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9日晚，阿根廷120多个城市的街头是绿色的，绿色的涂鸦写着“她们还是孩子，而不是母亲”，绿色的横幅上写着“这将成为法律”，绿色的头巾上则是“争取合法、安全、自由堕胎的全国运动”，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和成年女性手上都绑紧了绿色手帕。
这天晚上，阿根廷参议院正在辩论是否通过堕胎合法化的法案。人们聚集在国民议会外等待了近12小时，30日凌晨4点刚过，消息传出：38票赞成，29票反对，1票弃权，阿根廷将允许女性在怀孕的前14周内合法终止妊娠。
人群欢呼雀跃，社交媒体上，曾经很受欢迎的#SeráLey标签（#ItWillBeLaw）被#EsLey（#ItIsLaw）取代。不仅仅是阿根廷，厄瓜多尔、墨西哥等其他拉丁美洲的女权主义者同样感到激动。
在此之前，在拉丁美洲地区只有乌拉圭、古巴和墨西哥的两个州允许合法的自由堕胎。而在其他一些地方，例如智利和秘鲁，堕胎有条件限制，只有在强奸、乱伦、胎儿畸形或对母亲的健康构成威胁等特殊情况下才可以进行手术。萨尔瓦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则完全禁止堕胎。
2018年，阿根廷国会提出关于堕胎合法化的法案，数百万女权主义者在街上等待参议院投票，虽然以失败告终，却让堕胎这个曾经的禁忌话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并引发了遍及阿根廷和整个拉丁美洲的“绿色浪潮”运动。此时阿根廷女性为争取堕胎权已经努力了近五十年。
2020年12月30日凌晨4点，阿根廷议会通过堕胎合法化议案，在议会外等待的支持者相拥哭泣。图片：AFP
“恶魔般的疯女人”
1986年，阿根廷国会大厦前的“莫利诺”餐厅前，有五位女士举着扩音喇叭向民众分发宣传材料，希望收集到足够多的签名以向国会提出堕胎合法化议案，但大部分路人无视她们，甚至口出恶言，把她们叫做“五个疯女人”。
在天主教徒为主的阿根廷人看来，她们在伤害“胎儿的权利”。关注女性议题的董晓莹律师告诉全现在：“在目前允许合法堕胎的国家中，从法律角度来看，胎儿没有出生就只是医学意义上的胚胎，从诞生起才具有人权，也就是公民具有的基本权利，并且受法律的保护。而这些宗教国家的反堕胎人士出于对生命的‘尊重’，通常格外强调‘胎儿人权’这一概念。”
出身于阿根廷的现任教皇方济各也曾指堕胎是“彻头彻尾的魔鬼”，尽管他因对LGBT+群体的宽容态度受到赞誉，但在堕胎问题上至今不肯松口。
其实从1970年代起，这些不惧辱骂的“疯女人”已经开始了斗争。她们是阿根廷最早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当时阿根廷正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她们流亡欧洲，与法国、意大利、美国和其他拉丁美洲女权主义者一起组织起来，成为世界新兴的女性解放运动的重要力量。
多拉·科列斯基（Dora Coledesky）是她们之中的灵魂人物。1928年，她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保守的北部城市图库曼长大。1976年阿根廷军政府发动“肮脏战争”时，科列斯基和她的丈夫像许多左派分子一样，逃离阿根廷来到法国，加入了女权革命同盟。
多拉·科列斯基参加争取女性堕胎权的活动。图片：Kaosenlared
在当时，堕胎是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女权运动标志之一，科列斯基到达欧洲前一年，法国刚刚通过了《韦伊法》推动堕胎合法化。在那里，科列斯基不仅结识了欧洲最先锋的女权活动人士，并且与来自智利、乌拉圭和巴西等其他流亡的拉丁美洲人一起做好了改变现状的准备。
“多拉在法国成为女权主义者，不仅是街头女权主义，而且是制度化和学术化的女权主义者。”阿根廷女性问题专家玛贝尔·贝鲁奇（Mabel Bellucci）告诉阿根廷《国家报》。
1984年阿根廷的军事独裁结束后，科列斯基和她的女权主义同伴们开始返回祖国，渴望推动拉丁美洲的变革，并于1987年正式成立了堕胎权委员会。
在科列斯基的劝说下，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改变保守的想法。其中妮娜·布鲁戈（Nina Brugo）是推动立法的主要人物，这位在保守的宗教家庭中长大的律师曾因为职业女性争取权利而被逐出教会。布鲁戈虽然积极支持女权运动，但她起初也认为堕胎是个禁忌问题。当科列斯基第一次向她提到堕胎应当合法化时，她感到无比震惊。
