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加里宁格勒的货运火车
“立陶宛政府是不是疯了？”自6月18日开始的这一周时间里，从莫斯科到布鲁塞尔，类似的问题出现在许多人脑中。
简言之，“依据”欧盟对俄制裁的新指令，立陶宛政府从18日开始禁止部分俄罗斯商品“通过立陶宛土地”。立陶宛处于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与俄罗斯、白俄罗斯领土之间，所以新禁令切断了俄罗斯本土和加里宁格勒州之间的陆路货运和石油管道运输。虽然直接纳入禁令的货物多是“生产必需品”而非“生活必需品”，但许多俄罗斯承运商因从事“禁运物资”被制裁，所以加里宁格勒的生活、生产供给都受到影响。
有趣的是，当俄罗斯质疑并警告立陶宛的“封锁”后，欧盟官员们纷纷出面“澄清”。有欧盟高层对美国媒体直言，欧盟的指令只涉及“额外检查”，依然保障“自由过境”，立陶宛的“封锁”属于“意外事件”。但与此同时，立陶宛总理西蒙尼特等高层坚称其行动完全依据欧盟政策，并无“意外”。
立陶宛官方为何不顾欧盟官员们缓和局势的发言？答案在西蒙尼特的“后半句”话：她以俄罗斯发出“威胁”为由，要求北约及欧盟增加对立陶宛的安全、军事支持。但是，为了更“安全”，立陶宛政府为何要出此让自己更“危险”的“下下策”？通过这场危机，立陶宛政府又能否如愿以偿？
加里宁格勒位置示意图
6月21日，加里宁格勒的货运火车
风起苏瓦乌基走廊
德鲁斯基宁凯（Druskininkai），一座中国人不太熟悉的小镇。这里是欧洲的旅游胜地，也是立陶宛最大的温泉度假区。6月18日以来，这里的度假客匆匆离开，世界各国记者却纷纷涌入。他们在广袤翠绿的草场前支起镜头，然后大声说：“这里可能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点！”
德鲁斯基宁凯位于加里宁格勒州以东约100公里处，南临波兰，东接白俄罗斯。从白俄罗斯到加里宁格勒，最近的一条通道是沿着立陶宛-波兰边境的“苏瓦乌基走廊”（以波兰一侧的城镇苏瓦乌基命名），而德鲁斯基宁凯既是这条通道的起点，也是整条路上最大的“据点”。换句话说，如果俄罗斯想用军事手段打通一条从白俄罗斯直通加里宁格勒州的“生命线”，拿下德鲁斯基宁凯就几乎“大功告成”。
和欧洲的许多分歧一样，这100多公里的“生命线”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加里宁格勒原是德国的柯尼斯堡，最著名的居民是一生几乎都呆在这里的哲学家康德。1945年，柯尼斯堡归于苏联；同期，原属于白俄罗斯的德鲁斯基宁凯被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划入立陶宛。冷战结束以来，尴尬的地缘格局让立陶宛深陷安全担忧中。
近日就“封锁”问题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专访时，立陶宛总理西蒙尼特就强调，当前立陶宛最重要的需求就是北约增加在苏瓦乌基走廊的军事存在。她说，这里“不仅对我们至关重要，对北约也至关重要，希望各方认真对待它的防御和安全问题”。
不过，除了波兰总理，多数欧洲国家高层没有积极回应立陶宛的需求。即使是同属波罗的海三国的爱沙尼亚，也有执政党议员呼吁立陶宛政府采取更“谨慎”的政策态度，暗示其对加里宁格勒的“封锁”措施过于冒进。
各国围绕苏瓦乌基走廊和加里宁格勒危机的不同态度，源于不同的安全形势。一位爱沙尼亚人士曾一语中的地对笔者指出：波罗的海三国中，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两国首都都“靠海（西方）而不靠俄罗斯”，只有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不靠海却接近俄罗斯盟友白俄罗斯边境。他认为，这是最近30年立陶宛政府对俄“恐慌”的地理源头。
这样描述固然有“简单化”的嫌疑，但确实反映了波罗的海三国不同的区位。位于最北侧的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隔波罗的海相望，又靠近俄罗斯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圣彼得堡。如果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爆发局部军事冲突，俄海军需要封锁塔林附近海域，但这既意味着切断欧洲通向圣彼得堡的航运要道，也意味着“封锁”赫尔辛基、将芬兰拖入战局。而如果爱沙尼亚外海未被俄军封锁，芬兰海军仅需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塔林。位于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之间的拉脱维亚则因与俄罗斯边境线最短，所受“威胁”也最小。
