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游戏：赫尔曼·布洛赫和他的四个中国译者

编辑们越不喜欢这个选题，我就越想把它做出来。那是去年春天，我刚从反复封校中解脱，几份实习都做得不愉快，又要立刻面对毕业出路问题。在这人生阶段交接的真空时刻，一种旁观者的愤世嫉俗压过了焦虑。那些保研、出国的同学，在我看来无非是顺竿上爬了四年，根本不配叫文科知识青年；媒体记者编辑擅长以公共利益之名，教唆实习生榨取信源的每一丝价值和感情；至于那些“反叛”些的朋友，做公益的，搞乐队的，则喜欢用情怀掩饰不求上进的态度，在逃避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之后，又试图逃避手头工作的复杂。我暗暗发誓，自己不能变得和他们任何人一样。

《梦游人》与流畅的故事，正是在这个节点，迷住了我。

流畅的现实感并不好。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人只是寄居在这个世界”，换言之，我们不过是在各自的生活和命运中行走，而在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超脱，也更为本真的自我。2019 年，他的网店生意第三次垮了，三次卖的都是家乡潮汕特产——胸罩、内裤、睡衣——三次关门的原因也都差不多。有一次他囤了一批货，想着在双十一赚上一笔，结果入驻会场、分到流量的都是大牌商家，库存一下就拖垮了他。他当然也懂得投放广告，但利用不好竞价排名和算法推荐的规则，有时五六千的推广费才换来一万块的销售额。虽然对淘宝平台略有微词，但他说自己的失败也正常。他自认从来不是“会算计”的人。

那时他不过 27 岁，但在村里人看来已经老大不小。有几个同学，初中没毕业就外出闯荡，赶上数字时代红利，在华强北卖电子配件发了财。弟弟去了深圳打工，留在家乡的妹妹结婚、生小孩，而他呢，钱赔得精光，热衷的文学翻译工作也因生活压力一度中断。

前女友的妹妹曾说他“你这算哪门子的翻译”，他也以此概括自己尴尬处境。其中一层意思是，家人和邻里并不理解他在做什么，说起“翻译”这个词，第一反应是中央首长身边的外交官。另一层意思，高中学历，外语和文学主要靠自学，被主流文学圈拒之门外。译作出版了两本，收入寥寥，销量惨淡。而那套八年前就开始翻译的大部头《梦游人》一直都没有译完，出版社预付的四万块钱稿费，则被拿去还了生意的欠债。

一次无意，流畅发现复旦投毒案的嫌犯林森浩家就在隔壁村，不过一公里之遥。他觉得自己和林有不少相似：家中长子，性情孤僻，喜爱读书；与家里人格格不入，又没法融入城市文化的生态和逻辑，两边没有着落。流畅想，这种撕扯下干出些极端的事，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

对流畅而言，那件“极端的事”就是译《梦游人》。中学阶段他迷上文学，给自己起了“流畅”的笔名，学得最好的一门是英语。他既看鲁迅、老舍、王小波，也从网上打印下《老人与海》、《都柏林人》的原文阅读背诵。

在做过泥瓦匠和黑车司机的父亲期待中，这个他起名“郑富豪”的内向男孩，本应像邻居家的儿子一样，考上中山大学，然后做医生、公务员或其他挣钱的职业；但流畅高中读了四年，高考落榜两次。离开学校，流畅倒觉得解脱——那不过是一套集体口号和集体生活构成的模具，打造一批批优品、合格品与次品；在他看来，既然自己只能当次品，不如甩开模具，自生自灭。

2011年，这个个子不高、眉清目秀的 19 岁青年先是去广州，做了一份与自身气质完全不符的工。那是在货运站仓库当保管员，月薪 2000，睡觉就在货堆上。有时半夜来了货车，搬运工早已回家休息，流畅还得和货车司机一起，卸上百斤的沙发、音响。

在广州他第一次知道网购，从此近半的收入花在从亚马逊买英文书。从拉什迪的《哈伦和故事海》开始，他尝试做一些翻译，投给文学杂志挣些小钱；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则让他第一次知道赫尔曼·布洛赫，知道《梦游人》三部曲，这部从未被译介成中文的作品，在文学史上有着怎样的地位。

接着就是辞职，回家，发誓一年译完《梦游人》。父亲当然反对，甚至威胁送他进精神病院，但在流畅看来，这个决定没有那么疯狂——那年家里盖房欠了十几万的外债，对比之下，仓库保管员的工资不过杯水车薪。

他自认在翻译上有些天赋，想着利用起来总比做体力活强，还能像茨威格建议的那样，借此学习小说创作。“文学”一词在今天被蒙上了太多浪漫与理想主义的光晕，而对于当时的流畅，这剂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解药，看起来是如此确实。

可八年过去，他与周遭环境间那根依靠“命运”维系的细弦却越绷越紧。小镇人人相识，压抑的气氛从家庭扩散到邻里，人们说郑富豪走街串巷、游手好闲。开网店本是为了谋生，但牵扯进的精力、情绪与金钱甚至超过了翻译。一些网上认识的文学圈朋友曾劝流畅离开家乡，过去他频频拒绝，认为大城市压力大、自己无法跟“外面的人”相处，这次关店后，却主动选择了离开。带着几本书、户头上仅剩的三千块钱和一台分期付款还没还清的笔记本电脑，流畅坐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这是他人生第一次离开广东。那天是 19 年 5 月 25 号，他对这个日期记得清楚，因为整整七个月后的圣诞节，他完成了近六十万字的《梦游人》译本终稿。

卡内蒂记忆中，赫尔曼·布洛赫在 1930 年代维也纳街道上行走的样子，就像一只失去了翅膀的大鸟。那时卡内蒂不到三十，凭借几部手稿在小圈子里有了些名气，但尚未有任何作品正式出版；而《梦游人》三部曲已经确立了布洛赫的地位，在维也纳的文艺沙龙上一谈起“先锋派”，三位公认的作家楷模便是乔伊斯、穆齐尔与布洛赫。因此，1932 年夏，当卡内蒂得知布洛赫要来参加他的剧本朗读会时，内心满怀期待。

最后给卡内蒂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布洛赫的文学见解，而是他呼吸与行动的方式。聆听剧本时，这位大作家像只小鸟一样，把脑袋缩在肩膀中，“安静具有质感，沉默比其他人更猛烈”；每当卡内蒂与他四目相对，“他的眼睛就屏住了呼吸。”等这部激烈抨击市民阶层的剧本朗读结束，有参会者向卡内蒂报以礼貌的微笑，而布洛赫，却表现出真正沉浸作品中的憔悴与疲惫。

