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心动的offer2》:现代职场中的阶层景观、隐性规则与“超额游戏”

2021-01-17 星期日

《令人心动的offer2》在1月13日播出了最后一期,宣告整季节目的终结,最终三位实习生获得了入职资格。

 

这档从韩国引进版权的职场类节目,主要的拍摄内容是八位法学专业的年轻人进入一家顶级律所实习,最终其中的两位将获得入职该律所的入职机会。在这一季中,节目组设定的实习地点为国内“红圈所”之一的君合律师事务所。

 

在节目播出后,舆论场对这档节目的讨论更值得讨论。舆论场经历了从一开始关注阶层、社会不公等议题,开始讨论“凡尔赛”、“逆袭”等话题,到逐渐接受阶层差距,并将其合理化、开始观看“强者”表演的过程。

 

近来,公众对于“996”、“007”等劳资关系中的不合理现象已经有诸多不满和反思。《令人心动的offer》这类职场节目却美化了劳资关系中的不合理,将劳动者塑造成了被动的、无法反抗的天然弱者形象。而整季节目通过对现代意义上“体面”工作想象的建构,垄断了对职业选择的解释权,对其他价值取向的职业选择并未呈现,最终呈现给观众一种“单向度”的律师职业图景。

《令人心动的offer2》选手被称为“95后”新职场人。图片来源:网络。

《令人心动的offer2》选手被称为“95后”新职场人。图片来源:网络。

“体面”:职常想象的现代景观

 

尽管这档节目一直因为呈现出职场的竞争和残酷而受到关注,但在主创眼中这档节目要展示的是“真实”,在该节目制作团队口中:“职场应该现实,美好要留给生活。”

 

按照制作人的说法,这一季的节目希望能“打透”律师行业。和原版节目一样,中国版的《令人心动的offer》两季都把镜头对准了律师这样一种在现代意义上体面的工作,而整季节目都在建构一种现代意义上对“体面”工作的职业想象。

 

现代意义上的“体面”,最通俗的理解就是风吹不到、雨淋不着,日常穿行于钢筋水泥森林中的办公室工作,并且有着可观的收入。《隔间:办公室进化史》一书提到,在工业时代到来后,随着商品交换的复杂化,出现了办事员的工作类型,他们离开了充满不安全感的制造业一线,走入了一个个“隔间”,穿着衬衣和西装从事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但收入又非一线的制造业工人所能企及。

 

无疑,律师是最符合现代意义上体面标准的职业之一。在传统的想象中,法律们总是西装笔挺地出入写字楼,拿着不菲的佣金在法庭上唇枪舌战,甚至是为当事人据理力争的正义的化身;在普通老百姓的理解中,这是一个仅仅“动动嘴皮子”就能赚到钱的“好”工作。

 

当然,薪资也是“体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简单介绍律师事务所后,一位观察员称若能拿到这个offer,起薪将是2万。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这个数字十分可观;而在大量非一线城市的观众看来,这个数字更是难以想象,可能是他们几个月工资的总和。

 

为了营造这种“体面”的心动感,节目组把拍摄地点安排在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的上海中心。这座上海第一高楼,并不是该律所真正的办公地点,真实的办公地点在上海浦西的太古汇。而八位实习生在节目中完成的具体法律任务,在这家律所的日常工作中也不会出现。

 

那么,为什么这档节目要在一个不存在的空间完成不存在的任务?目的,不过是希望能给观众制造出一种体面的工作想象。因为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浦东还是要比浦西更“现代”。出入第一高楼,更是一件具有符号性质的行为,象征着自己已经身处上海的上流,成为都市与现代化的组成部分。 

 

自近代开埠以来,上海便是“摩登”和“都市”想象的集中地,寄托了众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幻象。和承担更多政治职能的北京相比,作为商业中心的上海有看似更现代的生活,而需要依靠消费的城市是更加“亲民”的,相对便利的基础设施则更受年轻人欢迎。《令人心动的offer2》正是看中了潜藏在民众间对现代生活的想象,虚拟了一个工作空间,甚至工作内容,只为呈现出一个可观看的职场。

 

而这样的建构方式则垄断了对一个何为“体面”工作的话语权:只有当一份工作是足够”体面”的,才是令人心动的。身穿奢侈品,出入现代城市最黄金地段的高级写字楼,拿着可以让同龄人欣羡的薪资,沉浸在民事诉讼和诸如IPO合规等非诉的工作内容中,是《令人心动的offer2》呈现出来的“体面”,而这也是当下社会“主流”人群对于体面的认定,背后则是全社会层面价值观的单一。

