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鼎新 |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导读】2022年5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面对记者提问“如果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美国会否防卫台湾”时,回答了“会”,一时引发国际社会震惊。为什么拜登政府反复变换方式打台湾牌?这固然有诸多现实战略和政策原因,但从历史纵深来看,这一做法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根源,背后都离不开“民族主义”和“帝国”双形态的纠缠。
很多人默认“民族国家”和“帝国”是天然相互排斥的,赵鼎新教授在此文中指出,诸多类似的观点存在四个误区:(1)缺乏长期宏观视角,误认为民族主义、民族国家都是近现代产物。但实际上,它们有很强的犹太教、基督教渊源;(2)对民族主义定性,区分公民民族主义和激进的族群民族主义。但实际上,民族主义内涵单薄,可与各种意识形态结合,并使被结合的意识形态更有活力;(3)误认为民族主义是自下而上的运动,可以捍卫文化多样性。但事实上,民族主义是上层精英的动员话语,群众基础薄弱,而且引发过种族和文化清洗,不利于保护文化多样性;(4)误认为民族主义必须有种族、文化、语言等现实基础。但事到如今,民族主义已经可以凭空想象而成了。
在纠偏基础上,赵鼎新认为:如果认为“帝国”是指地域庞大、内部文化和族群多样、有一定国际政治主导权,且对其他国家主权有显著干涉意愿和能力的一类政体模式,那么强大的“民族国家”都会萌生帝国倾向,而所谓的“公民民族主义”,因具有弱地域、强价值观的特性,更是暗含一种扩张性的“帝国”性质。
赵鼎新指出:后冷战时代,美国成为全球唯一大国,在中美、俄美战略碰撞的前沿,美国主导下的“第三波民主浪潮”余威仍在,各种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在这些地区仍是主流势力,例如民选政府领导下的乌克兰腐败盛行、经济发展缓慢,政府效能低下,民族主义情绪却十分高涨。这类民族主义在中俄周边地区的大量存在,表明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其他国家目前还拿不出能与之对抗的价值体系。
文章节选自《二十一世纪评论》2021年第12月刊,原题为《帝国政治和主导性意识形态:民族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未来》,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读者思考。
帝国政治和主导性意识形态:
民族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未来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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