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众早已有了心理预期，连各地的游行也已经提前宣布过时间地点，美国最高法废除罗诉韦德案的决定，还是在过去一周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冲击。作为全世界女权和性别解放运动的核心诉求之一，堕胎权从未在美国全国范围内以正式立法的形式存在，它的倒退动摇了司法中立的根基，也在美国进步运动中再次撕开一个裂口，让我们得以再次窥见反堕胎运动背后的恐怖实力。在六月末游行的队列中，民众们高举着最高法院法官托马斯的头像加以诅咒，但更多人也意识到，最高法不是一个孤立的、隔绝民意的保守派小圈子， 它背后是整个美国保守主义机器的合力， 展露着草根运动通过中介组织向最高权力机关不断输血造势的能量。
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时期，堕胎完全不是一个党派化的议题。 一些有宗教背景的民权运动人士会反对堕胎，而反过来一些保守派人士可能会支持堕胎。七十年代初，纽约州主要推动和反对堕胎自由化的官员都是共和党人，民主党内部也撕裂严重。而民主党内则有很多其他经济文化立场较为激进，但反堕胎的天主教徒。在罗诉韦德案前，天主教徒的身份也被认为是决定堕胎立场最重要的因素，普通清教徒一般会选择支持堕胎。
1973年前后，由于当时的整体社会舆论并非一边倒支持堕胎，在保守主义者心目中，这是一小撮进步主义者不顾传统主义的主流民意，裹挟了美国政权来推动了自己的激进议程。于是，松散的右翼需要联合起来守卫岌岌可危的国家，需要通过议题重组的方式来建立反堕胎的统一战线。60年代以来，广泛的民权斗争已经让尼克松得以动员起其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罗诉韦德案终于成为这些保守力量集结的号角。自1972年开始，预料到罗诉韦德将通过，反堕胎机构在全国的地标周围展开了游行示威，并用寄送葬礼花圈等行为艺术威胁支持堕胎的地方官员。这和如今的社会状况形成了诡异的倒置，从进步派的视角看，同样是一群早就失去主流民意支持的保守派控制了国家机器。
历史的悖论在于，恰恰是因为美国社会整体观念的进步，让堕胎真正与性别解放挂钩，它才逐步分野成为一个党派化的议题。保守派和其内部更极端的右翼条线，才得以拉开整个反堕胎的运动大幕。
反堕胎运动的直接行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反堕胎运动一直以强悍激进的街头诊所抗议（clinic front activism） 而为人所知。在非暴力一端，右翼激进分子们会用身体和标语牌阻塞去堕胎诊所的路和大门，在诊所门口散发反堕胎传单，或是对提供堕胎服务的工作人员和试图进入机构的客户进行劝说和警告。在暴力的一侧，右翼行动者采取入室破坏、炸弹威胁、化学武器、器械攻击、跟踪绑架的方式制造恐慌。1977年到2015年，反堕胎人士共谋杀了8位医务工作者，制造了42起爆炸，186次纵火。
80年代主要的反堕胎组织之一“救援行动”（Operation Rescue）的口号充满着预兆性政治的意味：“如果你认为堕胎是谋杀，那就按照这是谋杀来实施行动”。“救援行动”擅长借用民权运动时期公开静坐的方式包抄诊所，禁止任何人进出，以逼停其营业。80年代中下旬，“救援行动”经常故意冲撞诊所和其他大型集会，导致大批成员被捕，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媒体的关注。当时还有很多独立的地方性组织以“救援行动”的名义自行发动抗议。以“西部救援行动”自称的组织在1988和1989年两年间，就组织了近400次诊所围堵行动。换言之，2000年后才为无政府主义阵营所推崇的“直接行动”、“去中心”话语和策略，在当时的反堕胎运动中就有极致的体现。
面对右翼激进的街头战术，进步派们却走了并不那么高明的一步：他们试图通过立法手段来给右翼施加行动限制。比如以全国妇女组织（NOW）为代表的自由派利用了联邦的反敲诈勒索法案，试图让法律禁止捣乱的右翼人士进入诊所范围。右翼当然不甘示弱，以万能的言论自由为依据，拒不执行命令并开展反向诉讼。最终，无数的案件雪花片一样被打到了最高法。
