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俄罗斯] 瓦西里·格罗斯曼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理想国
原作名: Жизнь и Судьба
译者: 力冈
在所有文体里，我最钟情长篇小说，具体地说，是那类俄国气息的长篇作品。每当精神因现实崩裂而惶惑，它给予我坚定的力量，它让人明白，生活中还有人和事值得热爱，存在一种不屈的品质，令我们坚守和相信。长篇小说犹如信徒写给命运的交响曲，是文学对人世间的总体性阐释，它令人安定，使人重新燃起坚持一项长期事业的动力。
《生活与命运》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此书乃是前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代表作，被誉为前苏联版本的《战争与和平》，记录了纳粹德国与前苏联对抗时期，人民在战争前方和后方的生活。作家格罗斯曼在叙事结构上模仿了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从家族入手，以战争开启故事冲突，用平易近人的笔调描写一幅社会长卷。但作者并非托尔斯泰的简单模仿者，而是在继承托翁的基础上，有自己的思考。
比如:格罗斯曼在当时舆论普遍把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归功于领袖的背景下，坚持“历史属于人民”的认识，把平民百姓作为故事的主角，而非英雄领袖。因此，小说并没有一个光芒万丈的主人公，而是类似如今家喻户晓的《冰与火之歌》一样，采用的是一种群像式写作。作者的叙事并非纯粹的全知叙事或者第三人称限知叙事，而是灵活地在二者间切换，虽然偶有拖沓，但在整体上积蓄了一股浑厚的力量，只要读者能耐心读下去，在后半程就能体验到这种力量感。
在写法上，格罗斯曼尤为关注战场前线和人民生活间的对比。在战场前线，士兵们随时处于生死一线间，说话反而没有顾虑。他们连生命都豁出去了，也就不怕因为说话而掉脑袋。但在战场后方，也就是人民日常生活中，巨大的政治风险反而堵住了大家的嘴巴，让他们即便在家里也小心翼翼，生怕走漏风声招惹来杀身之祸。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正是前苏联肃反运动的高潮，成千上万军官、科学家、知识分子及其家属被逮捕、流放乃至被处决，寒冷的西伯利亚土地上，埋葬着一具具冤死的肉身。
于是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在战场上的人反而比和平中的人更自由，更接近一种“言论的真实”。格罗斯曼把这些真实记录下来，冒着被当局秋后算账的风险，他在小说中大量描写了前线士兵的对话。
比如军官诺维科夫的自白：
“我要坦率地说：我们杀自己人，消灭大量干部，我们的厄运就是这些事造成的。”
诺维科夫一下子就对格特马诺夫产生了信任感，说：“是啊，这些同志杀害了不少有才能的好人，政委同志，在军队里造成的不幸的事太多了。就比如军长克里沃卢契科在审讯中被打坏一只眼睛，他又用墨水瓶把侦讯员的脑袋打碎。”
还有格列科夫让谢廖沙大吃一惊的一番话：
“不能把人当绵羊来领导。列宁那样聪明，就连他也不懂得这一点。所以要革命，为的就是不要任何人领导人。可是列宁却说：‘以前领导你们的人糊涂，我会做明智的领导。’”
以及这段关于克雷莫夫的描写：
“克雷莫夫经常嘲笑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嘲笑叶尼娅和维克托·施特鲁姆一听到富农分子在集体化时期遭殃就唉声叹气。他常常对叶尼娅说起一九三七年的事：‘消灭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人杀自己人。’”
格罗斯曼擅长通过日常的对话，揭示出宏大问题。他不仅描绘了高压政治下人们心里的恐惧、苏德战争对士兵思想的影响，也在一些小事中，表现出人在被某种环境驯服后的状态。
例如在古拉格，有一天深夜，一个犯人被杀死了，在场几十个人都听到求救的声音，但他们全都装睡，都没有伸出援手。事后，一个叫阿巴尔丘克的人想：“如果有人一下子爬起来，把全屋的人喊起来，会怎么样呢？几百个强壮的男子汉团结起来，两分钟就会把凶手制服，会救活一个同伴。但是谁也不抬头，谁也不叫喊。杀一个人，就像杀一头羊一样。大家都躺着，装作睡着了，拿棉袄蒙住头，尽可能不咳嗽，尽可能不去听受害者在昏迷中挣扎。多么低三下四，多么驯顺啊!可是他当时也没有睡着，也没有作声，拿棉袄把头蒙住。他很明白，驯顺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驯顺来自经验，来自对劳改营规律的了解。如果大家都起来，把凶手制住，带刀的人还是比不带刀的人厉害。全屋的力量是一时的力量，而刀永远是刀。”
格罗斯曼对战争和前苏联政治的反思，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另一部前苏联巨作《日瓦戈医生》。它的作者是前苏联作家、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曾因此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但迫于前苏联文坛的压力，他不得不放弃领奖。《日瓦戈医生》通过西伯利亚富商之子尤里·日瓦戈的一生，细腻地描绘了俄国晚期到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长卷，其中涵盖了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等重大历史事件。小说整体的基调是厚重、哀伤的，主人公时常被笼罩在一层化不开的浓雾中，仿佛有巨石压在他身上，让他喘不过气，而他在政治变迁中小心生存，最终仍难逃猝死的命运。相比起《生活与命运》，《日瓦戈医生》把叙事焦点放在了日瓦戈这个典型人物上，它的笔调更诗意感伤，是一种社会长卷描写结合伤痕文学氛围的尝试。