相比之下，立陶宛面临的安全局势完全不同：立陶宛与俄罗斯、白俄罗斯的 边境总长900公里，其长度在芬兰加入北约前位列北约各国第一。与保持强大常备军的芬兰不同，立陶宛因经济落后，陆军只有2万人规模，空军只有5架飞机；更重要的是，欧美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俄军想通过局部军事行动“试探”北约，最合适的切入点就是苏瓦乌基走廊的小镇德鲁斯基宁凯。
在美国顶尖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近日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专家们将苏瓦乌基走廊称为北约的“阿喀琉斯之踵”（最薄弱部位），并推演了俄军局部进入该地区的情况。人们提出的关键问题是：北约是否会反制？专家多认为，如果冲突局限于打通白俄罗斯到加里宁格勒的陆路通道，北约没有必要积极介入。
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汉密尔顿就指出，考虑到芬兰、瑞典将加入北约，波罗的海本质上已经是“北约湖泊”，北约力量可以全方位对加里宁格勒的俄军力量实施威慑，而非依赖本就脆弱的苏瓦乌基走廊。换言之，因为立陶宛本国的安全问题和俄罗斯开战，不值得。
事实上，这也是北约一以贯之的政策。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历届立陶宛政府都希望北约增加在立陶宛、特别是苏瓦乌基走廊地区驻军。但迄今为止，北约在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共部署4个千人规模的战斗群，其中驻立陶宛的美军营地直到2021年才“固定化”。而苏瓦乌基走廊周边并无北约兵力常驻。
原因很简单：北约1997年和俄罗斯达成的基本共识，就是不在俄罗斯边境附近部署常备军力。这一政策有助于避免双方“擦枪走火”，有利于北约整体及大部分成员国的利益。但对立陶宛而言，这意味着北约很可能在俄军对立陶宛采取“局部行动”时抛弃立陶宛。今年2月24日俄军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这种危机感在立陶宛政坛表现得更加强烈。立陶宛国防部副部长阿布克维丘斯近日就反复强调：“我们知道俄罗斯是如何痴迷于封锁陆路走廊的” “应对苏瓦乌基走廊的安全挑战的唯一办法是增加北约在此的存在。”
在“封锁”加里宁格勒之前，立陶宛政府通过“常规手段”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6月初，德国总理朔尔茨在访问维尔纽斯时，曾承诺向立陶宛派驻一个约3500人规模的“强大的战斗旅”，但随后在北约和欧盟内部引发巨大争议。最终，德国政府在6月中旬澄清，这个旅只有极少部分兵力转移到立陶宛——具体而言，“大约50人”。
事实上，欧盟已经意识到，欧洲各国、特别是北约总部和波罗的海盟友对苏瓦乌基走廊的“冷漠”，正是立陶宛政府出此“下策”的原因。接受美国《政客》杂志采访时，一位欧盟高级官员就指出，所谓加里宁格勒危机，原因只有两个，一是“莫斯科的外宣”，二是“部分波罗的海人士推波助澜”。一些欧美媒体还注意到，立陶宛是在“时间所剩不多”的情况下被迫行动：6月29日，北约峰会将在马德里举行。
早在本次事件发生前，芬兰资深政治学家科尔霍宁等一些欧洲专家和笔者交流时，就警告过这种“小国危机”发生的可能。他们的观点概括言之就是：立陶宛、波兰等国，可能因认为自身面临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军事压力和威胁，从而利用局势，造成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形成某种“危机”，以谋求北约增加对自己的安全“投资”。如今的情形，果然被言中。
6月7日，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会见来访的德国总理朔尔茨
北约防御改革突破口？
从6月18日到现在，世界各国记者云集德鲁斯基宁凯小镇，四处寻找“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影子，却发现立陶宛的边境哨所连值班士兵都不齐备，当地民兵训练的负责人则懒洋洋地表示“俄罗斯不会对我们开战”。
既然立陶宛的目的是为了让北约增加对该国的军事支持，而非直接挑起对俄冲突，加里宁格勒面临的危机自然有缓和的空间。正如立陶宛总理西蒙尼特所言，立政府正在注意“不要反应过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从立陶宛过境的加里宁格勒到俄罗斯本土的客运列车仍正常运营，每天六班，而所有加里宁格勒居民依然享受从立陶宛“过境免签”的特殊待遇。