1993年，妇科医生戴维·冈恩被反堕胎分子在他佛罗里达的诊所外枪杀，克林顿政府于次年通过了法案禁止围堵医疗机构，但其他抗议行为依然被允许。2000年，在希尔诉科罗拉多州案中，自由派主导的最高法终于以6比3认定，任何人处在包含堕胎诊所在内的任何医疗机构附近时，不能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在其周边的八英尺范围内进行抗议、教育、分发资料和咨询。这个判例禁止了任何超近距离的街头诊所抗议，较有效地遏制了右翼通过激进街头战争的方式传播运动理念。但这一刻距离反堕胎运动集结已经至少过去了二十年，右翼已经通过诊所动员积累了大量进步派未能获取的经验，也为他们之后行动的变体打下了基础。右翼的诊所动员也并未销声匿迹，过去20年，他们不停在各州发动草根动员，试图让高法推翻希尔诉科罗拉多州案。
2014年，在麦克库伦诉考克利一案中，最高法9-0判决马萨诸塞州计划生育诊所外强制设立抗议缓冲区（protest buffer zone）违宪，宣告了右翼街头诊所策略的复燃。过去两年由于疫情，堕胎诊所外护送病人、报告暴力行径的志愿者人数有所减少，这也导致2021年诊所暴力出现了剧烈反弹。
进步派与宗教右翼的运动，经常互相作用与影响。如果说在种族、移民等别的社会运动领域，保守主义者经常采用反应性（reactionary）的动员，即以反对进步主义为纲领，那在堕胎领域，进步和保守的轴线是颠倒的，是宗教保守主义者在主动出击吸纳有生力量，包括年轻人的参与。在已经成为社会运动领域经典读物的《生命权运动家的生成》中，社会学者齐亚德·蒙森（Ziad Munson）展示了反堕胎运动的动员过程是如何一步步强化年轻人的保守立场的。高密度的社群活动，基于关系的一对一邀请和说服，让年轻大学生更容易加入反堕胎而非堕胎权的阵营。在作者接触到的反堕胎行动者中，绝大部分人在接触这个运动的时候，并没有强烈的反堕胎立场，甚至大都是支持堕胎权的。
正如政治学者约书亚·威尔森（Joshua C Wilson）所总结的，堕胎权利运动一直以来都被保守派牵着鼻子走而处在被动防守的位置上，未能提出清晰的社会运动诉求。拿抗议缓冲区作为例子，主流自由派在坚持缓冲区立法合理的情况下，实际上也在自缚手脚，限制了进步阵营还击右翼极端行为的能力。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等组织也一直反对采用抗议缓冲区来保护堕胎诊所，这使得堕胎权运动内部分裂更甚。
我们从未进步过？
罗诉韦德案掀起的司法争议，也弱化了其他因素对怀孕个体堕胎自由的削弱。 如果我们去检视美国过去十到二十年堕胎服务提供者遭遇的危机，就会发现把目前的司法倒退看作唯一的文化战争分水岭是极为不合适的。
有研究估计，全国堕胎权下放到各州后，大概会有四分之一的计划生育诊所要被迫关闭。但堕胎服务下行的趋势，其实是过去几十年的常态。在美国主要有三类机构提供堕胎服务：私人堕胎诊所、计划生育诊所和普通医院，其中近六成的堕胎是在私人诊所进行，三成多在计划生育诊所，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在普通医院。根据非政府组织堕胎关怀网络（Abortion Care Network）的统计，2012年到2020年，私人堕胎诊所已经缩减了三分之一。堕胎服务机构关闭也不仅发生在保守州。比如俄勒冈是美国堕胎政策最为自由友好的地区之一，2017年的生育健康平等法案专门确立堕胎权和免费堕胎服务，但是自80年代以来，州内堕胎机构数量已经减少了四分之三。
与堕胎诊所缩减并行的，则是全国性反堕胎医疗机构，往往自称怀孕危机中心（Crisis Pregnancy Center，CPC）的地毯式扩张（数据库：https://crisispregnancycentermap.com/）。截止2020年，全美范围至少有2500多家怀孕危机中心，它们往往由各个族裔的宗教保守派创办，而最集中的创建时间恰恰是九十年代甚至两千年之后。这些危机中心在官网上一般不会表露自己的宗教背景，营造出一种能为意外怀孕的低收入妇女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形象。由于财政实力雄厚，他们也确实可以提供免费咨询热线、婴儿尿布、超声检查、专车接送等服务。等客户抵达诊所寻求帮助，员工会大肆宣扬堕胎的不良后果，恐吓客户一旦堕胎就容易得乳腺癌，抑郁症，终生不育和猝死。
