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16级小张同学来信：
老师上课讲到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而不会说方言的人会失去这种文化情感的支持。作为一个二代深圳人，我不会说地域方言。而且像我这样不会说地域方言的人在深圳有很多。
我们的父母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可能会说各自家乡的话。但是到了深圳，一住就是几十年。他们都隐藏了自己的乡音，我们无从学习父母家乡的方言。
而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在广东省里又是一个既不说潮汕话、客家话，又不说粤语的“异类”。因此我们无论是在家、在学校，说的都是普通话。我们无从接触别的地域方言，也更无法学习这些方言。
所以听完老师上课讲的关于方言的问题后我感到疑惑：像我这样的二代深圳人，因深圳这座城市的特殊性而无法习得独属于深圳的地域方言，那么我们是不是得不到来自深圳的地域文化和情感的支持了呢？
但是在我的朋友圈里，只要是来自深圳的同学，对于深圳的归属感总是异乎寻常地强烈。我们不把自己的祖籍当作家乡，而共同把深圳作为自己的家乡来认同。
那么这些情感，能否算是地域文化给我们带来的呢？还是说，深圳本地的社会方言，也可以算作方言的一种，给我们这些深圳人带来与地域方言等价的归属感？
类似这样的疑惑在我心中一直盘旋，还望老师解答。
小张同学的来信涉及两个语言学问题。一是语言忠诚及其代际退化，二是人的语言信念的方言性。
一、语言忠诚及其代际退化
语言维系着一个民族的人际情感，包蕴了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和对世界的看法，形成了一种民族亲合力。
语言具有团结和区别的功能（unifyingand separate function）。它是团结本语言集团成员的纽带，具有把本语言集团区别于其他语言集团的作用。这种作用，社会语言学家称之为“对比自我证明”（ contrastive self- identification）。因此对本族语言的忠诚是一种普遍现象。
本族人之间说本族语感到亲切。本族老人也总是要求后代不要忘记自己的语言，忘掉自己的语言就是忘掉祖宗。
小张同学在上语言与文化课之前，并没有“语言忠诚”这个概念。他们二代深圳人成长在深圳这样一个新的普通话环境中，从来没有来自父辈方言的“语言忠诚”压力。而这并不是深圳的特殊现象，而是现代社会中比较典型的“语言忠诚”代际退化。
语言忠诚在现代社会的代际之间表现出一种退化趋势。这是同传统社会宗族观念的淡化联系在一起的。前不久刚去世的我国社会语言学家陈章太先生曾经调查过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
第一代祖父，70多岁，闽南人，只说母语闽南话，并要求子孙“不卖祖、不卖腔”，“离祖不离腔”，必须讲闽南话。要求嫁入的媳妇也讲闽南话。这种强烈的语言忠诚体现出浓重的宗族观念。
祖母，70多岁，顺昌人，以顺昌语为母语。由于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不高，在家庭中主要说闽南话，有时也说顺昌话，但对后代没有语言忠诚的要求。
第二代父亲50多岁，在家庭内部只讲母语闽南话，并要求后辈也讲，具有浓重的语言忠诚意识，但对外一般讲普通话。
母亲的母语是福州话。由于她在家庭中社会地位较高，她对长辈讲闽南话，对丈夫、儿子讲福州话，对儿媳、孙辈讲普通话。
第三代三个儿子，都是30多岁，在家中对祖父母和父亲讲闽南话，对母亲讲普通话、福州话，对同辈多讲普通话，而弟兄之间多讲闽南话。
第四代孙子辈，除对第一代老人和对第二代父亲勉强讲不纯正的闽南话外，一般都说普通话。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存在纯正的母语。
我们从这样一个方言传承的谱系可以看到，一方面，是以父系为核心向四周扩散的语言忠诚世俗规范；另一方面，是以代际为阶段向未来扩散的语言忠诚退化趋势。
这种语言忠诚的代际褪化在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它适应了现代人社会交际的需求。小张同学身处的深圳二代，就在这个位置上。
但语言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象征，对它的忠诚退化受到复杂的社会条件制约，不会简单地重复下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尤其在语言忠诚的代际退化试图根本动摇一个民族的语言信念时，语言忠诚又会重新强化起来。年轻一代的本族人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传统的意义，从而维护民族的语言信念。
而小张同学和他的深圳二代同龄人，生长在一块远离家乡的新土地上。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从物理空间上隔断了家乡方言文化传承的压力。他们需要重新建立自己这一代人的语言忠诚。
二、人的语言信念的方言性
小张同学清楚地意识到，“我不会说方言”。连他们的父母都“隐藏了自己的乡音”，我们当然不能对他们苛求。
大家也许会说，你们在深圳长大，应该可以说深圳方言啊。但很不巧，深圳又是“广东省一个既不说潮汕话、客家话，又不说粤语的‘异类’”。小张从小就身处普通话环境，听不到“五湖四海”的地域方言。
那么是不是如小张同学所说，深圳二代就“得不到来自深圳的地域文化和情感支持了呢？”
显然不是，因为小张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我的朋友圈里，只要是来自深圳的同学，对于深圳的归属感总是异乎寻常地强烈。我们不把自己的祖籍当作家乡，而共同把深圳作为自己的家乡来认同。”
这里就提出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任何文化归属感，都建立在特定语言的基础上。不存在离开语言的文化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认同就是语言忠诚。
2.小张同学口中的“深圳二代”，他们的深圳文化归属感，其语言基础是什么？
小张同学已经说了，他们说的是普通话。普通话当然可以建立文化归属感。但当一种新的地域文化归属感建立起来的时候，人们口中的普通话，还是纯粹的标准语吗？
记得许多年前，语言与文化课上的新疆汉族同学告诉我，新疆汉族人说的普通话，已经有很强的方言特征。无论在词汇上，还是语音上，都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也就是说，一听就是新疆汉族人。他们为此还在课上做了详细的介绍。
我没有在深圳长期生活，但我相信，让小张这一代深圳年轻人产生强烈的文化归属感的，一定是深圳的本地语言。这就像不会说上海话的上海年轻人，他们的普通话一开口就具有很强的方言色彩。他们以这样的“普通话”定义自我，也用这样的“上海普通话”认同地域文化。
这也就是说，任何人，当他由衷热爱和认同本地文化的时候，他的语言信念一定具有方言性。
任何一种标准语，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都是充分服务于本地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的，因而都会自然产生方言性。在这个意义上，“方言性”是一个比“语言性”更本色，也更本质的思想范畴。
小张同学在语言与文化课上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她问：“深圳本地的社会方言，也可以算作方言的一种，给我们这些深圳人带来与地域方言等价的归属感？”
的确是这样。
只要有自觉的文化意识，当你在一个地方长期生活，自然会努力融入当地的语言与文化，成为一个自觉的本地人，
在方言中诗意地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