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5日，一队考生准备登上“高考专列”。受访者供图
从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往北，是连绵不绝的山丘。每年6月初，K5117次火车都会载着高考生在此穿行，这列火车也被称为全国唯一的“高考专列”。在大杨树镇居民心中，它像是一个符号，记载着几代人关于梦想和奉献的回忆。
国家相关政策规定，高考考点须设在县(旗)政府所在地。此前，每到高考的日子，大杨树地区的考生都要一路向北，穿越大兴安岭，到135公里之外的鄂伦春自治旗政府所在地阿里河镇参加高考。由于交通不便，考生和家长要多次换乘汽车、火车才能到达考点，赶考出行极为不便。
2003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在大杨树站与阿里河站之间开设“高考专列”，解决了学生们的高考难题。
在过去的19年中，K5117次火车准时在6月5日中午12点从大杨树站缓缓驶出。6月8日下午18点，再从阿里河站发车送考生回家。这列火车时速60公里 ，单程运行2小时27分，每年只开行往返一次。作为公益专列，票价为12.5元。2018年列车主体更换，变为全空调车后，票价上涨到21.5元。到2021年，“高考专列”往返运送考生及家长3.4万余人次，有7000多名高考生考入厦门大学、内蒙古大学等高等院校。
2022年4月，根据自治区招生考试委员会的批复，新增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第二中学为高考考点。6月7日，440名学子免去了奔波，在大杨树镇第二中学教室开始了考试。这一天，大杨树站候车广场显得安静而空旷，那列几代人怀念的绿皮火车，完成了使命。
异地高考难题
如今在大杨树镇第二中学任教的李冬梅，还记得35年前赶考时的情形。
当时的高考还是在7月进行。1987年7月5日凌晨，李冬梅坐上自行车后座。没有路灯，也没有手电筒照亮，李冬梅的弟弟小心地骑着车，慢悠悠地绕过砂石路上的坑。姐弟俩摸黑骑了二十分钟，远远地看见大杨树站的灯光。凌晨十二点半，候车广场上，已经有学生模样的人在此等候。
几个褪了色的红色大字“大杨树站”在夜色中显得明亮。凌晨两点，途经大杨树镇与阿里河镇的绿皮火车进站。镇上的高考生提着行李涌入车厢，和来自北方的工人、农民以及各行各业的人挤在一起。
李冬梅记得，这是当时去阿里河镇参加高考的唯一直达路线，这列火车，几乎每十分钟就要停靠一次，进站、出站，将近3小时后到达阿里河站，天还没亮。
在大杨树镇第二中学副校长蔡海豹的记忆中，直达阿里河镇的火车在夜里才能到站，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在上世纪90年代，考生们大部分选择先坐火车到中转站加格达奇，再乘大巴车前往目的地。
2008年6月5日，考生从“高考专列”窗口向外挥手告别。受访者供图
1998年，26岁的蔡海豹第一次带毕业生外出高考。7月5日下午，到加格达奇下车后，同学们登上一辆大巴车，这辆车摇摇晃晃地驶入了林区。蔡海豹记得，那一段路不长，大约30公里，但全是砂石路，后来公路修通后，普通的小轿车只需半小时便能走完全程，但在当时，大巴车一共走了三小时。
整段车程最深刻的体验是颠簸。毕业后回到母校任教的李冬梅也曾带着学生坐过这趟大巴车。她描述，孩子们“都晕得不得了”。作为班主任，她一遍一遍从车头到车尾，看看是不是有孩子要呕吐。学生们本身心情紧张，遇上颠簸时有人会更加沮丧。李冬梅说，自己需要“像妈妈一样嘘寒问暖”，给孩子递上水果罐头和水，说几句暖心的话。
上世纪90年代，没有家长陪同孩子高考，照顾孩子的责任都落在了唯一的带队老师——班主任肩上。李冬梅不仅要照顾孩子们的身体状态，更要关注他们的迎考心态。
除了交通，考生们到阿里河镇的住宿和饮食也是一个问题。蔡海豹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初期，第二中学考生最多的时候达到上千人，阿里河镇的旅店却只有为数很少的几家，根本容纳不下。蔡海豹总是联系了镇里几家学校的宿舍才能给学生们都找到地方。有的学生旅途劳顿、水土不服，那几天精神状态不佳;有人还会吃坏肚子。每年都会有极个别学生因为身体状态不好影响到考试发挥。
2003年，“高考专列”首次开通，乘务员为同学们表演快板，缓解压力。受访者供图
李冬梅回忆，1999年，她带着学校第一届重点班学生抵达阿里河镇。当地没有足够的宾馆供学生入住，按照安排，全校学生集体住在阿里河镇教师进修学校。床铺不够，李冬梅带着学生在教室里用桌子摆好通铺，铺上被褥。