除了从富裕宗教人士和保守派基金会获得援助外，这些形形色色的反堕胎医疗机构还有不少“创新”的经费来源。多方媒体智库的深度报道显示，至少有俄亥俄、印第安纳、密歇根等十个州政府打着支持贫困妇女的旗号，挪用联邦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来赞助所谓的“堕胎另类选择（A2A）”项目，而这些项目一般外包给怀孕危机中心来运营。最著名的A2A项目“真正的替代选择（https://www.realalternatives.org/）”源于宾州，使用TANF经费来劝阻意外怀孕的妇女堕胎，目前已经成为跨州的反堕胎资金网络。而宾州也是最早挪用扶贫基金用作反堕胎宣传的州，相关的操作已经进行了20多年。
另一块经费则是在州法律的允许下，售卖“选择生命”定制车牌的利润。“生命肯定”、“选择生命”等是经典的反堕胎标语。2000年，在保守派组织“选择生命”的政治操作下，佛罗里达成为第一个允许销售此类车牌的州。此后，“选择生命”不断炮制相似操作，截止2019年底，全美共有33个州可以购买反堕胎车牌，还有很多州正在等待上线，而每个地区都有单独的募款和行动小组。机构表示仅仅通过车牌就已经获得2800万美金资助。反观堕胎权一方，目前只有四个州有“支持选择”，也就是支持堕胎的定制车牌，且销售业绩不佳。
除去交通住宿和诊所内的花费，堕胎还包含一系列的医保不涵盖的隐形成本。计划生育诊所和私人诊所稀少，预约等待时间较久，医疗人员工作负担重，服务态度差，周边无配套日托中心等因素，也是一些没有医保的工人阶级女性选择去怀孕危机中心碰运气的原因。讽刺的是，在笔者所在的美国费城，市内怀孕危机中心的谷歌评分要显著高于其他堕胎诊所。因此，即使在法律得到承认的年代，即使在传统上所谓的蓝州蓝城，工人阶级少数族裔能够免费低价获得堕胎服务依然是一种奢侈。
并线的文化战争
很多分析及时地指出，高院对堕胎权力的打压背后是全面的文化战争，试图以法律原教旨主义驳回已有的一切靠隐私权得以成立的平等法案，特别是同性婚姻。一个保守化的高院背后，是一套成熟的保守派法律精英培养体系。以联邦党人学会（The Federalist Society）为主导的保守派法律人圈子自80年代至今向地方和最高法输送了无数的法律精英，包括现任的六位高院法官。前任大法官斯卡利亚也为无数案件撰写过反堕胎的意见书，其生前一度表示自己非常看重联邦党人学会成员对自己从业的看法，包括这些成员们怎么在午餐会中谈论自己。
诞生于耶鲁哈佛芝加哥法学院的联邦党人学会在美国高校中有超强的渗透力，有法学院的高校基本都有其学生分部，为学生提供社交活动、实习机会和职业生涯发展建议。其学生组织和从业律师组织网络是动员结构中最重要的社群，是法律学生向保守司法精英步步进阶过程中的两类中介机构。
在州级地方层面，对跨性别权利的打击方式，越来越接近反堕胎运动的模式。出台反跨性别和反堕胎法案的州高度重合，为跨性别群体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和诊所受到频繁威胁。那些同时支持跨性别和非二元堕胎权的堕胎诊所则受到了两面夹击。在诊所动员的策略上，反跨运动也在复制反堕胎运动的经验。比如反堕胎运动常常会把支持堕胎的诊所和医生照片挂在网站上方便人骚扰，这也是延续自90年代右翼分子把堕胎医生照片贴在街头的策略。如今，反跨运动家同样收集了全美境内的跨性别诊所和从业人员信息，并做成了地图可视化项目。
从全国到地方层面的新右翼最为关注的，恰恰是文化宗教维度上的保守主义。反而在经济和劳工层面，右翼会和传统的左派有更多共识。左右的分歧从是否支持普通工人的权益，转变成支持哪种身份群体的劳工权益。贫困妇女、少数族裔和性少数的经济权益需要被牺牲，来增加白人男性工人阶级的福利。
这也呼应了为何如今的极端右翼组织越来越多出现在线下性别运动的现场。6月初，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爱国者前线”（Patroit Front）的三十多位成员在全副武装后，从十多个州赶到爱达华州试图攻击当地的年度酷儿骄傲游行。同期，“骄傲男孩”则在加州阿拉米达县骚扰了一次跨性别青少年的活动。在这些极端右翼看来，只有传统白人家庭的价值才能维系美国的国际地位，“强大的家庭造就强大的国家”也成为抗议里常用的右翼口号。 支持持枪的极端右翼往往囤积大量军火，对手无寸铁的进步派集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
