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旧金山的高速公路上，一辆白色的方头中巴正在车流中疾驰。乘客是一群黑头发、黄皮肤的少年，他们面露疲态，安静地坐在各自的位置上。路途遥远，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浓稠的夜从四面八方袭来，被车灯照亮的高速公路，如同金色的针脚，镶嵌在无边的黑色的被面上。驾驶员比尔·汤姆林森（Bill Tomlinson）年过六旬，戴着高度近视镜，他尽量佝偻着身子往方向盘上靠，似乎这样就能看得更清楚。他是汕头大学男篮的主教练，下午刚带着队伍在距离旧金山4小时车程的某个小镇打完比赛。往返驾车8小时，再加上一整场的怒吼和大脑的高速运转，这会儿他有点累了。“要不要聊聊天？”副驾驶上的赵蒙问比尔，他曾是比尔在汕大最早的一批队员，现在是球队经理兼助理教练兼翻译。“我没事。”比尔说，然后抖擞了精神，继续操控着车辆驶向旧金山。丝丝缕缕的灯光从车窗透过，将比尔的侧脸照出一个模糊的轮廓，赵蒙看了一眼，随即陷入了沉思。
一年半以后，少年当中的一员在2020年CBA选秀大会上，被四川男篮以首轮第4顺位挑中，赛季至今，他4次轰出单场20+，场均可以贡献13.7分。这个人，就是绰号“汕大杜兰特”的朱松玮，而刚到比尔手里的时候，他“瘦得像根筷子”，完全不被人看好——否则也轮不到汕大“捡漏”。比尔，一个澳大利亚人，培养出了CBA历史上最火爆的一年级选秀球员，这本身就足够奇幻。往大了说，朱松玮是李嘉诚“大型教育实验”中，结出的最亮眼的果实，而亲手培植汕大男篮这颗果树的，正是年近63岁的比尔，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的硬汉。
纵然年近63岁，比尔的身材却保持得不错——除了肚子，身高1米88，四肢依旧显得修长。你可以将他的身材，理解为《神偷奶爸》里的格鲁，只是比例没有动画片那么夸张。他在华已逾十二载，这个时间甚至比“马政委”马布里还要长。每年除了带队海外拉练的一个月，以及休闲度假的一个月，剩余的时间全部在中国度过。他先后加入中国男女篮教练组，辅佐过孙凤武、郭士强，还执教过黄思静、杨力维这批广东女篮青年队。他在中国赚取薪水，也将热情、爱心以及毕生所学倾注到这片篮球的热土。初到中国之时，面对全新的文化环境，他经历过困惑甚至愤怒，然而随着他的足迹在中国的中、东部遍布，他开始适应、理解和接纳。他对中国历史兴趣浓厚，甚至娶了一个中国妻子，后来随他从北京南下，如今在队里负责一些后勤事务，队员们亲切地叫她“萍姨”。
我跟他见面那天，他刚率队在宁波大学打完“听雨轩”杯四校篮球邀请赛，那是9天里的第9场比赛，疲劳是可以想象的。但当晚他情绪高涨，表达的欲望很强烈，我们从下午6点聊到晚上10点半。那天晚上，他坐在下榻宾馆房间里一张异形椅子上，用他那总是把/ei/念成/ai/的澳式英语，向我讲述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故事。2008年6月之前，比尔的身份是澳大利亚NBL联赛悉尼国王队助理教练，该队主教练是中国球迷非常熟悉的布莱恩·戈尔。2006年、2007年，比尔两度随队前往中国参加巡回邀请赛，辗转多个城市。2007年9月28日，中国男篮在合肥与国王队罕见以平局完赛，比尔就是亲历者。比尔发现，“到哪里都能看见人们打篮球，到哪里观众都是人山人海”，校园里，甚至消防队里，到处都有篮架，“倒是没看到多少人踢足球。”他当时就觉得，“篮球是中国的第一团队运动，这里就是未来。”与中国相比，篮球在澳大利亚的处境就相对尴尬，充其量只是第三运动，位列澳式橄榄球、板球之后。