晚上10点钟，李冬梅准时巡视临时“宿舍”，在门外听着屋里的动静。果然，几个性格活泼的男生还在偷着聊天，被李冬梅制止。第二天早上6点，李冬梅起床，给班里的几个女生梳好辫子，带着大家到食堂吃早餐，送他们进考场。
让李冬梅欣慰的是，那一年，班里一位女孩夺得了全旗文科状元。
给孩子们开一趟专列
2003年春天，非典疫情暴发。为了保证考生们的安全，大杨树客运站主任程显闽和同事向上级申请开放“高考专列”。他回忆，报告一打上去就顺利获批。
据《中国青年》报道，时任大杨树镇第二中学的苗校长回忆说：“当年大杨树镇有三所高中，仅大杨树镇第二中学就有一千多名师生和家长要前往阿里河镇参加赶考，如果分批次乘坐火车，需要在加格达奇站进行中转，这无疑增加了交叉感染的风险。而如果选择公路出行，需要组织三十辆以上的大巴车，在那个年代，在大杨树镇组织如此规模的大巴车无疑是非常困难的。”面对这两难的选择，当时的他彻夜难眠。
时任大杨树站客运主任的程显闽在得知苗校长的困扰后，主动与上级领导商讨开行高考专列的可行性，确定方案后，向原哈尔滨铁路局(简称“哈局”)进行申报。很快，哈局决定开设临时专列，帮助大杨树镇600余名高考考生解决凌晨倒车、无直达车等难题。
程显闽说，专列申请获批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最终全站近90名职工全部上阵，“就像是一场接力赛”。
程显闽和同事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送车票和健康卡。大杨树镇有三所中学，距离火车站最近的是大杨树第二中学，大约2.5公里，走路20分钟。最远是大杨树镇第四中学，有7公里。2003年，客运站没有配备公务车，程显闽和同事只能靠走。到了学校，再把车票交给班主任，掏出一摞健康卡。
当时，大杨树镇没有出现非典疫情，但为了安全起见，每位学生需要使用健康卡乘坐“高考专列”，上面注明了考生的个人信息与当日体温。测量体温的工具较为原始，还是水银测温仪，程显闽到每一个班级示范测量体温的方法。
程显闽回忆，2003年6月5日上午9点半，艳阳高照，高考生们在候车广场集合。一列绿皮火车静静停靠，车身的墨绿色给夏日洒下一丝凉意，13名列车员手持指示牌把学生按照班级引入车厢，牌子是全站职工手绘的，“简陋得很”。
2008年6月5日，一队考生在列车员的引领下准备登车。受访者供图
大杨树镇的李佰芳当年参加高考，她记得，那年的6月5日，全班同学第一次乘坐“高考专列”。
当时的场景更像是一场旅行，上车后，全班同学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吃零食、听音乐。李佰芳的父母不善言辞，但深谙“穷家富路”，在出发前一下子掏出了90多元。那时，一个学生的生活费大概一月200元，这些钱让李佰芳感到兴奋。
车上的人很难注意到，全车供应的开水是用一台小锅炉烧出来的。“高考专列”第一任列车长孙立财当年33岁，他记得，火车上仅有一台烧煤的锅炉立在茶水间。锅炉容量小，一次只能盛满3到4个开水壶，对于全车600余人来说远远不够。为了保证速度，负责烧水的师傅始终守在炉子旁边，被烤得满头是汗。师傅坚持给孩子们喝沸腾过的开水，因为怕孩子们“喝坏了肚子，影响高考”。
孙立财接到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孩子们安全。以往，火车在运行时不允许乘客开窗，但他看到孩子们实在太热了，就安排乘务员为每节车厢的窗户打开10公分，同时用凉水反复擦地，实行物理降温。
第一趟高考专列成功运行。此后，高考专列成为了惯例，每年六月载着学子们驶上“圆梦之路”。
2020年6月，考生登车完毕，高考专列准备开动。受访者供图
凌晨五点半的舞台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6月初，在高考专列开动前，程显闽申请市政部门和交通部门协助，在候车广场上划分出一片区域，在这片区域对考生进行扫码、实名验证等工作。在程显闽的设计中，孩子们不用“一个个走检票闸机”，只需要进入划定区域，就有人手持检票仪器站在小台子上等候，同时有另外的职工负责查看核酸和体温，还有人组织孩子排队、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像往年一样，凌晨五点半，天还没大亮程显闽就赶到车站。将近六点，市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到达，他们帮助程显闽清理广场上的杂物，随后拉上警戒带，形成闭环。
七八点钟，一些学生已来到，默默地排好队伍，掏出小本子默背着。一些少数民族考生身着民族服装，盛装赶考。看着人越来越多，程显闽拿起喇叭喊着“大家注意保持距离”，穿梭在队伍间。在他身旁的哈尔滨铁路部门工作人员张学鹏看见他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流。