自此，卡内蒂与年长自己 19 岁的布洛赫成为了朋友。二人性格大相径庭：卡内蒂年轻气盛，已经开始构思自己的“毕生之作”，而布洛赫待人拘谨，从不掩饰自己的困境，对他人的写作计划往往只评价一句“你去做”。人们经常能看到布洛赫在大街上低头赶路，一副匆忙的样子，但在卡内蒂看来，那不过是他的自我保护；事实上任何人都可以拦住他，挽起他的胳膊攀谈几句，并得到全神贯注的倾听作为反馈。

若干年后，已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卡内蒂在回忆录中写道，布洛赫的独特魅力，正在于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弱者’”：“既不为了胜利，也不为了击败他人。宣布宏伟的计划，是他灵魂深处所反感的。”“布洛赫总是让步，只有让步才能让他吸取。”

布洛赫有这样的个性，或许和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作为保守犹太富商家庭的长子，他年轻时屈从于父亲的意愿，做了几年军官，又继承了家族纺织厂；但个人兴趣和二十世纪初维也纳的文化氛围驱使他同时研习着文化与哲学。后来他将这一时期的维也纳形容为“欢乐末日”：这里文艺高度发达，弗洛伊德、马勒、勋伯格、茨威格汇聚于此。咖啡馆里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对帝国边境日益激烈的民族矛盾熟视无睹，反而热烈探讨着形而上学和认识论。

然而，当一战爆发、哈布斯堡王朝覆灭、奥匈帝国解体，这一切看起来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虚无的智力消遣。

战后十年，布洛赫的思想天翻地覆。他谦和、内敛，但从来不是囿于书斋的知识分子——一战末期他替红十字会管理过军医院，到了战后政局动荡的年代，则以工厂主身份加入劳工委员会对抗失业问题，还在法院任职调解劳资矛盾。

二十年代后期，年届四十的布洛赫卖掉工厂、进入维也纳大学听课，开始专心于创作。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梦游人》结合了哲学理论和个人经验，1930-1931 年间一经推出，就在文学界取得巨大成功。

《梦游人》中，欧洲的现代史就是一段“价值持续贬值”的过程。在第一部故事发生的 1888 年，主角帕塞诺夫虽有动摇，可最终被传统价值观所捕获，放弃了捷克妓女，而选择与更为门当户对的庄园主女儿结婚。但到了1903年，社会价值观已经走向混乱。这种混乱并不体现在人们做出了更为反传统的决定——第二部的主角埃施最后和一位年长、保守的餐馆老板娘结了婚——而体现在做决定时的焦虑、狂热、怀疑与反复。

举例来说，当埃施看到他的朋友、工会领袖马丁被陷害逮捕，立刻升腾起对政府和资本主义的强烈厌恶，并将这种厌恶投射到自己的老板、成功的企业家贝特兰德上；可当他在向社会主义报刊投稿受到冷遇时，他又唾弃工人运动的官僚化。埃施渴望找到一个能依附的“价值”，但在每一项“价值”都不再那么有“价值”的现代社会，他只能陷入从狂热到绝望再到狂热的无穷反复，疲于奔命。

到了第三部，1918 年，逃兵胡格瑙连这点对“价值”的追求都丧失殆尽。他以假身份买下埃施的报社，又在一战末期的动荡中杀死埃施，强奸了埃施的太太，之后却过上了小资产阶级商人的安稳生活。

在布洛赫看来，时代的动乱首先来源于心灵的真空，而不是政治或经济的崩溃。奥地利国内外的各派煽动家都在利用人们渴望重新强大、渴望拥抱价值的迷惘。想与他们作斗争，并不能局限于议会上的辩论，而是要解决每个个体的精神空虚。在《梦游人》的第三部，尽管故事走向悲剧，但布洛赫加入了一位救世军姑娘的故事表达希望，并假借一篇哲学论述，在最后发出了自己的呼吁：

“我们将知晓，每个人的灵魂都有神圣的火星，我们的合一不可丧失。”

“从我们最苦、最深的黑暗中，向无助的人传来了救援的呼叫……这是人和人群的声音，是慰藉、希望和直接的爱的声音：‘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然而正是在这点上，卡内蒂与布洛赫产生了微妙的分歧。那时卡内蒂刚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的手稿，并计划写一本关于群众心理学的哲学巨著，但通常只会聆听与鼓励的布洛赫，却尖锐地提出了反对。布洛赫觉得这位年轻作家自恃过高，把小说里的人物全部推到荒诞与疯狂的程度，不留一丝希望；而且个体的心灵如此复杂、多向，还没被文学书写透彻，直接研究群众心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卡内蒂辩驳道，自己是在布洛赫的文学哲学思想上更进一步，更何况煽动家们利用大众情绪、制造政治影响的事实已难以逆转——在奥地利，1934 年 7 月，总理陶尔斐斯被纳粹党绑架后杀害；而在同说德语的邻国德国，希特勒正带领人民一步步走向狂热。

从表面上看，这场争论获胜的是卡内蒂。这部《群众与权力》最终成为卡内蒂最具影响力的杰作，但完成时已是 1960 年。而这层拖延中间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既改变了这本书的内容，也改变了所有人的人生轨迹。

前实习单位的编辑们越不喜欢这个选题，我就越想把它做出来。那是去年春天，我刚从疫情带来的反复封校中解脱，几份实习都做得不甚愉快，又要立刻面对毕业出路的问题。在这人生阶段交接的真空时刻，一种旁观者的愤世嫉俗压过了本应更落地的焦虑。

那些保研、出国的同学，在我看来无非是顺竿上爬了四年，根本不配叫文科知识青年。媒体的记者和编辑擅长以公共利益之名教唆实习生去榨取信源的每一丝价值和感情，尽管在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的反衬下，他们已算得上道德高尚。至于那些“反叛”些的朋友，做公益的，搞乐队的，则喜欢用情怀掩饰不求上进的态度，在逃避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之后，又试图逃避手头工作的复杂。我暗暗发誓，自己不能变得和他们任何人一样。

不出所料，这种自以为是很快反噬了我。在家庭、学校与社会的折返间，我同样深陷于对自我价值和独特性的怀疑，并不得不承认，尽管这个世界给了青年人太多可选择的价值取向，但每一种价值都有经不起仔细打量的地方；而我们也只能像所有人一样，选择其中一种，并放任自己沉溺其中。更大的恐慌却因此而生：我曾以为困住我的是不愿妥协的个性，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才是缺乏勇气直面庸俗的那个。《梦游人》与流畅的故事，正是在这个节点，迷住了我。