 

即便是在这种被认定的路径中,以君合为代表的国内“红圈所”也并不是所谓的“天花板”。 中国还有大量的外资律师事务所存在,而在美国顶级高校拿到法学相关学位的中国学生,也大多不会选择回国入职“红圈所”,而是直接留在国外的律所工作,或者回国后入职“外所”。在同样的路径和价值选择中,外资律师事务所服务的对象、业务范畴、薪酬福利和劳资关系,都不是国内“红圈所”所能相比的。但是节目中却未提及“外所”的职业取向,而选手们似乎也像不知道有“外所”的存在一样,对“红圈所”痴心向往。

 

《令人心动的offer2》在这种呈现和建构中,排斥了其他职业选择的价值合法性。在现实中,即便困难重重,但仍有一些律师在从事收入低、风险高的刑事诉讼,为了沉冤多年的当事人铤而走险,最终让当事人沉冤得雪。这无疑也应该是所谓“体面”和“心动”的应有之意,而节目中却并未体现律师职业中的此类面向。

 

掌握着何种职业路径才是“令人心动”的节目组因为只描绘了一种,而无形中就将其他选择认定是“不体面”和“不令人心动”。

 

在这个可观看的职场中,有专门从外地赶过来“参演”的带教律师、有特地为满足众人想象而设定在上海第一高楼上的办公场所,也有虚构的实习内容。这档真人秀,无疑是为所有观看者量身定做了一个职业景观,真实与否似都已不太重要。

 

《令人心动的offer2》垄断了对何为体面和心动的定义权。图片来源:网络。

《令人心动的offer2》垄断了对何为体面和心动的定义权。图片来源:网络。

 

“慕强”:令人心动的阶层与身份

 

按照一个网友的说法,这一季节目不如改名叫“令人心动的阶层”。和之前的一季相比,《令人心动的offer2》在营造阶级感上下足了工作,或许节目组正是看中了社会层面对于“内卷”、“凡尔赛文学”的关注和调侃,一开始便格外注重在身份与阶层之间的区隔建构。

 

和上一季的选手相比,这一季在选角中更突出了选手之间的背景差异。上一季仅有一位毕业于国外的高校,其余皆在国内接受法学教育。而在第二季的八位选手中,有四人拥有国外的法律硕士学历,其中王骁毕业于顶级名校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另外四人毕业于法学领域内广受认可的“五院四系”,仅有朱一喧本科在读,而丁辉则有两年的工作经历。

 

在这样的配置中,则出现了多个身份差异:本科生和研究生、是否毕业于“五院四系”法学院与否、是否毕业于海外高校、是否海外顶级名校毕业生,以及是否有过工作经验。在这样的矛盾设置下,不同的选手可能身上有一个或多个标签。这些标签和“固有”的印象,成为这档真人秀展开叙事的天然富矿。

 

在节目公布的信息外,网友们对节目中的选手进行了类似于“人肉搜索”一般的信息检索,并且发布在网络上进行讨论。她们发现,这八位选手各个都“不一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通过不同方式获得了高考加分和特殊待遇,包括武术、英语、音乐和香港生源身份。

 

在节目中,一些和阶层相关的信息也被放大,比如一位实习生开着豪车来上班,并且在一见面就给其他实习生发放写有自己名字的纪念品;而另一位实习生和母亲一起来上海实习,住在布置温馨的房子中,而另外的几位只能自己拖着沉重的箱子搬家。

 

在民众对于这档节目的解读中,这些带有明显阶层特征的细节被关注和讨论,但最终沦为谈资一般的话题,甚至是一条热搜条目。

 

在明显存在“不合理”的情况下,大多数观众并没有转向对社会不公的深层次讨论。 这些被观察到的现象背后,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社会不公出现?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和解决这种不平等,都未出现在节目和民众的讨论中。

 

而这种讨论和结果,正是当下社会中对阶层议题讨论的映照:一番讨论后,舆论往往转向自嘲和自我疏解,发出诸如“这就是生活”、“令人心梗的现实”之类的感叹后,便重新投入日常生活中,在节目后期公众已经不太讨论阶层的议题,转而认真地投入到对节目预先设定好的重点:能否多一个留任名额、节目中的实习生之间的关系,甚至对节目中的人物关系进行自主、创造性的解读。