翻译家力纲曾先后翻译了《日瓦戈医生》和《生活与命运》（当时的译名叫《风雨人生》）这两部作品，他说:“帕斯捷尔纳克是真诚的，是有良心的作家，但他写作《日瓦戈医生》，只是一种叹息和悲伤，谈不到反思。格罗斯曼则不仅有真诚和良知，而且更有勇气，更有认识的勇气、面对现实的勇气。他写作《风雨人生》，不仅旨在创作真实的社会生活画卷，而且旨在进行深沉的反思。在所有的反思作品中，《风雨人生》是最应该称作反思作品的。”
格罗斯曼生前是前苏联体制内作家，此前入围过斯大林奖名单，他过去写的几部小说，多少仍受意识形态影响，有颂圣的意味，但《生活与命运》是一本大胆的、甚至让前苏联审查员脊背发凉的小说，因为它一方面歌颂了前苏联卫国战争的伟业，另一方面却提出了一个危险的问题——我们眼中的正义，真的是正义吗？如果纳粹德国和前苏联的士兵们，都在为他们心中的正义而战，那么这场战争还有什么意义？
格罗斯曼的小说立场并不是中立的、不提供价值判断的。在一种经典小说理论里，好的文学似乎应该放弃价值判断，保持不偏不倚的叙述姿态。但实际上这是无法做到的。即便是最温和的叙述者，也在传输他的价值判断。小说家的观念不一定通过说教（比如中途插入的议论）来传递价值，他选择什么题材、对准哪个人物，这本身就是价值选择。高明的小说家不是在避免价值判断，而是他拒绝一种居高临下的说教姿态，转而使用更亲和、更有沉浸感的方式。在《生活与命运》中，格罗斯曼采用的就是这类亲和力叙述，关于政治和人生的议论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军人们谈论1937年的冤狱，回忆起多年前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后方的人民，则在日常对话和身体感受中传递自己的恐慌。我们从中感受到时代如何影响到一个人，看见高压、管制的环境如何把人的思想驯服。格罗斯曼不是哲学家，他不提供生活的答案，面对这些问题，他和读者一样也是焦灼的、矛盾的。他热爱前苏联，忠于这个国家和政党，但他无法对斯大林时期国民生活的问题视而不见。
但是，如果《生活与命运》仅仅是一部批判性作品，它就还无法与《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而至多是一部《古拉格群岛》的加长版。格罗斯曼深刻的一点在于，他既做到了批判，又对他批判的对象保持悲悯，他没有为了批判的意图而去扭曲人物，把他们矮小化或崇高化，而是尽着一个人的本分，努力去还原笔下每一个人物的复杂性和人情味，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士兵、医生、科学家、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即便是勇敢赴死的英雄，也有子弹射击的恐惧；即便是犯下累累恶行的屠夫，也会在面对家人时流露出恻隐之心。小说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那是在一间毒气室里，医生索菲娅本可以走出求生窗口，得到活命的机会，可她却选择了放弃，陪伴一位叫达维德的男孩走进毒气室，为的，只是陪伴这个善良的孩子走完最后一程。
格罗斯曼写完《生活与命运》时，正是赫鲁晓夫上台、前苏联文学解冻时期。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一场内部讲话中批判斯大林，指责这位前任领袖“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规模的镇压和恐怖手段”，由此掀起了一场反思个人崇拜、纠正官僚主义问题的热潮，前苏联文学随之迎来“解冻”，诞生了一批具有反思性、批判性的作品，格罗斯曼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始了他的创作。
他并不是大无畏的英雄，生前，他也是体制内的一员，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文学解冻的形势，让他产生幻觉，以为从前不能说的话可以说，不能指出的问题可以揭露，这才有了“不怕死”的《生活与命运》。
那么，为什么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鼓励揭发斯大林时期的政治问题，却绝不容许《生活与命运》出版呢？因为《生活与命运》的力度已经超越了批判斯大林本身，它投掷的冷枪对准的不是斯大林个人，而是整个前苏联的政治。换言之，《生活与命运》揭示出，当时爆发出的种种问题，并不能简单归咎于斯大林个人，它必须纳入整个前苏联的官僚运作体系中。它展现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如何被官僚主义取代，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政体，怎样在繁琐、森严、鼓吹人人崇拜的政治改造中渐渐腐朽，尽管格罗斯曼没有明说，但他的小说预言了这种前苏联式乌托邦的破灭，也就是说，他批评的已不再是斯大林主义，而切切实实是整个前苏联的官僚集团，这是当局所无法容忍的。