要向编辑们解释流畅的“选题价值”并不难，他身上有太多吸引人的标签：小镇青年、高中学历、白天开网店晚上搞文学、以十年之功翻译了一本从未被译介成中文的大部头名著。编辑们接着问：人物身上有哪些矛盾？答，理想与现实、小镇与城市、个体与时代，诸如此类。再往下的问题我就应付不来了。故事线是什么？有哪些可以场景化的冲突？他的人生，好像至今也没有太大起伏？一个实习生，能操作得好这么静态的人物稿吗？“那我先试着联系下，有什么进展再和您沟通。”不同的会议室里，我知趣地以同样方式结束了对话。

我清楚，说到底，我只是试图在流畅身上找到一种我渴望的，同时保有勇气、秩序感和独立性的人生可能。但对当时的我而言，能亲眼确认这样一种可能存在，便已为一切的困扰提供了答案。

找到流畅并不容易。《梦游人》于前年 9 月出版后，他在豆瓣上与网友就译作质量展开激烈争论，并以注销使用已久的账号告终。微博上他倒是活跃，不时以严肃笔调发表有关文学、时事或生活的内容，穆旦先生的一处妙译，一次公共事件中网友的言论如何反智，又或者一位同乡的俚语让他意识到家乡方言中天然的排外心理。

我先后以几家媒体名义发送约访私信，都没有回音。通过《梦游人》的出版社编辑终于加上微信，他最初的回应也并不热情。尽管一直被视为赫尔曼·布洛赫在中文世界最重要的推广者，甚至微信号都是布洛赫名字的英文，但在面对将这本纯文学著作向大众推广的可能机会时，流畅显得兴趣索然。

直到与他通上电话，我才确信这种态度并非出于对媒体的敌意，而是他性格中固有的，对自我秩序的保护。他喜欢用文学性的语言阐释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每天除了阅读、翻译、照顾小狗别无他事，作息极为规律，“就像康德，我和康德是同一天生日，跟他一样无聊。”

网友批评《梦游人》原版为德语而流畅是从英译本转译，流畅起初频频回击，“但现在想清楚了。就像评论家每次说海明威江郎才尽，海明威就花好几年写一本书回应，最后自己被拖垮了。”

说到这他停顿了下。“我现在也多一些理解，有些人就是一路上学，没真正经历过什么。他们缺乏一种同理心，不知道很多人的生活其实很艰难。那我也想学很多语言，我还想上牛津剑桥呢，但这个条件不是谁都有的，对吧？”

可对于自己的“艰难”，流畅并不愿多说，似乎是担心那些符号很容易被媚俗化。更能激发他表达欲的是文学，广义的文学，而非局限于《梦游人》或布洛赫。从创作到翻译，他都是现代主义的信徒。“在塞万提斯和《十日谈》的时代，人物通过外部世界的历险找到自己，可到了近代，卡夫卡这些作家发现同一性已经丧失了，人被异化，无法在行动中辨识出心灵。”现代性带来现代主义的语言，中性，锋利，流畅争取在自己的译文中保留这种特征，而不是追求中文的“优美”或华丽词藻。

“《梦游人》里写冯·帕塞诺夫老爷从路上走来，人们一看到他就觉得他是个邪恶的老头。‘邪恶的老头’，我是这样翻译的，但网上别人翻译的片段就成了‘不是什么好东西’之类。听起来很口语、很地道，但这部分写的是欧洲传统基督教价值的崩溃，‘邪恶’才是在这么一个语境内。”

“翻译的过程是用一个新的语言来拓宽认知的过程，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创作，所以我会保留异化和陌生化的东西。不然无非是将一个外国故事用中文再说一遍。”流畅推崇的作品，无一例外都具有强烈先锋和思辨意味。在他看来，如果文学没有推进对人性和世界的理解便算不上伟大——卡夫卡生活两点一线，笔下的 K 没有外貌、没有性格，却归纳出现代人焦虑迷失的存在状态；而有些故事里三教九流云集、情节跌宕起伏，虽然有趣，也不过是一个“大型的段子场”。

这种语言追求的来源之一是，意识到母语潮汕话中那些天然的厌女、排外成分后，流畅觉得普通话、英文这些带隔膜感的语言可以促进思考，从而抵达逻辑与文明。电话里他的南方口音浓厚，听起来年轻、慢条斯理，时常停顿似在斟酌，说到关键概念时又不惜字句。

他依然渴望有自己的创作，不是根植于小镇青年、潮汕地区这些世俗化的标签——并不意外，他认为很多方言写作意义不大——而是真正有“突破性”的作品。我清楚他工作的艰辛与译本的卓越，可却开始有些怀疑：他与媚俗过于紧张的关系，包含多少姿态捆绑和自我沉溺的部分？这种状态是不是算不上健康，反而会抑制创造力？

我曾以为“文学”象征着他的勇气，但一番通话下来，竟发现这里更像他的庇护所与舒适区。他身上可能也没有我要的答案？这个故事会再度让我失望吗？在到上海亲自见到他之前，我决定还是先克制住这些难以抑制的厌世情绪。

黄永是江苏人，1977 年生，在南京上学时读的是热力工程，又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拿到物理专业硕士。毕业后他回国，认识了一个开翻译公司的德籍华人，从此成为一名职业翻译。这份工作主要是和技术性文件打交道：戴姆勒的企业培训资料，库卡机器人的操作手册，最文艺的部分可能是梅赛德斯的广告片和世博会德国馆的材料。

他结了婚，在上海有了房子，三十多岁时有了一个女儿。年轻时他喜欢读钱钟书的《谈艺录》，熟悉“诗分唐宋”这样的概念，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特别是外国文学，在他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显著。

去年七月，我在上海龙华中路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到黄永时，他的外貌和气质与上述履历完美契合。中等身材，主动握手，短袖短裤配上黑框眼镜，显得休闲而非随意。表面热情而内里略显拘谨，常用浅笑回应不知怎么作答的问题。2020 年 3-5 月，他以笔名“明诚致曲”翻译的《梦游者》电子版先后在各大网络阅读平台上线。这是严格意义上《梦游人》最先发行的中文全译本——比流畅版早了半年不到。

这还不是他工作的全部。他最近刚完成布洛赫另一本小说《着魔》译稿的第五版修订，同时还在翻译《无罪者》和《维吉尔之死》。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既不是为了挣钱，也并不“热爱”文学。作为我见到的第一个布洛赫中译者，他的故事促使我重新思考“价值”的内涵。