“她走近我时，我感到非常恐惧，我说‘不，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布鲁戈回忆道，作为女权主义者，布鲁戈也曾帮助其他女性寻求安全堕胎的渠道，但她认为堕胎必须保留在个人范围内，“我认为这是女性生活的私人秘密，这不是一项可以公开谈论的权利。 ”
但是1990年女权主义者的大讨论改变了她的想法。3000名女性聚集在阿根廷大西洋沿岸的圣贝尔纳多小镇， 重新定义了女权主义的观念。在这里，布鲁戈前所未有地见到女性公开讨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阿根廷通过堕胎法案之前，仅在两种情况下允许堕胎——强奸和母亲生命受到威胁时，而且即使法律允许了有限制的堕胎，现实中医生拒绝手术是常事。
有能力负担费用的女性可以在私人诊所接受相对安全但昂贵的秘密堕胎，其他人则要冒着生命危险采用危险甚至不科学的堕胎方法，包括使用欧芹和一些草药，工具用衣架或织针代替，极容易导致子宫穿孔、感染和败血症。
这让她意识到女性应有完全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我开始将堕胎视为女性的一项人权，”布鲁戈说，“终止妊娠是女性的自由，这是保守派惧怕的事情。”会议结束后，布鲁戈寻找科列德斯基并签署了请愿书。
2005年，科列斯基和布鲁戈等人最终正式提交法案，并将堕胎权委员会更名为“争取合法、安全、自由堕胎的全国运动”。2020年，这已经是七次向国会提交了堕胎法案。
2020年12月30日凌晨，阿根廷国会大厦外支持女性堕胎权的人。图片：AFP
第一次提交法案后，科列斯基其实对阿根廷的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她感觉到自己可能活不到堕胎合法化那一天，于是她对后辈们鼓励道：
“我们发起了运动将近二十年，仍旧没有获得堕胎权，但社会的各个阶层已经认识到了我们在为之奋斗的这项权利，也是一种进展。尽管法律还没有对我们的权利做出保障，面临的敌人也很强大，与所有女性站在一起，我们并不孤单。”
反抗天主教
2009年，81岁的科列斯基去世，她还是没有等到绿色浪潮席卷拉美的那一天。从2005年开始，“争取合法、安全、自由堕胎的全国运动”连续五年向国会提交新法案都以失败告终，阿根廷的女权运动似乎停滞不前。
但仍然有人继承着科列斯基的遗志。
在疫情之下阿根廷封禁的日子里，大学讲师鲁斯·楚尔布里根（Ruth Zurbriggen）不仅要白天工作，还时常要在午夜偷偷打电话，因为她的另一份事业就是帮助阿根廷女性安全堕胎。她是阿根廷“红色救生员”组织的创始人，该组织由504名成员组成，遍布阿根廷境内。
疫情之下不少人被迫困在家里，2020年4月28日联合国曾发出警告，如果封锁持续6个月，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可能会发生700万例意外怀孕。对于阿根廷来说，将整个家庭置于强制封锁之下，意味着许多年轻女孩会遭受更多的性虐待，而且女性将很少有机会获得避孕药具。想要堕胎？她们只能趁着家人或伴侣熟睡时悄悄向“红色救生员”这类组织求助。
通过“红色救生员”提供的信息，尤其是非大城市的女性可以获取关于安全堕胎的一些信息，例如哪里有“友好”的药房，不需要处方就可以买到米索前列醇药物，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使用的流产药物之一。
据阿根廷女性研究研究基金会（FEIM）估计，如今阿根廷每年约有35万至45万例人工流产，其中合法堕胎仅20-25％，每年非法堕胎而遭遇严重并发症的女性超过4万人。自1983年恢复民主以来，累计有3000多女性因此死亡。
1990年，在拉美地区女权活动家的推动下，将9月28日设立为国际安全堕胎日，鼓励安全堕胎、实现堕胎合法化，反对不安全堕胎。图片：september28.org
提供堕胎咨询的组织往往会举行秘密集会，女性可以在这里获取有关安全堕胎的信息、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
2020年2月的一次活动中，怀孕五周的萨曼莎前来咨询，她只有32岁，但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分别是3岁、8岁、14岁和15岁。家务繁重，她已经失去了餐厅经理的工作，于是在照顾四个孩子的同时做一些兼职。她感到十分疲惫：“我喜欢孩子，但我不想再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