当局同样无法容忍的，是格罗斯曼在小说中对人道主义的思考，他通过回顾契诃夫的文学创作，回归到“文学即人学”，在那里，首先要尊重人、怜惜人、热爱人，而不是牺牲人去追求伟大的理想。这段关于契诃夫的对话出现在小说第66章，一个叫马季亚罗夫的人说:“契诃夫使我们认识了整个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各个阶级、阶层、各种年龄的人……但是不仅如此。他使我们认识了这平平常常的许多人，明白吗，俄国的平常人！……要明白，人的好与坏不是因为他是僧侣还是工人，是鞑靼人还是乌克兰人，人都是平等的，因为都是人。半个世纪之前，持有狭隘的党派观点的人认为契诃夫是停滞时代的代表。然而契诃夫却是最伟大的旗帜的旗手，这面旗帜是在俄罗斯一千年的历史中高高举着的旗帜，是真正的、俄罗斯的、实实在在的民主的旗帜，明白吗，是俄罗斯的人的尊严、俄罗斯的自由的旗帜。……契诃夫说：让上帝到一边去吧，让所谓伟大的先进思想到一边去吧，首先是人，我们要善良，要关心人，不管什么人，僧侣、庄稼汉、百万巨富的工厂主、萨哈林的苦役犯、饭店的跑堂；首先要尊重人，怜惜人，热爱人，不这样绝对不行。这就叫民主，这就是俄罗斯人民目前还没有得到的民主。”
在前苏联的语境里，这部小说可以算大逆不道了。但是在出版前，格罗斯曼满怀信心，认为这部自己耗尽毕生心血的代表作，可以在社会上掀起一场风暴。
然而，1961年2月14日上午11点40分，克格勃（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派人闯入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住宅，没收了《生活与命运》的书稿。对于这本书的价值和出版前景，作家的敌人看得更明白。当时，前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总指挥苏斯洛夫对格罗斯曼说：“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本书（《生活与命运》）在两三百年内都不会有出版的机会。”
格罗斯曼天真地给赫鲁晓夫写信，抗议：“有什么理由让我人身自由，却逮捕了这部我为之呈献生命的书？”直到临死之前，他都期盼《生活与命运》得到“解冻”的机会，他并没有像索尔仁尼琴，走向一条决绝的批判道路，也不似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幻灭后选择自杀。他重病缠身仍乐于自嘲，即便不再是当年入围斯大林奖呼风唤雨的文坛领袖，他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和朋友去亚美尼亚旅游，写下一些优美的杂记。那时，他罹患胃癌，死神就在身后，有一天他在朋友的车上突然腹绞，他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疼痛万分，可他不好意思让朋友担心，觉得能忍就忍，直到朋友中途停车加油，他才逃命似的赶去厕所，等疼痛缓解，又变回个没事人。格罗斯曼后来回忆道：“我记得莫斯科的作家都不喜欢我，认为我是个失败者，是个可怜虫。他们说得对，我完全同意。不过，就这件事看来，我倒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
格罗斯曼到死也没等到《生活与命运》出版的一天。1964年，他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临死前，他以为小说已经出版无望（在此之前，小说书稿已被销毁）。所幸，他的一位朋友冒死保留了复本，制作成微缩胶卷偷运出国，才有了《生活与命运》的重见天日。
1980年，《生活与命运》在瑞士出版后，一度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当时索尔仁尼琴风头正劲，而格罗斯曼这个体制内作家的标签，又让西欧媒体对他产生了一些偏见，误以为他的作品不过是歌颂之作或者对索尔仁尼琴的老调重弹。然而，在文学角度上，《生活与命运》是比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更浑厚的作品，它对前苏联社会各阶层真实的记录、对人世间的热情和悲悯，让他站在历史的边上，最终回到人的本位。
格罗斯曼是一位谦卑的作家，他的小说也具有谦卑的品质。作家的坚定和执着，让小说不拘泥于特定的情境和问题，而是深入到历史的纵深部位，以一种看似留情又毫不手软的方式，把前苏联的政治制度、人民的真实生活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微信读书上，我读到作家、书评人梁文道写给《生活与命运》的序。道长纵横江湖数十年，写过的文章千千万，但这篇，是我读过里他写得最用情的文字，那是一份写书人、爱书人的惺惺相惜。而《生活与命运》也值得他这篇序，瓦西里·格罗斯曼不为大众所知，但仅凭此书，他足以存世。1989年，翻译家力纲译了这本书，译者序言写于当年6月10日，他在序言最后一段恳请道:“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
在读完这本书后，我理解了力纲和梁文道的感动，他们的一字一句都不是奉承之词，而是借助序言，对自己所爱之书真真切切的一场告白。《生活与命运》完全值得他们的褒奖，甚至这部书的价值绝非三四篇万字书评可以概括，书评人在此做的不过是抛砖引玉，用最谦卑的姿态，希望正处于快速时代的读者停一停、看一看，摁下暂停键，在这如今看来似乎有些老气的文学世界里走一遭。它不会使你成功，也不会带给你财富，但它会诚诚恳恳地告诉你：一个人要经历多少，才成为今天的自己。它所说的不是生活虚妄，而恰恰是人间值得。人间值得，生活的意义在一代代人的负重前行中传递。在这个意义上，“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罗曼·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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