目前能确认的布洛赫最早中译是杂文集《欧洲人的想象》，2008 年出版，由社科院研究员鉴传今翻译。或许是发行量低的缘故，这本书在豆瓣上只有两条评论（其中一条来自流畅），我能找到的唯一相关资料，是作家、单向街文学奖得主赵松在一次访谈中提及。

但对于德语文学的爱好者来说，赫尔曼·布洛赫从来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九十年代末，梁锡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读本科，看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对布洛赫推崇备至，便从图书馆借来德文原版《梦游人》，当时他德语和文学水平都还有限，读得云里雾里。当他在北外继续念研究生时，主攻奥地利近当代文学的教授韩瑞祥专门开了讲《梦游人》的课，再次点燃他对布洛赫的兴趣。

等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读博士，梁锡江赴德国海德堡做了一年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2006 年完成《神秘与虚无——布洛赫小说<维吉尔之死>的价值现象学阐释》，被提名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后来又在 2010 年成书公开出版，成为大陆关于布洛赫的第一本学术专著。

然而，到2017 年，黄永在“上海翻译家协会”公众号上读到梁锡江一篇有关《维吉尔之死》的文章时，国内普通读者依然难以窥得布洛赫的文字和思想。真正在市面上流通的只有一本 10 万字的小长篇《未知量》，2015 年出版——那是流畅死啃《梦游人》不下后出的第一本译作，稿费一共 7000 多块。黄永那时正觉得自己年岁渐长，重复的技术性翻译又令人消耗。他此前从没听说过布洛赫，看文章提到《维吉尔之死》尚未有中文译本，便想着找来看看，或许能尝试下文学性的翻译。

结果是，先于文学和哲学，词汇和句子的漩涡就将他卷得严实。

那是此前工作从未有过的体验。一个流畅优美的德语句子，因为提及到人体器官，直译成中文竟立刻变得“脏”了起来；诗更是麻烦，要是对应的中文语句挑选不当，不仅丢失了节奏和韵脚，整个意味都荡然无存。铺陈在纸上的铅字立体起来，成了小说家精心搭建的大楼，抽走、混淆其中一块砖石，整座建筑便摇摇欲坠。书里写一个人“该怎样就怎样”，黄永一开始下意识译成“较真”，接着往后看时，却发现“较真”完全违背了作者的感情色彩。

“晚上翻译了很多之后，脑子还是控制不住去想这些，怎么翻译，用这个词合理不合理。就睡不着觉了，根本睡不着觉。”这个面相温和的中年男人，谈起这段经历时语速加快，像是一个被梦魇缠住的孩子。“我想不行，这不行了。”

故事从此变得疯狂。《维吉尔之死》的语言如海浪般律动，那是布洛赫融合了诗学的后期风格；黄永决定改从《梦游人》开始。他运用理工科的技术性工作思维，将翻译做成项目制，设立每天必须完成多少字的目标，结果便是这两三年，每天要花八个小时在阅读和翻译上。白天仍有工作，熬夜便成了常态；周末和春节，在他看来更是赶进度的好时间。“你看，这眼眶长期都是黑的。”他笑着指指眼睛，又说因长期坐在电脑前，腰、背同样承受了巨大压力。

《梦游者》两年译完，黄永自己设计了一个封面，又花两万块钱，通过出版社自费发行到网上。合同上说，每卖出一本电子版他能拿到 70% 报酬，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报酬——读者少，网络阅读平台又常发免费试读卡，根本没几个人真正付费。但收入并不是他考虑的事。接下来是二十多万字的《着魔》，每天翻译百分之一；之后是三遍精修，每天修订百分之一；再之后是两遍粗修，每遍花费三十天。他获取充实感的方式，让我想起中学黑板上的高考倒计时。

在了解这种工作状态之后，打开黄永版的《梦游者》，便会有相当不同的感受。他就是流畅说的，将“邪恶的老头”译成“这老头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位。

然而，尽管雨水打在脸上，他们还是不敢太匆促，因为这会驱散其中的魅力，直到在一间小旅馆里喝着咖啡，他们才回过神来。现在，雨水越来越急剧地敲打着走廊上的窗玻璃，同时薄薄地在檐沟上溅起。只要女店主一离开房间，卢泽娜就会放下自己的杯子，再拿走他手中的杯子，然后捧着他的头，向自己的头靠近，那么近——他们还未曾接吻呢——他们的目光交融在一起，那股甜蜜的紧张情绪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梦游人第一部：1888 帕塞诺夫或浪漫主义》，流畅译

虽然雨水淋湿了他们的脸，但他们现在不敢匆忙奔跑，因为那样太煞风景了，而且还会显得有些狼狈。直到坐在小酒馆里喝咖啡时，他们才重新收拾好心情。

这时的雨下得更大了，打在乡村阳台窗玻璃上的雨点越来越密，雨水从屋檐上叮叮咚咚地落下来。当老板娘离开房间时，鲁泽娜放下自己手中的杯子，又伸手拿走了他手中的杯子，然后勾住他的头带到她的眼前，离得那么近那么近，但两人却一直都没有吻在一起，就这样让爱意在炽热的目光中慢慢融化，享受着这种又紧张又激动又甜蜜，简直让人无法自已的感觉。

——《梦游者浮生一梦：1888 帕瑟诺或浪漫主义》，明诚致曲译

对流畅而言，翻译要在译者对作品理解的基础上，忠实传递原文的文学特质；黄永则着迷于挑选词句的过程，使之近似于某种令译者享受和眩晕的“再创造”游戏。

黄永坦诚他对文学了解不深，特别是背后的历史、哲学体系。那并非他的兴趣所在。有时做翻译倒逼他去查相关资料，他也会去学习，并利用其改进自己的翻译。

他当然也享受读者的积极反馈——他笑着给我展示自己的微博私信并说“压力很大”，那是几天前一个读者说喜欢他翻译的《梦游者》、问后面的《着魔》什么时候出版——但他也清楚，“他们很多都是大学里纯粹学哲学的学生”，往往是阅读整个文学谱系时了解到此书，并非只针对他的译本。当他们试图和黄永讨论书里的哲学思想、小说结构搭建时如何借鉴古典音乐的对位法，黄永也会觉得“不懂”“不自信”，因此聊天都局限在网络。他说，真正在他身边的人，没人清楚他在做什么。

当我问他，那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是只对他自己有意义还是相信文学本身的价值，他犹豫了一下说，“前者吧。”

“好像成了一种习惯。如果有一天没做，就觉得空空荡荡的，觉得我还是去翻译几段吧……

“习惯了之后，它就变成了你的一种需求。”