重拾堕胎权的社会运动维度
由于罗诉韦德案的奠基性地位和其与隐私权略微牵强的勾连，美国关于堕胎的讨论，相当强调法理和程序性，也不太汲取别国的经验，这与东欧和拉美通过街头运动和跨国网络争取文化改变的模式截然不同。比如在墨西哥，不仅有相当多的女性诉诸于非正规堕胎渠道，在部分地区堕胎逐步合法，国家层面堕胎非罪化后，女权运动家们也一直在用街头宣传、客厅会议等多样化的方式，推动普通人观念的更新。而在阿根廷，多年的性别运动推动下，2020年国会终于通过了堕胎自由化的法案，而且是以尊重女性和性少数生殖自由的方式定义堕胎行为，比美国的司法判例更进步。
一个逐步极端化的共和党，已经再次把争取堕胎的运动拖入了草根动员和街头战争。一部分左翼正在将堕胎权的斗争和更广泛的种族解放联系起来。美国历史上曾以优生学的借口强制绝育少数族裔和原住民女性，而保守主义也经常利用这种堕胎和种族主义藕断丝连的关系。反堕胎人士声称为了保护弱势黑人的生育率和家庭，自由堕胎不能被允许。然而，历史的另一面也同样鲜明。奴隶制时期，黑人女性通过堕胎甚至杀婴来不让后代继续受到奴役，就是一种绝望中弱者的反抗。而19世纪中叶有记录最早的一波反堕胎运动，就是关于如何提升白人女性低迷的生育率。文化战争背后的种族根源决定了只要精准划定狗哨的范围，堕胎和反堕胎，避孕和反避孕势力就是同根同源的白人至上。尽管过去十年美国的反堕胎运动一直都很注意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做名义上的切割，但煽动白人种族被有色人种替代的“大置换”阴谋论，一直都是其运作的暗线。
另一些左翼则已经加入对等的线下游击战。六月至今，全国多地的怀孕危机中心都遭到涂鸦和砸窗等骚扰，部分地区的警车被破坏，主干道被路障阻断。线下伏击难以达成建设性的教育，但却带来痛苦的警示：这场持续的文化战争中，没有绝对安全和性别友善的蓝州蓝城和蓝色堡垒，每一个社区都值得去好好动员和捍卫，资源丰富的社区也需要持续扩大根基，来应对未来每一次政治灾难。除了推动堕胎权在全国真正获得独立立法，堕胎权的街头运动导向，也是独立而不可被耽误的维度。
参考文献：
Fetner, Tina. 2008. How the Religious Right Shaped Lesbian and Gay Activ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ollis-Brusky, Amanda. 2015. Ideas with Consequences: The Federalist Society and the Conservative Counter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wis, Andrew R. 2017. The Rights Turn in Conservative Christian Politics: How Abortion Transformed the Culture W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unson, Ziad W. 2009. The Making of Pro-Life Activists: How Social Movement Mobilization Work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lde, Melissa J. 2019. Birth Control Battles: How Race and Class Divided American Relig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ilson, Joshua C. 2013. The Street Politics of Abortion: Speech, Violence, and America’s Culture War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Law Books.