所以，当2008年6月国王队因无法按时支付工资被取消参赛资格之后，比尔应中国篮协之邀来到了中国，担任中国女篮技术顾问，举荐他的，正是先一步加盟中国男篮教练组的戈尔。那几年，他住在天坛公园对面的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公寓。他的房间对面有一台公用电话，经常可以听到体操队的小姑娘边打电话边哭，他想出言相劝，却不知从何说起。进入全新的文化环境，他有很多困惑，比如为什么中国教练喜欢让队员排成一排讲话，直到他看到许多餐厅的早会；再比如，为什么中国篮球的掌门人是一个搞田径的……同时，他也展现出了对这种异质文化的好奇心。他逛过首都博物馆，也逛过国家博物馆，里边珍藏的文物令他啧啧称奇。他曾经三次登上过长城，也想方设法地探寻长城的历史。他了解鸦片战争，也了解日本侵华战争，萍姨说：“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他都略知一二。”他下载了有关中国历史的电子书，睡前听，还购买了纸质书，以备在飞机上看。他刚到汕头大学的时候，带队跟国青男篮打过一场教学赛，那场比赛汕大打得很好，他“很兴奋”。期间，国青的教练叫了暂停，队员们纷纷走向板凳席，他朝一个队员走过去，一脚踹了上去。比尔见状，怒从心中起，高声骂着“F”开头的脏话冲了过去，“你怎么能打队员呢？”他的意思是。说到激动处，还站起来大踏步地挥着拳头，模仿起自己当时的样子。结果那个被踹的孩子躺在地上，用一种关爱神经病的眼神看着他，“他那表情就像是‘你搞什么名堂，简直蠢透了’。”比尔告诉我。类似的事，他经历了好几次，他曾经在健身房看到一个韩国教练掌掴队员。他上去劝说：“如果这是在澳大利亚，你就完蛋了，永远再没机会执教。”结果对方白了他一眼，反讽道：“还好这里不是澳大利亚。”
后来，他慢慢意识到这是一种文化的差异，他仍会看到中国教练打队员，但他不会再试图制止了。“我脑子里有很多篮球知识，但如果把自己摆得高高在上，是无法理解中国篮球的，要想传播篮球知识，就得弄懂中国。”他说，“刚来的时候，我是批判性的，毕竟是不一样的文化，我现在对中国的理解，比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要好多了。”赵蒙向我回忆起他毕业之前的一件小事。有一回，他父亲到汕大请比尔喝酒，“我爸是军人，他爸也是军人，聊得很投机。”为了表示尊敬，赵蒙的父亲端起满满一高脚杯的白酒，一饮而尽。而平时喝不了白酒的比尔呢，为了表示诚意，同样是一饮而尽。结果开席仅十分钟，就抱着马桶吐去了，“一直吐了两个多小时。”刚开始，比尔像400多年前的利玛窦一样，觉得中国人互赠礼物的习俗很新奇——澳大利亚人只在生日、圣诞节等特殊情况下互赠礼物。后来，如果有人送他礼物，他就收下，然后请人吃饭。不过那些礼物，有一多半都被他捐给了汕大一个慈善机构，该机构会对捐赠物品进行拍卖，筹得的善款用来帮助唇腭裂（即兔唇）儿童。跟比尔见面的那天中午，宁大校方组织参观宾馆一楼的博物馆，正应了比尔的心意，他举着手机这里拍拍，那里拍拍，简直停不下来。展厅正中是一张千工拔步床，其做工之繁复，用料之精细，体积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床的四周摆放着各类家具、漆器、瓷器、塑像、奇石……比尔的目光最后停留在了一块巨大的卵状石头上，那块石头的粗糙与整个房间的精致格格不入。“这是一块什么石头？”他问我。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他又说：“这是一块特殊的石头（special rock）。”