“那你现在对布洛赫的作品是什么感觉？”

“文学的东西我不太懂，但他里面有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或者西方文学那种对自己的不停剖析。《无罪者》里，主人公和房东的女儿在床上，谈的竟然是存在或者毁灭、有或无这些。我就觉得，啊，好奇怪。

“翻译久了人的性格好像也有一些改变。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是平行的，他们说‘生死看淡’，真的是这种感觉。”

但这并不等同于自我封闭或对成果无谓。他搭建了以布洛赫英文为域名的网站，专门分享自己的翻译；他申请成为“国际赫尔曼·布洛赫学会”会员；他也在积极推动自己译本纸质版的出版。和流畅对摆脱世俗、投入文学的向往与挣扎不同，黄永试图在现有生活之外，再搭建出一个价值自给自足的新世界。

这个故事里当然有残缺的部分。他最初翻译时，是否面临某种精神性的中年危机？他和家人的关系又如何变化？但他用“可能有一点”“没太大变化”之类回答应付，又说不愿谈太多私人生活。最终我从他那得到的，只能是这样一个想象：在结束工作、女儿入睡后，这个中年男人在自家书房打开电脑，窗外是被住宅和商户灯光映得紫红的市区夜色。他脑子里在琢磨的是这样一件事：wissen、erkennen、erkennetis，它们究竟应该翻译成知识还是智慧、发现还是认知、识别还是辨认。

1936 年，五十岁生日来临时，布洛赫的人生愁云密布。他身体不好，两年前从维也纳搬到了乡下调养；创作也遇上瓶颈，《未知量》反应平平，几部戏剧倒效果不错，但那是他自己并不满意的商业之作，为的是弥补日渐局促的经济状况。

更大的问题是精神性的。欧洲的形势正急转直下：3 月，纳粹德国占领了非军事化的萨尔，奥地利在意大利庇护下保持的独立岌岌可危；7 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国际联盟的不作为令人失望。布洛赫从 1935 年开始创作《着魔》，小说中一个外来者以“鲜血和土地”的意识形态煽动村民，这无疑是关于希特勒的隐喻。然而，当历史的疯狂再度超越了智者的想象，智者的沉思和呼吁便显得多余而可笑。在经历了 1936 年的种种动荡后，布洛赫开始认为，文学在政治上终究是无能的，而“诗”的功能和合法性也相当可疑。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

在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世界上——是世界，而不仅仅是德国！非洲战争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思想的、诗性的或者其他认知的作品已经变得多余，纯属“3 月前”的东西。

布洛赫决定放下手头的小说，返回维也纳，从事与政治更直接相关的工作。他一边研究法学与政治哲学，一边起草自己的《国际联盟分析》：他反对使“错误变成合法化的不公”的法律，反对“强迫性的移民和流亡”；他提出为避免“人格”和“人权”被民族主义者利用，就不能将它们交给个别政府进行阐释，而应由一个有法律执行力的国际性团体负责。

1937 年 11 月，他将这份文件寄给自己知识界的朋友，包括茨威格、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还没来得及联名发表，1938 年 3 月，德国国防军已经越过了奥地利边境。

3 月 13 日，德奥合并。一位想要讨好新政权的邮差当天就举报了布洛赫的往来通信，后者立刻被捕入狱。

这次关押与审问只持续了 18 天，但接下来几个月，布洛赫一直活在被再次逮捕的恐惧中——不仅因为政治立场，也因为他的犹太人身份。7 月，他设法逃到了伦敦，10 月又乘船抵达纽约，从此再也没踏上家乡的土地；他留在奥地利的母亲，则于 1943 年死在捷克的特雷津集中营。

爱因斯坦等身处美国的朋友帮他争取到不少资金援助，可接下来的几年，布洛赫在纽约和普林斯顿间的生活依然漂泊、困顿。部分原因是，他保留了在维也纳生活富足时的习惯，借钱给更贫困的流亡知识分子、把精力花在犹太难民的救助工作上，尽管他早已没有那样的社会网络和经济能力。

对现实的悲哀与无力加剧了布洛赫对文学价值的怀疑。他开始涉足更多领域，但没有一项达到他在小说上的高度。在 1941 年的《人之城：世界民主宣言》中，他希望为一种能够击溃法西斯的民主政治设立标准，并认为美国可以完成这一任务；一年后，他又发现美国也不能完全摆脱极权主义，决定转向曾经不屑的政治心理学与群众性癫狂研究。之后几年，他提出的《义务法案》补充《权利法案》的法律纲领没有得到美国政府回复，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大学”倡议同样石沉大海。

讽刺的是，布洛赫在这一时期最成功的作品，依然是一部长篇小说；而这部作品在艺术性上再创巅峰的同时，内核又包含对艺术价值本身的质疑。

《维吉尔之死》的创作始于 1936 年。那时布洛赫正着迷于维吉尔的故事：这位古罗马诗人所处的时代同样面临专制、战争和旧的宗教形式的消亡，而在传说中，他死前想要焚毁自己的《埃涅阿斯记》，正如布洛赫当时对文学价值的否定。来到美国后，为了不辜负古根海姆基金会的支持，布洛赫最终在 1945 年完成了这部他自己质疑的“象牙塔”作品——小说中的维吉尔没有焚毁诗篇同样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友谊——也总结了布洛赫“自我否定”的后期风格和哲学思想。

作为一个住在塔楼里的唯美主义诗人，维吉尔遇上粗野的底层民众时，无法忍受他们的下流玩笑，但他在醉鬼的抒情中同样听到了“美”——正是这样的时刻使维吉尔意识到“美”的无意义，它追求的是一种剔除了善与恶的游戏。这种对“美”的怀疑，最终蔓延开来：维吉尔看见自己居于空中楼阁，同样抛弃了艺术的认知和伦理使命；他的同侪、其他唯美诗人亦是如此；而伟大君主奥古斯都，开疆拓土也不过为了荣耀和声名，并不能真正建立和平繁荣的永恒帝国。没有一条道路通向“真理”，没有一种价值值得归依。

但与此同时，他又不能毫不作为或重归世俗，因为这是向消极的动物性屈服，最终变得和群众一样，表面上不必负责任，实际则助长了恶与暴力。这重矛盾只能由正义而困难的“行动”来解决，在维吉尔身上，表现为对焚烧《埃涅阿斯记》的渴望。