Ziegler, Mary. 2015. After Roe: The Lost History of the Abortion Debat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当地时间2022年6月24日，美国旧金山民众聚集在市政厅前，抗议美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
堕胎议题的党派化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时期，堕胎完全不是一个党派化的议题。 一些有宗教背景的民权运动人士会反对堕胎，而反过来一些保守派人士可能会支持堕胎。七十年代初，纽约州主要推动和反对堕胎自由化的官员都是共和党人，民主党内部也撕裂严重。而民主党内则有很多其他经济文化立场较为激进，但反堕胎的天主教徒。在罗诉韦德案前，天主教徒的身份也被认为是决定堕胎立场最重要的因素，普通清教徒一般会选择支持堕胎。
1973年前后，由于当时的整体社会舆论并非一边倒支持堕胎，在保守主义者心目中，这是一小撮进步主义者不顾传统主义的主流民意，裹挟了美国政权来推动了自己的激进议程。于是，松散的右翼需要联合起来守卫岌岌可危的国家，需要通过议题重组的方式来建立反堕胎的统一战线。60年代以来，广泛的民权斗争已经让尼克松得以动员起其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罗诉韦德案终于成为这些保守力量集结的号角。自1972年开始，预料到罗诉韦德将通过，反堕胎机构在全国的地标周围展开了游行示威，并用寄送葬礼花圈等行为艺术威胁支持堕胎的地方官员。这和如今的社会状况形成了诡异的倒置，从进步派的视角看，同样是一群早就失去主流民意支持的保守派控制了国家机器。
当地时间1984年1月23日，美国华盛顿，包括波兰活动家在内的反堕胎活动人士抗议美国最高法院11年前对罗诉韦德案的裁决。
不过，这种统一战线的重组不是一蹴而就的。晚至1976年，隶属于政治福音派的美南浸信会还公开宣称支持堕胎，理由是“凡天主教徒支持的我们都要反对”。一个常被人忽略的事实是，在整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叶前，支持堕胎的共和党人比例反而比民主党人要高，这个趋势要到1988年才扭转，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晚得多。要到了里根任下，天主教徒才大量皈依共和党，共和党内的其他宗教人士则开始转向支持限制堕胎。直到那时，人们今日熟悉的“宗教右翼”才开始建立起稳固的政治联盟。堕胎议题的政党化也是民主党持续划界的结果。九十年代开始，特别凯西诉计划生育诊所后，高院修改了堕胎限制但是重申了堕胎权，民主党也开始彻底拒绝反堕胎者参与核心党派活动。历史的悖论在于，恰恰是因为美国社会整体观念的进步，让堕胎真正与性别解放挂钩，它才逐步分野成为一个党派化的议题。保守派和其内部更极端的右翼条线，才得以拉开整个反堕胎的运动大幕。
反堕胎运动的直接行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反堕胎运动一直以强悍激进的街头诊所抗议（clinic front activism） 而为人所知。在非暴力一端，右翼激进分子们会用身体和标语牌阻塞去堕胎诊所的路和大门，在诊所门口散发反堕胎传单，或是对提供堕胎服务的工作人员和试图进入机构的客户进行劝说和警告。在暴力的一侧，右翼行动者采取入室破坏、炸弹威胁、化学武器、器械攻击、跟踪绑架的方式制造恐慌。1977年到2015年，反堕胎人士共谋杀了8位医务工作者，制造了42起爆炸，186次纵火。
80年代主要的反堕胎组织之一“救援行动”（Operation Rescue）的口号充满着预兆性政治的意味：“如果你认为堕胎是谋杀，那就按照这是谋杀来实施行动”。“救援行动”擅长借用民权运动时期公开静坐的方式包抄诊所，禁止任何人进出，以逼停其营业。80年代中下旬，“救援行动”经常故意冲撞诊所和其他大型集会，导致大批成员被捕，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媒体的关注。当时还有很多独立的地方性组织以“救援行动”的名义自行发动抗议。以“西部救援行动”自称的组织在1988和1989年两年间，就组织了近400次诊所围堵行动。换言之，2000年后才为无政府主义阵营所推崇的“直接行动”、“去中心”话语和策略，在当时的反堕胎运动中就有极致的体现。