 

在这样的讨论和观看中,原本应该被关注的阶层问题被消解了,而这种消解的方式是值得玩味的。从一开始,《令人心动的offer2》就利用独特的第二现场的方式,直接由多位嘉宾提出“凡尔赛文学”等话题,希望能引起观众的讨论。但是,这种言说往往是隔靴搔痒般的,因为在一档真人秀节目中势必要以娱乐性的戏谑方式展开,而不可能展开任何深入的讨论。这种对阶层问题的呈现方式,在客观上意味着它确实存在但又不可解决,甚至是不可说的。正如在当下社会每个人都面对的难题一样:即便能清楚地意识到阶层差距之后,我们又能怎么办?

 

2020年,阶层成为中国民众间热烈讨论的议题之一。无论是“凡尔赛文学”,还是“内卷化”,都引发了诸多讨论。阶层和身份,成为刺激国人神经的两个开关,但似乎没人愿意深究下去,只是把这些词语提出来,更多情况下沦为了“慕强”心理的注脚。

 

在舆论场对这档节目的讨论中,原本的反思逐渐让位于对几位选手表现出阶层特征的向往甚至是认同,但观看者又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展现出来的是阶层特征并不属于我,从而沦为一种“真实的观看”。

 

不少网友的言论明显表达出,无论选手有什么样的社会资本,不管该社会资本的获取是否存在不正义的情况,但在节目中的表现看,他们都是“优秀的人”,而自己只能“仰望”他们,他们是丛林法则林立社会中的“强者”,而不再去关心作为结果的“优秀”和“强者身份”的原因何在。众人也直言,自己想看的就是“优秀的人”有多优秀,而不想看”大专生、三本生找工作有多难”。在这样的内化表达下,对于阶层的讨论和解构不复存在。

 

唯一带有阶层跃升意味的选手丁辉,本科毕业于省内二本院校,研究生考入“五院四系”,后在上海一家律所工作两年,此次参加节目是裸辞和背水一战。即便他在节目中表现出色,但因为各种原因,诸如把公司的名字写错、误写了团队归属等看似无足轻重的错误,一次次排名垫底,最终在半程遭到淘汰。如果说“出身不好”的丁辉想借由此次机会完成阶层跃升的话,那么最终和众人预想的一样,他失败了。

 

对于观看节目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并没有海外顶级名校的学历,也没有可以在高考加分甚至保送的好运气,“平平无奇”的丁辉让最大范围内的民众产生了代入感,而事实也是如此:在当下想凭借自身完成阶层跃升似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丁辉的遭遇也成为社会现实和绝大多数个体命运的某种注解。

被寄予厚望希望通过节目实现阶层跃升的丁辉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图片来源:网络。

被寄予厚望希望通过节目实现阶层跃升的丁辉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图片来源:网络。

“潜规则”:被合理化的劳资关系

 

和阶层一样可见的,是劳资关系。《令人心动的offer2》作为一档职场真人秀,核心任务便是通过努力获得入职offer;在这一过程中,用人单位—求职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整档节目中的核心互动关系。

 

在大多数看完这档节目的观众眼中,这档节目是令人“窒息”的。因为从一开始就把核心受众定位成了还未毕业的大学生,来进行一场对职场的初认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从未接触过职场的新人,抱着观看职场法则的出发点来观看这档节目。

 

在这档节目中着实可以满足这样的预期,给未入职场的新人提供提供一窥职场的机会:要认识公司大老板的长相,即便在工作中基本不可能和他有任何交集;见到大老板要起身打招呼;坐公司领导的车要坐在副驾驶,否则会被领导指出不妥;即便前一天通宵加班没回家,也不能影响第二天的工作状态,否则会引起直属领导的不满;必须去参加公司的年会,在一些嘉宾看来这是工作的一部分。

 

因此,这档节目甚至可以作为一场对于未进入职场者的规训。借由真人秀和娱乐化的形式,让资本对于劳动者的规训隐藏于无形,留下的只有在资本面前实习生们的战战兢兢和时刻担心自己被宣布结束实习的恐惧。而观看者,则潜移默化地和实习生们一起无条件接受了公司提出的种种要求,不考量这些要求是否合理。

 