然而，另一重力量平衡了维吉尔的毁灭冲动，那就是爱与责任。在临死前与朋友的交谈中，他重新确认了他们形而上的分歧并不阻碍他们在尘世间的情感连接，感叹医生和乡绅虽然为人“世俗”，但比自己更能承担为人类服务的责任。维吉尔最终将《埃涅阿斯记》献给了屋大维——作为朋友的屋大维，而非作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从而克服了他身上最后一点唯美主义的痕迹，那就是对完美的追求。

事实上，四部曲的《维吉尔之死》远比这样的概述复杂。这部晦涩深奥的小说运用意识流，涉及到认识论、生死观与西方文明意识的起源。可有一点是肯定的：与笔下的维吉尔一样，布洛赫在时代的动乱中，同样试着重新寻找自我的价值。他们都开始相信行动的力量，都输给了更大的现实和时日不多的生命，在这层失败中，都试着用顿悟的满足压过惋惜的不甘，试着忘记完美的观念世界而接受必有遗憾的世俗。

《维吉尔之死》在评论界饱受赞誉，但没有为布洛赫的生活带来实际改变——特别是在他更希望发挥影响的领域。1948 年 6 月，就在终于获邀出席一次联合国会议的前几天，他摔断了髋骨，在医院躺了 10 个月。出院时他接收的资金援助几乎全部中止，而且无法爬上在普林斯顿寄居的朋友家的楼梯。那年夏天，他搬到纽黑文，给耶鲁大学德语系讲课，学校为他提供食宿，但不发工资。奥地利笔会和托马斯·曼的推荐使布洛赫获得了 1950 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而在他自己的工作清单上，更重要的是“国际大学（虚荣和事业）”“政治学（对世界罪行欠下的债）”和“群众心理学”。

直到此刻，他还意识不到这些努力终究收效甚微吗？他没有在政治上再次感受到文学带给他的无力感吗？我们只能从布洛赫 1950 年的一封信中，试着找些线索：

知识工作者，实际上在人群当中是最无关于政治的，因而总是被迫肯定和投身于政治，他，人群中最具乌托邦气质的一员，最终被证明是最卓越的现实政治家……进步是基于人类苦难的直接减少，由于这种苦难已经增长到实在难以想象的程度，直接的行动必须再次得到呼吁。

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随笔名为《尽管如此：人道的政治。一种乌托邦的实现》。1951 年，正在筹备战后首次返回欧洲的旅行时，他死于心脏病发作。

同为流亡美国的犹太知识分子，汉娜·阿伦特见证过布洛赫人生末期的彷徨与不安。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她将这位有着“独特缄默”的朋友形容为“不情愿的诗人”——他天生就是诗人，但他并不想成为诗人；他越来越相信“知识”与“行动”的价值，或者说“科学”与“政治”，但他真正的创作，却始终落在“艺术”与“文学”一边。

我将困惑布洛赫晚年的问题抛给流畅时，本以为多少会难住他，或者构成某种“终极矛盾”。“奥斯维辛之后如何写诗”，文学在当下的价值是什么，“深刻的意义”究竟有没有意义？可流畅化解得轻松：

“每个人都会一件事做着做着，开始不相信，开始怀疑它的意义。不要说布洛赫怀疑文学的意义了，活着的意义我们都会经常怀疑。这个问题没法解决的，宗教都没法解决。这就是一个终极问题。”

“但我看你目前对自己做的事，还是挺坚定的。”

“嗯……我觉得人就是要找到一个觉得自己还能做的事。你想要拯救世界，通过文学拯救世界，那是很荒唐的。”

此时我们的背后是一条漂亮平整的石子路，一片鲜绿的草坪，一栋栋用作商铺的欧式别墅，和一座乳白砖石、青色塔楼构成的哥特式教堂。这里是上海松江“泰晤士小镇”，一个一线城市郊区的典型新兴中产阶级社区。

2019 年来到上海之后，流畅借住在此地的一个朋友家，房子外面是地产商精心营造的“英式集镇”风格，内里则是简朴而不失品味的中式木制装潢。他带我看了看他的房间：床、衣柜、桌椅、几大摞书，加之采光有限，除了少了成箱的内衣，看起来和几年前住在潮汕时的房间差别不大。

床头垃圾桶里依然装满揉皱了的英文书页——他的翻译习惯是，在电脑上译完一段便用笔在原文上划去一段，译完一页便撕去一页。等到全文译完，中文文档显现于屏幕，英文原版书则已化为废纸。

我在书摞上层看到一本德语词汇书。对流畅译本的攻击之一便是他用英译本转译，我有点奇怪，他在和网友论战及与我通话的过程中都使用“转译不见得不好”“文学的精髓可以在各个语言中留存”的说法——他说，用捷克语写作的昆德拉是靠法语及其转译广泛传播的——却没提及自己同样在学德语。

“我德语、法语、意大利语都在学的。但没办法，词汇量还是不够，而且文学也不是懂语言就可以的。”与之前电话中一样，他的声音总是不带太多情绪。

搬来上海之后，流畅看起来离文学圈子近了一些。《梦游人》的出版方组织过一些宣发，豆瓣线上交流、书店签售，诸如此类。新书分享会前年 11 月在上海中心大厦 52 层的一家书店进行，出席的还有著名小说家路内；流畅当天穿着利落的黑白格子衬衫、灰色西装外套，对媒体和观众说“作为一个寻找方向的人，我愿意将布洛赫作为一个指引的路标”，和我面前短袖凉鞋、用词审慎的他形成反差。

但流畅说，隆重的分享会、来自读者的认同并没有让他获得太多成就感，更何况他觉得很多人就是凑凑热闹，书读了多少、理解得多深都不好说。参加活动中有“现实问题”，不然译者应该是“透明”的。“当然希望这个书能卖得好、能被更多的人认识，但我不是作者，不拿版税，卖得多我也不多拿钱。”

脱离了无人读文学的家乡，他依然不爱社交。布洛赫在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位译者、研究者多在上海，梁锡江就职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离流畅住处更是不过十分钟车程。但他从来没与他们见过面——他不太认可黄永的译本，又说学院派的人常常自以为是。

“边缘”，这是流畅口中频率最高的词之一。潮汕是一个边缘之地，他在潮汕是一个边缘的人；文学在当代很边缘，他在文学圈又很边缘。地域、身份、爱好都给不了归属感，他说自己应对的措施，是成为一个“文学上的世界主义者”。

我们在小镇的咖啡馆外聊天时，常看到以草坪、教堂、欧式别墅做背景拍照的青年男女。更狂野的是玩摩托车的年轻人，他们全副武装，在轰鸣声中驶过，将这种过时的交通工具转化成了时髦的消遣。