面对右翼激进的街头战术，进步派们却走了并不那么高明的一步：他们试图通过立法手段来给右翼施加行动限制。比如以全国妇女组织（NOW）为代表的自由派利用了联邦的反敲诈勒索法案，试图让法律禁止捣乱的右翼人士进入诊所范围。右翼当然不甘示弱，以万能的言论自由为依据，拒不执行命令并开展反向诉讼。最终，无数的案件雪花片一样被打到了最高法。
1993年，妇科医生戴维·冈恩被反堕胎分子在他佛罗里达的诊所外枪杀，克林顿政府于次年通过了法案禁止围堵医疗机构，但其他抗议行为依然被允许。2000年，在希尔诉科罗拉多州案中，自由派主导的最高法终于以6比3认定，任何人处在包含堕胎诊所在内的任何医疗机构附近时，不能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在其周边的八英尺范围内进行抗议、教育、分发资料和咨询。这个判例禁止了任何超近距离的街头诊所抗议，较有效地遏制了右翼通过激进街头战争的方式传播运动理念。但这一刻距离反堕胎运动集结已经至少过去了二十年，右翼已经通过诊所动员积累了大量进步派未能获取的经验，也为他们之后行动的变体打下了基础。右翼的诊所动员也并未销声匿迹，过去20年，他们不停在各州发动草根动员，试图让高法推翻希尔诉科罗拉多州案。
2014年，在麦克库伦诉考克利一案中，最高法9-0判决马萨诸塞州计划生育诊所外强制设立抗议缓冲区（protest buffer zone）违宪，宣告了右翼街头诊所策略的复燃。过去两年由于疫情，堕胎诊所外护送病人、报告暴力行径的志愿者人数有所减少，这也导致2021年诊所暴力出现了剧烈反弹。
进步派与宗教右翼的运动，经常互相作用与影响。如果说在种族、移民等别的社会运动领域，保守主义者经常采用反应性（reactionary）的动员，即以反对进步主义为纲领，那在堕胎领域，进步和保守的轴线是颠倒的，是宗教保守主义者在主动出击吸纳有生力量，包括年轻人的参与。在已经成为社会运动领域经典读物的《生命权运动家的生成》中，社会学者齐亚德·蒙森（Ziad Munson）展示了反堕胎运动的动员过程是如何一步步强化年轻人的保守立场的。高密度的社群活动，基于关系的一对一邀请和说服，让年轻大学生更容易加入反堕胎而非堕胎权的阵营。在作者接触到的反堕胎行动者中，绝大部分人在接触这个运动的时候，并没有强烈的反堕胎立场，甚至大都是支持堕胎权的。
正如政治学者约书亚·威尔森（Joshua C Wilson）所总结的，堕胎权利运动一直以来都被保守派牵着鼻子走而处在被动防守的位置上，未能提出清晰的社会运动诉求。拿抗议缓冲区作为例子，主流自由派在坚持缓冲区立法合理的情况下，实际上也在自缚手脚，限制了进步阵营还击右翼极端行为的能力。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等组织也一直反对采用抗议缓冲区来保护堕胎诊所，这使得堕胎权运动内部分裂更甚。
我们从未进步过？
罗诉韦德案掀起的司法争议，也弱化了其他因素对怀孕个体堕胎自由的削弱。 如果我们去检视美国过去十到二十年堕胎服务提供者遭遇的危机，就会发现把目前的司法倒退看作唯一的文化战争分水岭是极为不合适的。
有研究估计，全国堕胎权下放到各州后，大概会有四分之一的计划生育诊所要被迫关闭。但堕胎服务下行的趋势，其实是过去几十年的常态。在美国主要有三类机构提供堕胎服务：私人堕胎诊所、计划生育诊所和普通医院，其中近六成的堕胎是在私人诊所进行，三成多在计划生育诊所，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在普通医院。根据非政府组织堕胎关怀网络（Abortion Care Network）的统计，2012年到2020年，私人堕胎诊所已经缩减了三分之一。堕胎服务机构关闭也不仅发生在保守州。比如俄勒冈是美国堕胎政策最为自由友好的地区之一，2017年的生育健康平等法案专门确立堕胎权和免费堕胎服务，但是自80年代以来，州内堕胎机构数量已经减少了四分之三。
与堕胎诊所缩减并行的，则是全国性反堕胎医疗机构，往往自称怀孕危机中心（Crisis Pregnancy Center，CPC）的地毯式扩张（数据库：https://crisispregnancycentermap.com/）。截止2020年，全美范围至少有2500多家怀孕危机中心，它们往往由各个族裔的宗教保守派创办，而最集中的创建时间恰恰是九十年代甚至两千年之后。这些危机中心在官网上一般不会表露自己的宗教背景，营造出一种能为意外怀孕的低收入妇女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形象。由于财政实力雄厚，他们也确实可以提供免费咨询热线、婴儿尿布、超声检查、专车接送等服务。等客户抵达诊所寻求帮助，员工会大肆宣扬堕胎的不良后果，恐吓客户一旦堕胎就容易得乳腺癌，抑郁症，终生不育和猝死。