对观众来说,这种“习得”的过程是珍贵的。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机会跟八位选手一样到国内顶尖的律所实习,只能寄希望于“观看”来获得职场法则。而当他们自己真正走入职场时,将调动这些观看来的经验应用于其中,变得比八位选手更像一只只惊弓之鸟般,在资本面前更加顺从。

 

经历了第一季节目的成功后,《令人心动的offer2》在节目环节的设置上费劲了脑汁,引入了两次淘汰机制,一次在节目中段的第五期设置了一次补位,一次在第九期又淘汰了两人。这一机制的设计来自于职场中的“末位淘汰制”。和第一季未淘汰一人、仅在最后决定拿到offer人选的设置相比,无疑增加了残酷性和可看性。

 

因为有淘汰机制的存在,让《令人心动的offer2》的气氛和第一季有明显区别,这也是创作团队希望呈现出的职场真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知名律所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八位实习生像是参与了一场发生在乌托邦中的生存游戏:不能退出,只能向前跑,否则迎接他们的将是“死亡”,也就是淘汰。

 

如果八位选手不想被淘汰,就要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在每一期节目设定的任务中表现优异,获得认可,进而拿下入职机会。无论劳动者在现实中有多少能动性,但在《令人心动的offer2》中基本没有展现出这一面向,反而接到任务后滴答作响的倒计时,每个选手都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紧迫感弥漫在节目的各个角落。

在《令人心动的offer2》中,用人方的绝对主导权被合理化。图片来源:网络。

在《令人心动的offer2》中,用人方的绝对主导权被合理化。图片来源:网络。

“996”与“007”:无奈现实下的“超额游戏”

 

近来,舆论场上对于996、劳资关系的讨论喧嚣尘上,作为一名劳动者在面对用人方的要求时并不是毫无办法,大不了一走了之,主动辞职便是;即便手中的offer在外人看来体面无比,可以提供超出预期的薪资。但现实是大多数人和节目中的选手一样,为了生计无法也不愿脱身,绝大多数人愿意在自己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服从“996”机制,诚如大多数人所言的“至少钱多”。在节目中,没有一位实习生想主动退出实习,反而是想尽办法留下,获得这份本“不可能”获得的offer。

 

在无法实现阶层跃迁的当下,对金钱的获取成为当下的工作伦理所在。当然,这也不成为社会指责人们“996”的理由,因为如果可以不用依靠牺牲自己的私人生活和难以想象的工作时长就换取可观的收入,没有人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迈克尔·布洛维在《制造同意: 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中指出了其中的机制,他在对一家农机引擎生产公司进行调研后发现,工人们在日常工作中建立了对加班、超额工作的同意。在这家公司,大部分工人都愿意在完成“应有”的工作量后继续工作,并从中获利,布洛维将这种行为称为“超额游戏”。他认为,“超额游戏”不是来自资本一方的强迫,而是工人们自发的行为,这一游戏一经启动便让劳动者本人成为了资方的帮凶。

 

在这个游戏中,劳动者与资方之间形成了虚假的利益联盟,“超额游戏”让参与者获得了薪酬的提升,或是职业威望的提高,最终反映在履历上,这些报偿让劳动者产生了“满意”。当“满意”产生,“超额游戏”的成果让劳动者受益,则会让劳动者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自我剥削”,更投入地参与到游戏中来。

 

《令人心动的offer2》并没有试图解构存在于劳动者和资本方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反而扮演了捍卫者的角色。这也是整档节目的核心动因,因为毕竟来自国内顶尖律所的入职机会是“令人心动”的,甚至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而这档节目反倒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所以哪怕希望渺茫也要放手一搏。

 

在“内卷化”的当下,一个职位下是无数均质化、且本质上没有太多差异的求职者,而“令人心动”的职位永远是稀缺的。在劳动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最终导致了劳动者和资方在互动关系中权力的不平等:永远有大量的劳动者等待被选择,选择权被牢牢掌控在资本一方手中。

 

用人单位有大量的选择,劳动者若是存在异议只能选择离开,用人单位不会因某一劳动者的反对和离开,而修正自己的行为。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权力高的一方从不会主动放弃主导权,零星发生的反抗只会换来变本加厉,导致了其可以不断突破底线,一步步地蚕食劳动者的权利,无论是996还是007都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得以发生。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这些选择“不追赶车轮”的人往往被认为是“落后者”,而当有人选择终止追赶,改换其他生活方式,其他人则短暂地会投来不解的目光,并庆幸“车”上空出了一个位置,开始默默加快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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