“老天开眼”，程显闽说，自己的运气还算不错，这19年来没出过事故，遇上的也大多是晴天。只有两次赶上暴雨。
2019年6月5日上午，考生和家长们来到大杨树镇客运站候车广场，准备登上“高考专列”。受访者供图
他对雨天印象深刻，因为在检票的40分钟里，为了保证工作效率，乘务员从不打伞、穿雨衣。看到乘务员站在台子上纹丝不动，常常有学生从候车室里跑出来要给乘务员打伞。
也时常有学生见到程显闽喊一句“叔叔辛苦了”，甚至有学生在工作多年后回乡，碰到程显闽也会惊喜地问候：“叔叔你还在这里工作啊!”回忆起这些瞬间，今年56岁的程显闽语气温柔。
张学鹏从2014年开始，连续7年跟随高考专列做宣传工作。在他的记忆里，每年的6月5日早晨9点钟的候车广场，都是一片热闹的天地。
广场上空回荡着《飞得更高》的旋律，候车室门口搭上了临时舞台，校长在台上讲话，学生代表上台发言。志愿者们身披绶带，头上顶着大大的玩偶头套，还有人手举纸牌做引导。家长和考生在广场站得密密麻麻的。程显闽一手拿着扩音器，一手拿着对讲机穿梭其中。在登车前，学生们走过一扇红色的”状元门”，寓意一个好兆头。
2022年6月6日，程显闽在大杨树客运站候车室做日常巡查。受访者供图
就像经历一场“成人礼”
杨鸿现在读大三，她记得自己在2019年登上高考专列时的情景。当时，每个班的同学排成一队，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高考，杨鸿听着大家讨论今年高考的政治题方向和数学公式，不由得紧了下心。
但一上车，看见满车厢悬挂着的“高考加油”图片，杨鸿的心情逐渐放松下来。她记得，乘务员现场表演节目，拿起话筒唱了几首歌，还突然把话筒递给了自己。车厢里也摆放着几张KT背景板，供学生和陪同的家长、老师合影。一名摄影师守在一旁负责拍摄，拍好后马上传输到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上。在场的考生在下车前就拿到了照片。
杨鸿的班主任张新峰从教15年，曾多次带学生乘坐“高考专列”。他认为这列火车充满了仪式感：“最开始，你就是坐火车，后来你发现这不只是坐火车，而是一次给你创造氛围、缓解压力的集体活动。”不止一个学生向张新峰讲过，自己特别想乘坐这趟火车去高考，因为在往届学生的口口相传中，这趟全国唯一的“高考专列”被一簇光环围绕着，充满仪式感。张新峰介绍，近几年，有一半以上的考生家长决定陪考，很多考生家庭条件也不错，能够开私家车护送孩子高考。但大部分学生都报名乘坐“高考专列”，有的考生宁可让家长自行开车到阿里河镇等候，而自己一定要和同学们共同乘专列赶考。
2020年6月5日，在专列上，乘务员向考生展示过往的老照片。受访者供图
张新峰记得，专列的乘务员总在想一些新花样。张学鹏提到，列车组的同事们其实每一年都在思考着如何在这三小时内，让考生们“过得更轻松一些”。
2003年，专列第一次运行，乘务员平均年龄40多岁，更熟悉的是相声和快板。孙立财记得，一位51岁的老同事自告奋勇给考生们表演快板。在2010年的旅程中，张新峰看到一位年轻的乘务员将这一经典节目传承了下来。他记得，这位乘务员来到车厢，突然从兜里变戏法似地掏出一副快板，面对同学们打了起来，是提前编好的高考主题顺口溜。
到了2018年，一拨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被分配到列车组，他们更喜欢唱歌跳舞。但大家慢慢觉得，这样的表演方式缺少亲和力，“也不是特别有意义”。他们反复讨论，还曾经尝试在车厢里举行考前心理辅导，给孩子们上最后一堂课，但没有太大反响。张学鹏反思，在逗孩子开心这件事上，这些设计“都是小儿科”。
2021年6月，考生在登车前与乘务员合影留念。受访者供图
2020年，列车组的工作人员们拿出了“大手笔”。他们把投影仪和电脑搬到车厢，支起一张简易幕布，放了一场电影。电影名为《老师·好》，是青春校园电影，讲的是老师与学生们的“斗智斗勇”的趣事。车厢里传出笑声，有的学生看完以后主动跟班主任拥抱。
这一年，回校任教的语文老师李佰芳带着学生去高考。当时车厢里的氛围让她印象深刻。她认为，学生们一起欢笑、拥抱、拍照，就像经历一场“成人礼”。
今年，大杨树镇的高考生告别了“高考专列”，统一在大杨树镇第二中学考点参加高考。蔡海豹介绍，这样一来，学生可以“主场作战”，在平时读书学习的教室中答题，心态必然轻松不少。
这几天，大杨树客运站主任程显闽也轻松了下来。在过去的19年里，“高考专列”牵动着他的心。每年6月初，他需要每天工作十小时，在烈日下奔波，直到把考生送上专列。今年，他为学生们高兴，也隐隐地有些失落。
新京报记者 石润乔
编辑 胡杰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