除了从富裕宗教人士和保守派基金会获得援助外，这些形形色色的反堕胎医疗机构还有不少“创新”的经费来源。多方媒体智库的深度报道显示，至少有俄亥俄、印第安纳、密歇根等十个州政府打着支持贫困妇女的旗号，挪用联邦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来赞助所谓的“堕胎另类选择（A2A）”项目，而这些项目一般外包给怀孕危机中心来运营。最著名的A2A项目“真正的替代选择（https://www.realalternatives.org/）”源于宾州，使用TANF经费来劝阻意外怀孕的妇女堕胎，目前已经成为跨州的反堕胎资金网络。而宾州也是最早挪用扶贫基金用作反堕胎宣传的州，相关的操作已经进行了20多年。
另一块经费则是在州法律的允许下，售卖“选择生命”定制车牌的利润。“生命肯定”、“选择生命”等是经典的反堕胎标语。2000年，在保守派组织“选择生命”的政治操作下，佛罗里达成为第一个允许销售此类车牌的州。此后，“选择生命”不断炮制相似操作，截止2019年底，全美共有33个州可以购买反堕胎车牌，还有很多州正在等待上线，而每个地区都有单独的募款和行动小组。机构表示仅仅通过车牌就已经获得2800万美金资助。反观堕胎权一方，目前只有四个州有“支持选择”，也就是支持堕胎的定制车牌，且销售业绩不佳。
当地时间2022年6月24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阿拉莫妇女生殖服务中心的等候室是空的，就在一小时前，最高法院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阿拉莫妇女生殖服务中心关闭了堕胎服务。
相比因为新冠疫情而陷入财政紧张的堕胎诊所，怀孕危机中心数量近些年来稳中有升。纽约时报的多次深度调查就发现，对于美国亚裔外的大部分少数族裔来说，她们住址附近怀孕危机中心数量都超过了计划生育诊所。即使在自由化程度极高的纽约州，这些反堕胎诊所的数量也超过了堕胎诊所的数量。除去交通住宿和诊所内的花费，堕胎还包含一系列的医保不涵盖的隐形成本。计划生育诊所和私人诊所稀少，预约等待时间较久，医疗人员工作负担重，服务态度差，周边无配套日托中心等因素，也是一些没有医保的工人阶级女性选择去怀孕危机中心碰运气的原因。讽刺的是，在笔者所在的美国费城，市内怀孕危机中心的谷歌评分要显著高于其他堕胎诊所。因此，即使在法律得到承认的年代，即使在传统上所谓的蓝州蓝城，工人阶级少数族裔能够免费低价获得堕胎服务依然是一种奢侈。
并线的文化战争
很多分析及时地指出，高院对堕胎权力的打压背后是全面的文化战争，试图以法律原教旨主义驳回已有的一切靠隐私权得以成立的平等法案，特别是同性婚姻。一个保守化的高院背后，是一套成熟的保守派法律精英培养体系。以联邦党人学会（The Federalist Society）为主导的保守派法律人圈子自80年代至今向地方和最高法输送了无数的法律精英，包括现任的六位高院法官。前任大法官斯卡利亚也为无数案件撰写过反堕胎的意见书，其生前一度表示自己非常看重联邦党人学会成员对自己从业的看法，包括这些成员们怎么在午餐会中谈论自己。
诞生于耶鲁哈佛芝加哥法学院的联邦党人学会在美国高校中有超强的渗透力，有法学院的高校基本都有其学生分部，为学生提供社交活动、实习机会和职业生涯发展建议。其学生组织和从业律师组织网络是动员结构中最重要的社群，是法律学生向保守司法精英步步进阶过程中的两类中介机构。
在州级地方层面，对跨性别权利的打击方式，越来越接近反堕胎运动的模式。出台反跨性别和反堕胎法案的州高度重合，为跨性别群体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和诊所受到频繁威胁。那些同时支持跨性别和非二元堕胎权的堕胎诊所则受到了两面夹击。在诊所动员的策略上，反跨运动也在复制反堕胎运动的经验。比如反堕胎运动常常会把支持堕胎的诊所和医生照片挂在网站上方便人骚扰，这也是延续自90年代右翼分子把堕胎医生照片贴在街头的策略。如今，反跨运动家同样收集了全美境内的跨性别诊所和从业人员信息，并做成了地图可视化项目。