我和流畅正谈到文学的意义，捂着耳朵相视苦笑。流畅顺着说了下去。“文学的边缘就是这样啊，现在好玩的东西太多了。艺术创作要有尖锐的刺激和新的发现。单纯地说精神抚慰，或者更粗暴的感官刺激（对应刚刚讨论的通俗文学），你看炸街多快乐。要是能买个敞篷车、买个保时捷，更是炸炸街一天就过去了。”

但我想，他并非一直就这样甘于“边缘”。他那个久不更新的公众号，头像一直是一辆奔驰的车头，而在 2015 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写到自己和父亲命运的呼应：

当初决定辞掉货运站的苦力活，留在家里翻译，我父亲是极力反对的。他干过三样工作：泥瓦匠、黑车司机、与人合伙做染料生意。结果不是赚不到钱，就是意外连连，再加上身边的朋友早就飞黄腾达，今天奔驰，明天宝马，他却连家里的楼都没能建好，还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要培养，所以非常苦恼。他曾寄希望于我，谁知我接连两次高考失败，离开学校打了半年工，又准备回家游手好闲。

……

第三年在家，朋友的两家淘宝店都做到了皇冠的等级，还赚到本钱开起了一家天猫店；而我在夏天赚的钱却在双十一全部赔光，完成的《布洛赫传》也因资金问题没能顺利出版，无奈之下，只好接下一些出版社的校订工作，同时翻译《未知量》和马拉帕尔泰的小说《皮》。

第四年在家，朋友结婚生子、买车盖楼，我身边的人却走了。在迷茫中，我继续翻译《皮》，接下《契斯传》的翻译工作，等待《未知量》出版。我父亲和他朋友的对比仿佛在我和朋友身上重演。

可流畅现在说，自己已经没有了结婚生子的打算。老家组建家庭、做小生意的朋友在他眼中也都是“混日子”，“在小地方一个人可以选择的很少，不像大城市有很多出路，有一些追求和资源。”而在上海——离开家时选择上海的原因之一是，他喜欢这里的洋房——在和出版界、文学圈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又感到大时代下这座城市充斥着“中产”的、“平庸”的、“粉饰太平”的美学。

我的感觉是，当一股力量越将他推开，他就越想与这股力量本身划清界限。而这种状态，正是我自己也熟悉的。

但流畅与这种主被动交织的边缘感共处更久，乃至从中习得了一种奇特的平衡。在 2015 年那篇文章中，他还提到两位因抑郁症离世的译者孙仲旭和杜常婧，提到“在最压抑的阶段，我的手腕也时时渴望着刀片”。可他毕竟是从贫瘠的地方长大，自认还有些野蛮生长的韧性。他现在觉得，结婚、买房子这种有“烟火气”的生活也是有意无意地回避一些精神上的终极问题，而世俗的东西“本身你也很抗拒，也觉得很累，也做不好”，那便接受自己是这样一种存在。

他的生活依然困顿：《梦游人》之后，为了挣钱他一直在做一个名著重译的活儿，报酬仍是千字 80 到 100。他翻译速率不过一天 2000 字，更何况收入的一部分还要还之前生意的欠债。但毕竟摆脱了在潮汕时进退两难的状态，虽然仍常为生计焦虑、为没时间做自己想做的翻译焦虑，压抑感却是在缓解。

我说，我羡慕他从 19 岁就确认了自己要做什么，过程当然艰辛，但现在也不过 29 岁，便已经有了好几本坚实的译作。

“现在看译《梦游人》只是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东西而已，然后还是得活下去，不是说完成了就一劳永逸。快乐总是很短暂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煎熬。”他说他只是知道了自己“几斤几两”，“也只能做这个”。“就像里尔克说的嘛，‘没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黄永和流畅对学院派的微妙态度，多少影响了我去见梁锡江时的预设。他简历上的名头长长一串，教授、博导、学术骨干、某某研究中心副主任；出版的译作也在豆瓣上列出几页，从通俗些的《拿破仑传》《西线无战事》《人类群星闪耀时》，到晦涩的《圣山启示录》《道德的谱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 2016 年第一次到访中国，也是由梁锡江担任翻译。

可真的坐下来聊天，这种身份带来的紧张感很快被打破。他身形瘦长，发际线已是中年人的高度，但金属边框眼镜后的双瞳依然灵动，语速快又配有肢体动作。对于外界指责高校教师的译作常利用学生成果、他是否会与学生合译之类问题，回答起来也不加迟疑。我提问时他没从我身上移开眼，其中一次一边听一边将咖啡往嘴里送，不巧盖子没盖紧。他直到洒了一半才意识到，抽几张纸随意擦了几下，又把话题扭回之前。

采访中我才逐渐意识到，他七十年代末出生，在世纪之交接受的精英文科教育，又一直在大学工作。勤于思辨和松弛天真的共存、社会关怀和乐观主义的结合在我的同龄人中罕见，对于这个群体却不算稀奇。

“野生”译者将学院派背景等同于做翻译时的人脉和资源优势，真正在象牙塔里的人，则不见得将其当作益处。译林出版社最初想译介《维吉尔之死》，找到社科院外文所的李永平，李恰巧读过梁锡江的博士论文，又将后者推荐给出版社。

译文的初稿 2018 年就由梁锡江的一位学生完成，但至今，他也没完成全部修改校订工作。这当中有多层原因：《维吉尔之死》本身语言和意涵的复杂，以及梁锡江认为既然是自己和学生联合署名，当然要做好份内工作和“质量把控”，不然便是对出版社、学生和读者的不负责任。

另一点是，他现在也没将那么多时间放在翻译上。博导等职称的评定和考核与发表论文、学术专著挂钩得很紧，译作却不纳入其中。他还有不少社会兼职，为团委组织的面向大众的德语班讲课、给各类德语标准考试出题——“特别到了中年，很多时候不是你去找事，而是事来找你”——更何况教学、家庭也要分散精力。出版社给他的报价稍高些，每千字 120-140 块，显然也不能给一个上海的大学教授什么经济上的刺激。

梁锡江觉得翻译对于外语文学来说是“基础性”的工作，但“中国德语的从业人员其实没你想象的那么多”。八十年代集中译介的卡夫卡、托马斯·曼、布莱希特，对中国文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他看来也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三位德语作家。九十年代有了歌德文集，而作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歌德全集》的翻译，至今也没有完成。对比之下，译介布洛赫这样一个在德语世界都在被普通读者遗忘的作家，似乎也没有那么急迫。