比尔的故乡是墨尔本附近一个名叫布罗德梅多斯的小镇，他出生于一个有着8个孩子的大家庭里，是家中长子。比尔的童年是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度过的，什么东西都要去竞争。“我们只有一只鸡，谁想要鸡腿？都想要。”比尔说，在这个时候，连极其油腻的鸡屁股也会成为好东西，这导致他此生一直有个重口味爱好，吃鸡屁股。“我们那所学校校风彪悍，我是红头发，跟别人不一样，他们排斥我，挑衅我，我就跟他们打。”比尔不自觉地微微扬起头，“你想聊聊我头发的颜色？那我就跟你聊聊你鼻子的颜色。”如今，他的红发早已掉光，就连头顶四周残存的发根也已转为白色，但他的强悍不减当年，他在场边的怒吼，是CUBA一道特殊的风景线。民风彪悍如此，打球或参与运动，是把孩子们从街头拉回秩序中的最好方法之一，否则“难免要惹事，犯错”。“澳大利亚是一个为体育而疯狂的国家。每个人都不止从事一项运动，我年轻的时候，打篮球、踢足球、澳式橄榄球、板球。”比尔告诉我。他的球风“凶猛（ferociously）”，虽然身高“袖珍”，却是中锋位置谁都不愿意碰到的对手。比尔的启蒙教练任教于另外一所学校，住的地方离比尔家很近，他教包括比尔在内的一群孩子打球，“不收钱，也不收礼物，就是喜欢（带孩子们打球）。”比尔说，“假设我退休，我也愿意免费带孩子们训练，这是一种循环，因为我的篮球知识是这么来的，所以我有义务再回馈给社会。”然而，篮球是一项对身体天赋有着极高要求的运动，比尔在身高上的缺陷，使得他无法在篮球之路上走得太远，最终，他只打到圣基尔达（St Kilda）俱乐部的二队。“既然我无法以球员身份坐在板凳席的最头上，那我就要以教练身份坐在板凳席的最头上。”年轻的比尔立下志向。他很早就开始“投资自己”，将自己做工程监理的工资攒下来，自费去美国学习教练知识。必须得学习，因为球员和教练是两码事，在澳大利亚，想成为一个基层教练员，太难了。他的老师名叫鲍勃·布朗，在高中、大学教练岗位上呆了52年才退休。退休之后仍在为一些球队提供顾问服务，其中就包括他儿子布雷特·布朗的球队——对，就是那个执掌费城76人队多年的布雷特·布朗。比尔与布朗几十年的情谊，就是从那时候结下的。
24岁，比尔正式成为一名教练，接下来的26年里，他一路升级打怪，从二级联盟再到WNBL，最后落脚到NBL的悉尼国王队。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后，他邀请布雷特·布朗担任悉尼国王队主教练，他则主动让贤，从主教练位置退下，成为前者的助理教练。2003年，戈尔加入教练组。2002-2004赛季，他随队夺取NBL联赛三连冠。比尔，几乎拿遍了澳大利亚国内联赛的各种冠军。2009年，他将全部事业转移到中国。2013年底，他被李嘉诚基金会高薪聘请为汕大男篮主教练，执教生涯开启了全新的篇章。此后7年间，他率领汕大男篮迅速走出低谷，并两次打进CUBA全国十六强。作为教练，他十分强调学习能力。“如果你每天都只有篮球，你的大脑就不能在很高水平上获取信息，你必须拥有学习的能力，如此，你就会像一把锋利（sharp）的刀子（让一切迎刃而解）。如果你每天只是运球、运球，那你就会变得平庸（flat）。”“即便是本·西蒙斯这种球员，在体校上学时，也要天天去上课。”他跟西蒙斯的父亲相熟，聊起这位状元郎时，就像聊自己“邻居家那小谁”。“我执教快40年了，仍然得继续学习。”比尔说，一方面向优秀的教练员学习，另一方面看比赛的时候，总是铅笔、战术纸不离手，遇到好的东西随时记下来。他甚至会向在科罗拉多大学担任球员发展教练的儿子内特学习，从他们的体系中汲取营养。