从全国到地方层面的新右翼最为关注的，恰恰是文化宗教维度上的保守主义。反而在经济和劳工层面，右翼会和传统的左派有更多共识。左右的分歧从是否支持普通工人的权益，转变成支持哪种身份群体的劳工权益。贫困妇女、少数族裔和性少数的经济权益需要被牺牲，来增加白人男性工人阶级的福利。
这也呼应了为何如今的极端右翼组织越来越多出现在线下性别运动的现场。6月初，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爱国者前线”（Patroit Front）的三十多位成员在全副武装后，从十多个州赶到爱达华州试图攻击当地的年度酷儿骄傲游行。同期，“骄傲男孩”则在加州阿拉米达县骚扰了一次跨性别青少年的活动。在这些极端右翼看来，只有传统白人家庭的价值才能维系美国的国际地位，“强大的家庭造就强大的国家”也成为抗议里常用的右翼口号。 支持持枪的极端右翼往往囤积大量军火，对手无寸铁的进步派集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
重拾堕胎权的社会运动维度
由于罗诉韦德案的奠基性地位和其与隐私权略微牵强的勾连，美国关于堕胎的讨论，相当强调法理和程序性，也不太汲取别国的经验，这与东欧和拉美通过街头运动和跨国网络争取文化改变的模式截然不同。比如在墨西哥，不仅有相当多的女性诉诸于非正规堕胎渠道，在部分地区堕胎逐步合法，国家层面堕胎非罪化后，女权运动家们也一直在用街头宣传、客厅会议等多样化的方式，推动普通人观念的更新。而在阿根廷，多年的性别运动推动下，2020年国会终于通过了堕胎自由化的法案，而且是以尊重女性和性少数生殖自由的方式定义堕胎行为，比美国的司法判例更进步。
当地时间2022年6月24日，美国华盛顿，堕胎权的支持者在华盛顿国会山上的联邦最高法院外举行示威活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近半个世纪前在联邦层面确立堕胎权的判例“罗诉韦德案”，这意味着女性堕胎权将不再受美国宪法保护。
六月在美国多地爆发的示威游行，号召参与者选择绿色着装，也是受到阿根廷堕胎抗议的启发。2003年，阿根廷的“全国合法、安全、免费堕胎运动”（the Campaña Nacional por el Derecho al Aborto）借鉴了70年代的一场运动中白丝巾的传统，将白色改成绿色象征健康与希望，这个抗议标志很快传遍了拉美的女权运动。目前，全世界主要地区的堕胎权运动，都已经采用绿色作为象征颜色。在罗伊诉韦德废除消息走漏的时候，就有美国的运动家指出，自己应当放下资本主义帝国中心的傲慢，更多学习拉美等地水滴石穿的运动经验。目前，经历新一次左翼粉红浪潮的拉美，也是全世界堕胎权进步最快的地区。2022年初，哥伦比亚的堕胎权也有了质的飞跃。一个逐步极端化的共和党，已经再次把争取堕胎的运动拖入了草根动员和街头战争。一部分左翼正在将堕胎权的斗争和更广泛的种族解放联系起来。美国历史上曾以优生学的借口强制绝育少数族裔和原住民女性，而保守主义也经常利用这种堕胎和种族主义藕断丝连的关系。反堕胎人士声称为了保护弱势黑人的生育率和家庭，自由堕胎不能被允许。然而，历史的另一面也同样鲜明。奴隶制时期，黑人女性通过堕胎甚至杀婴来不让后代继续受到奴役，就是一种绝望中弱者的反抗。而19世纪中叶有记录最早的一波反堕胎运动，就是关于如何提升白人女性低迷的生育率。文化战争背后的种族根源决定了只要精准划定狗哨的范围，堕胎和反堕胎，避孕和反避孕势力就是同根同源的白人至上。尽管过去十年美国的反堕胎运动一直都很注意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做名义上的切割，但煽动白人种族被有色人种替代的“大置换”阴谋论，一直都是其运作的暗线。
另一些左翼则已经加入对等的线下游击战。六月至今，全国多地的怀孕危机中心都遭到涂鸦和砸窗等骚扰，部分地区的警车被破坏，主干道被路障阻断。线下伏击难以达成建设性的教育，但却带来痛苦的警示：这场持续的文化战争中，没有绝对安全和性别友善的蓝州蓝城和蓝色堡垒，每一个社区都值得去好好动员和捍卫，资源丰富的社区也需要持续扩大根基，来应对未来每一次政治灾难。除了推动堕胎权在全国真正获得独立立法，堕胎权的街头运动导向，也是独立而不可被耽误的维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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