这当中当然也有体制性的问题。“对有志于翻译的高校教师来说，这确实不是一个特别友好的时代。比如刚毕业的一个博士留校了，六年非升即走，哪里有精力做翻译？”梁锡江说，比穆齐尔、布洛赫这些现代主义先锋更典型的是十九世纪浪漫派，在中国研究界炙手可热，市场上的译本却很少，出版社又看不到商业利润，最后便成了学术圈的自产自销。

谈到这些问题时，梁锡江也会用“困境”这样的词，但语调并不沉重。他不是那种只将知识和身份当作社会资本的人——他有一个名为“德语世界”的公众号，几乎每日更新关于德语的知识，阅读量不高但会认真回复留言；他在进行课程的改革，跟年轻学生探讨“爱、死亡、灵魂、语言、自由、恶”这些“人生的谜团”；他知道我的年龄后也想了解我对当今大学教育的感受。可在我看来，对分神的职称评定、不来上课的学生，他的抵抗都温和到几乎无效的程度。又或许，他从来没想着通过“抵抗”来获取意义。

他自然地接受那些身份框架内的琐碎。“到了三四十岁这个年纪，发现人生就是做事，就像每天打扫家里垃圾一样”，可能重复、无聊，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写学术论文便是如此，话题由好奇心驱动，后面的收集资料、分析写作则是程序化的工作。而对于在他看来带“理想主义”色彩的翻译，“只能抽出一点碎片化的时间，坚持下来是件特别不容易的事。”

他手头还有一本哲学著作《乌托邦的精神》在翻，当中涉及大量宗教与音乐知识，让他这个大学教授同样吃力；《维吉尔之死》校对到八成，估计明年才能交给出版社，正式出版日期就更不确定——“像我现在年纪渐渐大了，有时候也会赖皮一点，一本书拖个两三年也是有可能的。”

他的学生，钟皓楠，则恰恰相反，是我见到的四个布洛赫中译者中翻译速率最高的。每日五千字，这既出于习惯，也出于另一种生存的紧迫感。

从上海返回北京后，我与这位《维吉尔之死》的初稿译者见了面。她一个月前刚研究生毕业，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个妆容精致、自信大方的城市女孩。光看背景，她便是流畅口中“一路上学，没真正经历过什么”的那种人，生长于北京，父母从事的是教师之类体面的中产阶级职业，南京大学德语系本科，上外德语系硕士。然而她经历的内心挣扎同样真实——她没有像大多同学那样，做一份辛劳但仍体面的白领工作，而是选择当自由翻译，以不高的译酬为生。

钟皓楠初中就开始翻译英文作品，还自学过德语和瑞典语。出于对策兰、里尔克、特拉克尔这些德语诗人的真诚喜爱，她高考时选了小众的德语专业，之后加入文学社，接文学翻译项目，每周写诗，同学在一起讨论的是到底该用抒情性更强的第一人称，还是更加客观冷静的视角。大三她去了德国交换，选了斯特凡·格奥尔格的诗歌专题课，这位诗人中译甚少，钟皓楠此前了解不深，老师让每个学生为诗人写部分传记，全班一起民主讨论，同样是段愉快经历。

毕业季来临时，现实问题才开始显得紧迫。她试过几家图书策划公司和出版社，对方多说疫情与出版环境下，不裁人已是不易。她也考过上海一家编制内的大图书馆，和另外四十多人一起竞争这一个岗位，进了复试才知道，到手薪资不过 4000 块，便立刻决定退出。

那些时刻她当然感到失望。“这个世界上好玩的事情那么多，它们怎么就都不挣钱呢？”

这让我想起梁锡江提到在教学中留意到的一些新现象。他说现在的大学生同样容易迷茫，现实中的，精神上的，但和他那一代人对文学的敬意不同，年轻学生开始喜欢批判性的、革命家的理论，会在朋友圈分享“毛选”。

一方面，他觉得这可能是种进步，“他们可能更有实干精神，甚至想去改造这个世界，这当然更好”；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是不是现在的学生更“成熟”、更“唯物”了，“好像整个社会都进入了中年，看得都很明白，但是都不愿意做事，身心疲惫”，而这些变化也与社会整体“理性”力量更甚有关。

“人变成理性的机器后，人味也就没了，文学让你知道我们有很多情感的东西。它不提供答案，只提供对人类永恒的困境的描述……就拿我们大学来说，其实大学应该是怪人的庇护所，但现在这个庇护所也快没了。理性这个工具太强大了，高校出现（职称与论文挂钩、青年教师非升即走）这些情况，其实就来自理性算计这个基本的想法，觉得不能养闲人，不能养怪人。”

但梁锡江又反思，大学作为“前现代”的产物，特别是文科，也确实存在太“虚”、太理论化的弊病，更何况当中许多理论也与现实社会脱节。他有时做些改革尝试，也有时畏惧于教务处的申请表格和领导的批文，从没将想法落实。

而钟皓楠选择继续退守在文学的领域里。梁锡江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导师，有时想拉学生做一些翻译，大多学生不感兴趣，又要在外实习为毕业求职做准备，他也就作罢。钟皓楠则愿意接纳，虽然报酬不高，但是自己多少还感兴趣的工作。第一个项目便是《维吉尔之死》的初稿。

她依然写诗，对文学在当下的价值不多怀疑，这种态度在我看来既出于热爱，更出于一种直率纯真的性格。“我是很能想象出读者的，就想着全世界即使只有一个人看，那也是价值。”研究生的最后一个寒假，她和父母经常吵架，他们觉得她找工作不努力，甚至还托关系为她谋求岗位。后来父母意识到行业的现状确实如此，而因为缺乏实习经验等原因，自己女儿也不可能一下转入互联网等更有钱赚的领域，便接受了现状。

她毕业后住回了父母家，不少完成的工作还没拿到尾款，通过梁锡江或同学朋友接了些活儿，还在做自己想做的策兰全集直译——当前市场上的策兰作品多是由法译本转译而来，从未有过德译全集，钟皓楠和出版社接触过几次，对方则觉得“做全集肯定会赔钱”。她的家庭对她没有经济上的需求，但她想着如果多接点商业类的翻译，或者像大学时做些兼职家教，短期内实现自给自足总不会很难。

采访两个月后，她兑现了当时的自我承诺，“过段时间也不能在家里住了。”她搬到了广州，临行前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和高中时很喜欢的老师吃饭。老师说人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比如我可以为了以后更方便混而读博，那么生活舒适程度都不需要考虑。但我觉得不是这样。我甚至不愿意充当我自己目的的手段。人本来就是个非常综合的因素，更何况我无法忍受失去其中任何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