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懂录像剪辑！手指在电脑的触控板上滑得飞快，很快就完成了对比赛视频的去粗取精，他还向我演示如何把各种符号、标记画到相应的进攻回合里。录像课上，他会将这一段播放给相应的队员看：“我想要一个运球的手递手，XX你的位置错了。”聊天逐渐深入，我胆子也大了起来，问了一个特感兴趣的问题：“你赚的钱也够多了，在澳大利亚还有养老金，为何还不辞辛劳地带着球队到处奔波？”在我看来，一个已过退休年龄的、几乎是CUBA最老的主教练，应该退居二线，至少，不必每场比赛都站在广告牌前面亲自指挥。“因为我喜欢竞争。”比尔正色道，“我们的大学很小，开始时甚至没人知道，出去招生，别人‘什么大学？汕头还有大学？还有篮球队？’没人知道。所以越是这样，我越是感到骄傲，我培养出了CBA的4号秀。我在澳大利亚拿遍了各种冠军，我很享受，我同样喜欢当下的挑战。”
2014年6月底，汕头大学2014届毕业典礼前夕，时年85岁的李嘉诚穿上汕大男篮的5号球衣，来到了2013年落成的气膜篮球馆。这座耗资800万的球馆由李嘉诚基金会捐建，如一只倒扣的白瓷碗。李嘉诚饶有兴致地拿球上场，在比尔的指导下练起了投篮。比尔带他玩了一个叫做“环游世界”的篮球游戏，在球场上规定5个点，代表五座中国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在一个点投进，再到下一个点。比尔告诉李嘉诚，投篮时“肘部收紧，弧度要高”，就像他指导队员那样。
李嘉诚，绰号“李超人”，但在汕大，学生们更喜欢叫他“诚哥”。1981年，他捐资3000万港元，与广东省委省政府、汕头市委市政府合力创办了汕大，一圆潮汕人民百年大学梦。据《南方日报》报道，李嘉诚基金会对汕大的承诺支持款项超过100亿港元，“李嘉诚常说，他对汕大的支持将超越生命的极限。”得益于李嘉诚的慷慨投入，汕大男篮每年都会出国特训一个月，这是足以令清华北大在内的豪门羡慕的待遇。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在科罗拉多大学，在悉尼著名的邦迪海滩等等地方，留下了无数足迹。他们甚至可以在德鲁联赛的场边，触碰到詹姆斯·哈登的手指尖。
晚宴上，“诚哥”叮嘱比尔：“我知道你是一个成功的教练，我也知道你是一个职业的教练，你想赢球，那是你的事情。我希望你做的事情，是把他们教育成好人，将来走上社会能回报社会。教这些孩子过健康的生活（healthy life），不要吸烟，不要喝白酒，学会与他人合作。”“诚哥”的理念，与比尔的理念不谋而合，他的目标，就是将汕大男篮打造成一支NCAA式的球队。在这里，他获得了在澳大利亚时无法想象的自主权，得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打造球队。为此，他绝对不惜体力和脑力，更不会吝惜自己的热情和爱心。他信奉一句话：“Honest work，honest pay.”汕大男篮在整个CUBA都是一个另类，这不光是指他们的出资方跟其他学校不同，更是指他们的理念：这里不允许抽烟，发现一次立刻开除；这里不允许喝白酒，但在社交场合可以饮少量啤酒或红酒；这里不允许挂科，挂科一次扣发大量奖学金；这里没有保研，只有大五期间的训练补助；这里不允许队员打野球……