莫斯科的举动同样克制。虽然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指责立陶宛的行动“史无前例”，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帕特鲁舍夫强调将采取“对立陶宛民众产生严重负面冲击”的反制措施，但距危机发生已过去近一周，俄方主要仍采取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主要的“威胁”则是切断和立陶宛的电网。但早在2018年，波罗的海三国就已经开始退出和俄罗斯的共同电网、至2025年完全并入欧洲大陆电网体系。因而，立陶宛政府坦言，这一“威胁”即使生效，对立陶宛的影响也非常有限。
不过，加里宁格勒危机背后反映的深层问题，依然引起莫斯科及欧美分析人士的关注，因其核心在于“小国外交”的理念之争。过去，一些观点认为中等国家可以在大国博弈中称为“中间角色”；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在更多元的多边机制中，“小国”同样可以参与甚至影响重大地区事务的走向。
笔者曾在论述波罗的海三国的对华、涉台政策时提到，近年与三国的学界、政界人士交流时，笔者感到三国思路明显不同。经济最发达的爱沙尼亚领导人经常强调“小国在外交上必须谨慎、没有余地”，立陶宛领导人则有“合纵连横”的大梦想。在立陶宛政坛高层中，几乎已经找不到主张对华、对俄友善的声音，现任总统、总理、外长、防长出身党派不同，国内政见各异，但在外交政策上的看法高度一致，且根据各自的“外国朋友圈”四处出击。加里宁格勒危机，只是立陶宛搅动北约和俄罗斯关系的最新一次尝试而已。
不可否认的是，立陶宛政府曾经也是“谨慎外交”路线的实践者，现任总统瑙赛达在其前半生的政治生涯中也曾主张缓和、改善对俄关系，但面对周边安全形势的变化，面对北约、欧盟的“不作为”，立陶宛出现新的政策转向，至少符合其自身的发展逻辑。而主张“小国外交”必须保持谨慎、致力于维护多边体系的“小国”，则往往是深刻受益于欧洲一体化的发达国家。
与立陶宛处于类似境地的欧洲“小国”还有匈牙利、捷克、塞尔维亚等。在近年的地区性议题中，这些国家或“左”或“右”地发出了和欧洲多数国家不同的声音，甚至在对俄制裁等事项上常有“一国对抗整个欧盟/北约”的极端情况出现。在6月23日的欧盟峰会上，保加利亚即以“一票之力”阻止了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成为欧盟候补成员的进程。可以说，虽然立陶宛与这些国家在政策取向上完全不同，但成为“关键小国”的思路是一致的。
随着全球和地区性危机层出不穷，分析多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小国”走向“激进”。一位“小国”学者曾对笔者指出，随着时代发展，所有“小国”都将面临严重的“安全危机”。她以数字信息的存储为例：无论是自己建设薄弱的网络安全体系，还是依赖科技大国的庇护，都意味着“将国家命运交给他人”。在此背景下，如何利用多边机制为本国谋求更多的政治利益和安全保障，是所有“小国”都需要解决的难题。
不过，立陶宛这次的“小国大计”能否成功，关键还是在于是否契合了美方的战略转变。前述布鲁金斯学会的研讨会上，专家们就认为，立陶宛政府事实上在寻求将自身的需求和拜登政府对北约防御体系改革的设想相结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国政府意识到，“入侵-夺回”模式是一个“不可靠的战略”，唯一让北约的共同防御机制有效的方案是“前置威慑”，即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盟国部署兵力。在欧洲国家普遍怀疑该战略的背景下，立陶宛政府积极要求驻军，或将成为北约防御改革的突破口。
另一边，欧洲学者们则发现，作为整体的欧盟与俄罗斯缺乏有效沟通，给了立陶宛等国“制造”加里宁格勒危机的“可乘之机”。有法国专家对笔者表示，2014年以来，北约和俄罗斯停止绝大多数对话机制，后果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乌克兰危机之后欧盟和俄罗斯的对话渠道不再畅通，马克龙、朔尔茨未能扮演起“中间人”角色，而欧洲主要国家对于俄乌选定的“中间人”土耳其又不认可……凡此种种，造成了当前的诸多“此生危机”，并可能引爆更大的冲突。这一切都属于连锁反应。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近日表示，欧盟将继续致力于缓和局势，并正在制定指导方针，保证“以一种聪明而明智的方式”实施对俄制裁。“有两个目标：防止规避制裁；防止阻碍自由流通。两者可以兼得，我们正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