志愿者向她详细说明了米索前列醇药物的用量和副作用，这是种安全的药物，服用后感到发冷、抽筋和恶心是正常的，但如果发烧或流血过多，最好去医院。
在合法堕胎法案通过之前，帮助别人流产可能会面临刑事犯罪指控，进行检查的医务人员会迫使女性承认自己服用了米索前列醇药物，但实际上阿根廷的血液检查很难测出。志愿者告诉萨曼莎，千万别说自己发冷，因为这在自然流产中不常见。
尽管有潜在的风险，并且要在没有任何人看护的情况下服用药物，萨曼莎并不担心。她16岁第一次怀孕时，不得不从高中辍学。“堕胎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她说，但这一次她愿意做出这种选择。
而大多数选择堕胎的女性跟萨曼莎一样，尽可能瞒着家人和伴侣。萨曼莎的丈夫是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他在堕胎问题上一言不发。
2020年12月28日，阿根廷堕胎合法化投票的前一天，反对堕胎的游行中，抗议者手举圣像。图片：AFP
天主教对阿根廷人仍然影响巨大。两年前，在天主教徒和福音派人士的坚定反对下，允许合法堕胎的议案在参议院中未被通过。
在现任教皇方济各的家乡，这个结果并不出乎意料。直到1994年，阿根廷宪法中才取消了总统必须信奉天主教的要求，但在序言中仍然提到上帝，并且保证政府对天主教会予以支持。社会学家福图纳托·马利马奇（Fortunato Mallimaci）对法新社说：“宗教团体寻求国家的支持，而当国家感到软弱时，国家则寻求宗教团体的支持。”
因此一直以来，天主教在社会事务上的话语权不可忽视。在阿根廷，国家不仅向大主教支付薪水，而且补贴天主教学校的学费，而天主教学校占到全国学校总数的36％。这也致使阿根廷在完善性别法律上严重拖延：1987年离婚才合法化，2006年才在学校引入性教育。
而近年来福音派也发展了起来。目前阿根廷国内有62%的人是天主教徒，15%的人信奉福音派。
2018年曾是合法堕胎运动最接近成功的时候，6月正值南半球的冬天，当议会就堕胎合法化进行辩论时，数万“绿色浪潮”在国会大厦外守夜，天很冷，许多年轻的女士挤在绿色的毯子下取暖。
在“绿色浪潮”面前，天主教和福音派两股势力联合了起来，反对堕胎的人群则挥舞着淡蓝色的手帕涌上街头，这是阿根廷国旗的颜色。与此同时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用#SaveBothLives、#defendlife 等标签掀起反对的声浪。
“最圣洁的阿根廷人”、现任教皇方济各亲自发布了Instagram，他微笑着抱着一个婴儿，用英、西、葡、法、意和波兰语写道：“从怀孕之初至这一自然历程的结束，必须延续、守卫和保护生命的神圣恩赐。”
最终在2018年的议会投票中，有些表示支持堕胎合法化的议员并没有投出肯定票，众议院勉强通过后，参议院以38票反对、31票赞成的结果否决了该法案。
2020年3月阿根廷的反对堕胎游行，教堂前一个胎儿雕像被高高举起。图片：AFP
“国家在杀害女性”
两年前的失利让“争取合法、安全、自由堕胎的全国运动”感到巨大的失望，但在“Ni Una Menos（一个女性也不能少）”运动的支持下，阿根廷女性没有放弃再次提案。
事实上“争取合法、安全、自由堕胎的全国运动”一直进行着持续但声浪不大的斗争，而“一个女性也不能少”让“堕胎权问题”真正走向大众。
2015年6月，一名14岁的阿根廷女孩被发现殴打致死，当时她已经怀孕几周，社交媒体上开始出现“Ni Una Menos（一个女性也不能少）”的标签，并进行了线下抗议活动。2016年一名16岁的女生被强奸后杀害，那年度全国妇女大会决定立即进行以“ 一个女性也不能少”为名的全国女性罢工，以抗议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在阿根廷历史上是第一次。
在堕胎权这一问题上，“一个女性也不能少”运动的联合创始人塞西莉亚·帕尔梅罗（Cecilia Palmeiro）指出：“秘密和不安全堕胎而导致的死亡是国家杀害女性的行为，因此现在我们要求给所有因堕胎而被囚禁的人自由。”
2018年8月5日，阿根廷争取堕胎权的抗议者们装扮成《使女的故事》中的造型，以敦促议会投票通过合法堕胎的议案。图片：AFP
“一个女性也不能少”运动带来的还有政治上的改变。社会学家多拉·巴兰科斯（Dora Barrancos）认为，此前“祖母们”建立了一种“具有传染性的运动”模式——在大规模的街头示威中，集会的呼声常常是轻率而挑衅的：“父权制将要瓦解，女权主义将取得胜利！”这样的口号喊过去也就结束了。
但在“一个女性也不能少”的影响下，2017年，争取女性权益已经被纳入了国家政治对话，当时阿根廷通过了《性别均等法》，要求阿根廷国家代表大会的候选人名单必须男女各占一半，从那时起阿根廷是立法机构中女性比列最高的南美国家。