每天早上5点半，比尔会准时起床，步行前往气膜篮球馆。途中，他会经过一个湖，里边有鱼，总是会吸引一种长着蓝色羽毛的翠鸟，每逢此时，比尔就是短暂停步，举起手机拍个没完，他喜欢这种翠鸟。“特别阳光向上”，这是萍姨对他的评价，他总是捡来各种野草、野花养在阳台上，有一次，他在捡了根“小棍儿”，现在那根“小棍儿”已经“亭亭玉立”，花瓣雪白，靠近花蕊的地方渐变成明黄色。6点之前，比尔就会抵达办公室，泡上一杯咖啡，开启一天的工作。他喜欢这个时间，晨光初洒，校园里仍旧一片静寂。办公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好几摞战术纸，其中有一张会是当天的训练计划，说到这里，他挪到我旁边坐下，拿出一张战术纸给我看，指着上面的符号说道：“这是我们的进攻，这是我们的特殊布置，这是我们的边线球战术……”7点多钟，队员们逐步到位，路过办公室巨大的窗口时，他们会热情地与他打招呼——这是比尔着力培养的，他希望他们热情、礼貌，不要害羞。比尔总是充满了能量，每堂训练课都亲力亲为，即便是晚上下训回家，他也总是处于“工作状态”，看比赛，拿着铅笔、战术纸写写画画，“一睁眼就在工作了。”我将其戏称为澳大利亚人的“996”。后来跟萍姨闲聊，萍姨笑着告诉我：“昨天，他自己一个人把气膜馆所有的地板都擦了。”比尔就是这么闲不住。在CUBA做外籍教练和在CBA做外籍教练截然不同，后者的阵容都是现成的，教练到岗之后把它组合成最佳状态即可，而前者，则要按照具体的需求去招生，自己拉起一套阵容。一个老外，在人生地不熟的中国，所执教的又是一支学术上不够卓著的“双非”院校，招生的难度可想而知。比尔亲自到高中赛场去看、去联络，还跟赵蒙跑到湖南跟三个家长拼酒，甚至用自己珍藏的邓肯亲签跑篮服“利诱”心仪的队员——在说到“亲签”时，他加重了语气——可即便如此，那名态度一度松动的球员最终还是没有来，这令比尔着实感到沮丧。他招不到业已成名的球员，只能捡别人不要的，比如朱松玮。
“刚来的时候瘦得像根筷子。”比尔说，但他看到了朱松玮的优势，身高超过两米，却具备足够的灵活性。大学五年，他没有刻意将具备内线身高的朱松玮培养成内线，而是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从外往内”打起，不厌其烦地督促他进力量房，这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能在CBA胜任三、四号位的朱松玮，“又是扣篮，又是TM两分，又是三分，什么都有（李春江语）。”肤色不同，语言不通，比尔却始终将这群孩子当成自己的家人，“当初是我招他们来的，他们帮助我达成目标，我值得在他们身上花时间，倾听他们的声音。”比尔说。
有一个队员前交叉韧带断裂，比尔向基金会申请了经费，前后三次手术，并把他送到北京最好的运动康复中心治疗，耗资20多万，最终保住了他的运动生命。现在，这名队员已经工作，他仍然可以在野球场上飞奔，而比尔和萍姨有时也会到场边为他加油助威。
弟子们有的已经生儿育女，比尔对这些“第三代”也十分稀罕，简直视如己出。
去年圣诞节，他交代萍姨给赵蒙的女儿买了两双童鞋，又把家里装饰出圣诞节的气氛，小家伙去了又唱又跳，开心极了。有一次，在比尔的办公室，爷孙俩唱起了《小星星》，一个用中文，一个用英文，结果五音不全的比尔惨遭“嫌弃”，“Coach（教练）爷爷，你唱的太难听了。”
两个孙女不在身边，比尔就把赵蒙的女儿当作孙女，“也算是弥补了亲情的缺失吧。”萍姨告诉我。
而在那辆白色的方头中巴车里，置身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赵蒙看到老比尔若隐若现的疲惫的脸，他是这么想的：“在异国他乡，有这么一个人可以依靠，心里挺踏实的。除了父母、家人，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我是没有话讲，作为助手，我只能尽我所能地去帮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