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视觉中国
作者 | 陈弗也
编辑 | 杨布丁
出品 | 棱镜·腾讯新闻小满工作室
一
“你就是想回家磕头。”年前，妻子调侃说。
我的老家在河北南部的一座县城，磕头，是那里流传千百年的拜年方式。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我都是在“磕头声”中开始新的农历年。
每年大年初一的凌晨四五点，街上就会传来稀稀拉拉的脚步声和说笑声。不多久，这些声音就会来到我家院子里。随后，屋子的门帘被掀开，一股凉气钻进来，随同进来的几个大人挤在一块干净的地方双膝跪下。
“哥，嫂，给你磕头了。”
“叔，婶，给你磕头了。”
“爷，奶，给你磕头了。”
磕头的人群里，辈分不同，对我爸妈的称呼也就不同。我爸妈则堆着笑容，拿着烟、糖、瓜子，客气道：“别了，别了，吃点糖，抽点烟。”
村子有两大姓氏，王和孔，一条1.5公里的中大街像楚河汉界一样将两个姓氏的家族分开。陈弗也是我的笔名，我真实的姓是王，在村子里属于“王街的”。小时候，年长的哥哥成为“孩子王”，带着我们玩打仗游戏时，假想敌就是对面“孔街的”。
这种对立在大人之间似乎也存在。选村长时，王街与孔街就势不两立。
王街、孔街又根据家庭远近分为几个小家族，每个小家族约有几十户人家。不过，由于整个村子比较穷，这些家族并不像电视剧那样有自己的祠堂、德高望重的族长，家族里每个人似乎都觉得自己了不起。
别人给我爸妈拜年，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地位高，而是因为年长或者辈分大。他们收了这些“头”之后，也会跟着大部队去别的长辈家中磕头拜年。
在我家乡，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磕头的资格，只有结婚可以传宗接代了，才能去串门磕头。
在我小时候，同辈的几个哥哥曾在这个事情上捉弄过我一次，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忆犹新。当然，这不是什么仇怨，只是记忆深刻的童趣。
当时是大年初一下午，我啃着一个馒头去邻居奶奶家找他们玩，有两个人对我说：“我们已经磕过头了，该你了。”
我犹豫了一下，难道规则变了？但在他们俩的唆使下，还是扑通一声跪下去给邻居奶奶磕了个头。
邻居奶奶已经八十岁了，行动迟缓，耳朵有点笨。她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就意识到自己被捉弄了，马上就站了起来，但那两人看在眼里，哄笑一堂。他们嘲笑的并不是我多么愚蠢，而是嘲笑我这么小磕头拜年是想娶媳妇了。
在那个年代的那个年龄，“想娶媳妇”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以至于到了青春期，懵懂的喜欢一些女孩时，总还是会觉得是“耻辱”。
二
五年前，我与谈了8年恋爱的同学结婚，终于有了磕头拜年的资格，但一直没有机会。
婚后的第一个春节，妻子怀孕，为了安心养胎，就没有回家过年；第二个春节，孩子尚小，父母过来帮忙带娃，也没有回家过年。
第三个春节是2020年，我们一家人终于回到老家，但这一年武汉爆发了疫情。年前，确诊数量持续增加、武汉封城的消息不断传来，当时连看春晚的心情都没有，更没有拜年的心思了。
除夕，村子的大喇叭也开始广播：疫情防控需要，初一不要拜年了。
第二天清晨，我竖着耳朵听大街上的脚步声，果然没人。这是我在老家度过的最安静的一个春节。
但是，拜年的念头尚在。我本想元宵节等疫情稍缓时，再去长辈家拜年。谁也没想到，疫情会持续这么长的时间。
当时，我在一家报社工作，大年初十，领导说要派两名记者去武汉采访，我在犹豫了10秒钟后，就瞒着家人报名去了武汉。在武汉一待就是三个月，去时，大雪纷飞，返时，樱花已谢，彻底错过了拜年的日子。
2021年的春节，家乡爆发了疫情，我没有回家，据说，家里人也没有拜年。
转眼到了2022年春节，各地又零星出现确诊病例。腊月二十三的晚上，我爸火急火燎地给我打来电话，说不要回来了，村子被封了。原来，我们村出现了一例密接。
但我还是决定回家过年。疫情期间的乡愁，不只是一张简单的车票，还有应对各地被加码的疫情防控措施的勇气。
到了家乡后，同辈的几个兄弟见面后第一句话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拜年，现在政策不让拜年了。我很纳闷，拜年跟政策能有什么关系，但也不好去反驳，只说了一句，如果要拜年的话，记得喊我。
初一的清晨六点钟，大街上再次传来匆匆的脚步声，我知道，又有人开始拜年了。
脚步声似乎是集结号，拜年的大队伍随即开始在大街上聚集。终于，脚步声来到了我家，那两个曾经捉弄我的兄弟给我爸妈磕完头之后，就喊我赶紧起床，一起出去磕头。
磕头仅需要5秒钟，但对于家乡人来说尤为重要。如果有一年，哪个晚辈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去哪个长辈家磕头，就意味着这两家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当拜年结束后，长辈们就开始盘算，今年谁来磕头了，谁没来磕头。
“今年咱们不去那么多家了，只把近门的几个给拜了就行。”年长的一个哥哥对我们说。
若在往年，要去小家族几十户人家拜年，但近门几家只有三四户。
我跟在几个兄弟的身后，看着他们熟练的身影，过去三十多年清晨的脚步声再次在我的耳边响起。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年初一清晨的阳光，在零星的爆竹声中缓缓穿越低矮的房顶，一切显得那么安静又那么热闹。
三
当我第一次双膝跪下拜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算不算陋习？
家乡的这种磕头礼已经简化了很多，仅双膝跪地，并不需要将额头磕在地上。但一直以来，外界对磕头礼的争议很大，有人认为这是旧社会的陋习，应该批判、摒弃。
可能我骨子里有一股守旧的势力，我在磕头拜年时，并没有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反而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毕竟千百年来一直如此，也可能是新鲜劲还没有过去。
不过，村子里确实有不少人已经厌倦了拜年，几十年的大年初一，他们几乎都要重复一个动作，腻了、烦了。
我爸妈也经常给我说，不拜年也不错，不用那么麻烦了。
也可能是感情远了吧。小时候，农忙时，家族的几家人一起播种、收割，有说有笑；如今，机械化已经不再需要在农忙时开展人海战术了，大家也都各扫门前雪，磕头这种看似崇高的礼节，似乎远远超过了它所承载的感情。
此外，疫情肆虐的这两年，不少年俗、生活方式都被逐渐地改变了。
我家所在的县城被家乡人称为是“新冠绝缘体”，两年来，周边县城纷纷出现过确诊病例，但我们这里从未有过，这可能跟县城的各种“硬核”防疫有关。
比如，今年春节，很多村都进行了封锁，只留下一个村口供村民进出。按照习俗，大年初一，拜完年之后，还要上坟祭奠祖先，于是，三轮车、轿车、电动车、老年代步车、拖拉机等等，都挤在这一个村口，水泄不通，半个多小时仍寸步难移。
“头都不磕了，还上啥坟？”一个乡亲狠狠地吐了一口痰，骂了一声，想开车掉头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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