结构上的变革也改变了传统的天主教男性主导的政治格局，国会议员西尔维娅·洛斯彭纳托（Silvia Lospennato）与曾经反对堕胎的前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结盟，洛斯彭纳托女士说：“当我们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时，就意识到了女性的力量。”
2019年，支持合法堕胎的左派律师费尔南德斯竞选总统，他的竞选海报上”每个人“一词用的是中性形式“todos”，中间的“o”被替换为阿根廷国旗上的太阳符号。上任后，费尔南德斯建立了致力于促进妇女权利的部门，并应许承诺，再次提出堕胎合法化议案。
费尔南德斯面临的压力不比两年前小。2020年12月29日，就在议会投票前，教皇方济各已经在推特上隐晦地表明态度：“每个弃儿都是上帝的孩子。每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都是软弱且脆弱，我们可以学会用温柔的爱来接受我们的弱点。”天主教和福音派领袖呼吁支持者祈祷和禁食的一天，以反思“杀害了众多无辜儿童”，全国各地都在举行大规模的反堕胎“蓝色浪潮”游行。
“这不会是终点，”反堕胎组织“青年阵线”的活动家安娜·贝伦·马尔莫拉（Ana Belén Marmora）说，“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声音被忽略。”
当她说话时，集会中央的台子上，人们对一名孕妇进行了超声检查，并大声呼喊：“生命万岁！”
2020年12月29日，阿根廷反堕胎人士的蓝色浪潮游行。图片：AFP
为了防止与反堕胎人士发生激烈冲突，“绿色浪潮”一方也做好了准备，负责安全预防措施的两名女性是46岁的罗莎娜·范朱尔（Rosana Fanjul）和她22岁的女儿西蒙娜，她们是科列斯基的孙女和曾孙女。
罗莎娜说：“我17岁那年，曾经陪着奶奶去国会大厦前的莫利诺餐厅组织活动，争取民众来签名堕胎合法化的提案。‘合法堕胎’这个词曾经只存在于女性的私密生活中，从2018年以来，这已成为朋友和家人之间晚餐对话的主题。”
罗莎娜说她的祖母一直都在人们的记忆中。86年的“莫利诺”门口，五位女权主义者先驱被当街辱骂，90年代第一届堕胎权委员会会议只有50多人参加，2003年阿根廷全国妇女大会则有300多人投票通过了争取堕胎权的全国斗争计划，而如今，国会外成千上万的人见证了堕胎合法化投票通过，12个小时的等待后，他们相拥而泣，并向大银幕上科列斯基的影像致敬。
2020年12月30日凌晨，等待投票结果的“绿色浪潮”。图片：AFP
自2010年通过同性婚姻法案和2012年通过性别认同法案之后，在女性堕胎权问题上，阿根廷再次走在了拉丁美洲国家的最前面。但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江时学告诉全现在：“目前天主教依然对拉美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短期内很难有其他国家同阿根廷一样允许合法堕胎。”
30日教皇方济各在2020年最后一次布道会上致辞，他有些愤怒地讲道：“天主教徒和所有信徒一样，为生命的恩赐而祝福上帝。生活首先意味着得有活下来的权利。”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也表示“为阿根廷的孩子感到遗憾”，巴西绝不会通过堕胎法案。
这一次阿根廷决定不再忽视女性的人权。法案通过后，费尔南德斯在推特上写道：“安全、合法和自由堕胎已经受到法律保障。今天，我们成为了一个更好的社会。”
文章链接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world/argentina-abortion-feminism/
https://time.com/5830687/argentina-abortion-coronavirus/
https://www.nytimes.com/2021/01/01/world/americas/argentina-abortion.html
https://thecorrespondent.com/277/the-birth-of-a-movement-how-activists-are-winning-the-battle-to-make-abortion-a-right/36669679101-ad3c0d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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