的论文感兴趣,而不是对人本身有什么兴趣,那么参考文献已经提供了足够了信息,正文附上原名是在多此一举地消解参考文献的意义。

  • 至于参考文献部分添加的几个原名,我基本上都否掉了。其中每一个都是著名的科学家或哲学家,我相信中文读者对他们音译中文名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他们的原名。唯一一个例外是Nicolaas Hartsoeker,他实实在在缺乏中文相关资料,那么我就保持参考文献的翻译原则,删掉了中文名,直接用原名。

 

然后,对于术语的处理,我的标准是,凡是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已经审定公布了标准中文译法的术语,或者它还没审定但学界和民间已经“约定俗成”用得很广泛(互联网上很容易搜到相关资料)的术语,一律不加英文。


  • 据此,我主动删掉了我原先加的多处英文,比如“每块椎骨对应一段身体,在胚胎中称作体节(somite)。有一个共同的形体构型(body plan)在起作用……”这句话里的两处我都删了。这两个术语都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术语在线”网站可以查到,我想我当初会加英文的考量大概是,这两个术语对大多数中文读者很陌生,加上英文让读者意识到这是术语,好比加了个引号,也便于自己去查资料。

  • 但清醒之后想想,一个对形体构型这个词很陌生的读者,对body plan只会更陌生(搞不好还望文生义出错误理解),如果他去搜索“形体构型”查到的中文解释都不能让他理解这个术语的大概意思,我不认为他去搜索英文能理解得更明白。那附上这个英文是给谁看的呢?专业读者吗?可是作为专业读者必然会知道本专业基本术语的中文,给他附英文更多此一举。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样的附英文就是个无效信息,不会对任何读者起到额外的帮助,倒是有点狐假虎威,仿佛一本书正文里英文附带越多就越专业越敬业似的,我的观感正好相反,一本书正文里英文附得越多,就是译者(以及编辑)越无能越心虚越懒惰的表现。

  • 类似地,对于编辑加的几处我也都删掉了。我特别想提一下的是竟然给“镰状细胞贫血”加上sickle cell anaemia,这个遗传病是每一个上过初中生物学的中国人都知道的吧,反倒是它的英文名大多数中国人未必懂,这又是我前面说过的,中国人对它的中文名熟悉程度远远大于英文名,附上英文的意义何在?科普书不是用来供读者背单词的。书中确实有几种疾病名我附了英文,可那都是因为它们不存在标准译名且中文世界也不多见的缘故,这才需要英文来参照校准。

 

我希望贵司编辑能够意识到一个基本问题:我们中国人辛辛苦苦翻译外国人的作品,引进的是外国的知识,展示的却是中文魅力,积累的是中文知识,身为译者,我始终坚持这个译者主体性和文化自觉,避免任何让中文沦为外文附庸的文字处理方式。正是因为中文世界的信息资料不丰富,我们才需要做翻译来让它越来越丰富,让中文读者通过自己的母语就能学习全世界的知识,而不是总觉得中文不权威不专业,好像非要附上原文才有底气,老想着引导读者去读外文搜索外文,何必还搞翻译呢?其实我还真觉得全地球人都学好英语最有利于世界和平进步呢,但是上帝他造了巴别塔啊。


其二:“大英”是不合时宜的译名

〔按〕此文背景是近日英国菲利普亲王去世,有网友翻译了哥伦比亚大学Hamid Dabashi教授曾写过的一篇批判菲利普亲王所象征的英国帝国主义残余的文章,就是这样一篇批判帝国主义的文章,译者却习惯性地把British Library译成大英图书馆,可见自己脑子里的帝国主义残余还需涤荡。

先澄清一个误解,“大英”并非Great Britain的译名。Great Britain是一个地理名词,指包含苏格兰、英格兰和威尔士在内的“大不列颠”岛,在通俗意义上代指英国,但并不自带“伟大”之意。所谓Great Britain,是相对于现在属于法国的Brittany而称的,后者在历史上被称为Little Britain,而Great在古英语里就是单纯体量上Big的意思。


中文里的“大英”,是中国人的发明。当年以天朝自居的清政府自称“大清”,对西方各国则是直呼其国名,比如英吉利、佛兰西,待到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趴下之后,转而予以对等的敬称,比如大英国、大法国、大合众国,见诸各不平等条约,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殖民主义色彩。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卑微的被殖民心态,让“大英”成了Britain的对标译名,延至民国,比如British Empire称为大英帝国,British Museum称为大英博物馆,Encyclopedia Britannica称为《大英百科全书》。再往后又约定俗成地沿用至今,比如直到1973年才成立并得名的British Library被称为大英图书馆(它的一部分曾是British Museum的阅览室)。


约定俗成不意味着正确,不合时宜的称呼应该被替换。其实早在我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里,讲述那个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马克思脚印”的故事时,行文用词就是“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的阅览室”,作者显然有意识地把“大英”改称“大不列颠”,错误地保留“大”字,则源于本文开头所澄清的误解。反倒是这个故事后来流传更广的各种版本里,又换回了“大英博物馆”或者马克思在世时根本就不存在的“大英图书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周有光先生是Encyclopedia Britannica中文版编委会的三位中方委员之一,在他读大学的时候大家都是称它《大英百科全书》,但这套书中文版最终正确地定名为了《不列颠百科全书》,这个名称也成为如今最常见的中文称呼。(台湾还在用《大英百科全书》的说法。但其实这套书不仅没有英国官方背景,而且版权早就卖给了美国出版公司。)


由此可见,所谓“约定俗成”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不是因循守旧的借口。“大英帝国”作为实体已经不存在的历史名词,保留这个称呼可以提醒人们它曾经作为帝国主义耀武扬威的存在;但时至今日我们还称呼“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未免带有给殖民主义张目的意味。合适的处理是,要么直译为“不列颠博物馆”和“不列颠图书馆”,要么意译为“英国国家博物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


另外,《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列颠博物馆和不列颠图书馆的中文版官方网站里,都在以《大英百科全书》、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自称,这就更不合时宜了。但咱也管不到人家,这些中文名也不是人家发明的,希望先从我们自己改起吧。


最后附上作家池莉2012年2月1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一篇小文《所谓爱》中的一段话:


……比如我,对自己母语的爱,是爱到写每一个字都不愿意含糊,看每一个字也不愿意含糊。因此,去年底,我在伦敦英国国家博物馆,一看见中文介绍册,当下就被狠狠刺痛。我们介绍册翻译为“大英博物馆”,而大厅出售的其他各语种介绍册,大都客观翻译为“英国国家博物馆”。此类图册解说文字,应有基本的客观性,应有国家无论大小的平等性,应有种族的不可歧视性。这是原则,也是爱,是每一个中国人对自己应有的爱。爱就是这么具体和敏感,具体到一个字,敏感到一个字。“大英”也许是清朝遗留的自卑自贱,但是这个百年前的原因很难解释今天。就这本册子来说,它经过了翻译、审稿、印刷、校对、出版、发行,长年累月展示在英国伦敦国家博物馆,该有多少中国眼睛从这里扫过去。所以很遗憾,我很难不怀疑我们是否在真正有效地爱自己,这怀疑仍然包括我,我仍然在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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