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吃散伙饭的时候，一群人都喝得有点大，又想到马上就要毕业了，推杯换盏间就有人说：“现在我们二十多岁，演这样一个关于陪审员的戏，演的都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所以演得不好。要不我们连演十年吧，演到我们都三十来岁，正好是剧里面人物的年龄，再去演绎哀乐中年。” 已经不知道是哪一位朋友最先提出这个提议，因为大家喝得都有点高，就很高兴地说“好啊好啊，连演十年”，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什么叫作“三无”？“三无”就是指我们既没有官方背景，也没有流量加持，也没有“金主爸爸”，完全是一个民营个体户，所以我们经常自嘲是“三无组织”。
“双打”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剧团里面既有一些职业做戏的，也有一些和我一样原先有一份工作，或者是还在读书的朋友，是一个非职加职业的“双打”模式。
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搞戏？
我开始做话剧的原因特别简单，2012年还在学校里，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用箭头标出来的这位朋友，那年他报名了北大的一个比赛，叫剧星风采大赛。
我这位朋友担任的职务是编剧，马上要交剧本了，他只写了六行字。然后他就有点慌了，他说，要不你来帮我写这个剧本吧？从来没有写过剧本的我就这样被抓去，临阵磨枪上了阵。
当年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原创话剧，所以写的故事是改编自美国的一个黑白电影叫《十二怒汉》，讲的是十二个陪审员，要为一个小男孩的生死做决定。
但是因为剧星风采大赛每个剧目只有四十分钟的表演时间，所以我要把两个小时的电影改成一个四十分钟的剧本。
我就只好把十二个陪审员变成了九个人，这就是我们第一部剧的名字，叫《九人》，也是我们这个剧团名字的由来。
▲ 2012年版《九人》
“九人“这个名字被沿用到了我们后面很多部原创话剧上面，直到2018年，我们才开始给每个作品独立的名称。
这就是2012年剧团的开始，它完全是源自替一个朋友帮忙。
2013年，我们在剧星风采大赛里从初赛走到了复赛，复赛的时候我们输给了那一年总决赛的冠军队伍。
▲ 2013年《九人》剧团
大家都很遗憾，也很不舍，一帮二十出头的好朋友们一起做了一个戏，到复赛的时候折戟了。
于是在吃散伙饭的时候，一群人都喝得有点大，又想到马上就要毕业了，推杯换盏间就有人说：
“现在我们二十多岁，演这样一个关于陪审员的戏，演的都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所以演得不好。要不我们连演十年吧，演到我们都三十来岁，正好是剧里面人物的年龄，再去演绎哀乐中年。”
已经不知道是哪一位朋友最先提出这个提议，因为大家喝得都有点高，就很高兴地说“好啊好啊，连演十年”，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走出北大
到了2014年，我们真的毕业了，走向了各行各业，但是大家还没有忘记当年在酒桌上说过的胡话。也许是因为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大家又开始聚在一起做戏。
那时候我还是编剧，我又去找了导演莫小巧，导演又去找了灯光，找了道具，我们攒了一个团队，开始做商演。
这和在学校参加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走向社会，公开演出，要有票房，中间涉及到的环节非常多，要找场地、找人员、配演员，要排练，要做道具，还要宣发卖票，很多琐碎的环节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
那一年我们是在北京的蓬蒿剧场演的，只有八十多个座位，就算人都坐满了，也很难在票房上回本。所以那一年我们大概亏了有三千多块钱，当然我们的总成本也就六千多块钱。
这是我们2014年演出的剧照，当时的舞美基本上就只有凳子和桌子。
▲ 2014年版《九人》
这一幕是那一年《九人》的结尾，剧本跟2013年相比稍微做了一点改动，2013年的戏中，主人公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获得了正义的。
到2014年的时候，主人公试图用他的理想主义去打动在场的其他几个角色，试图说服他们为一个可能背上了冤假错案的女性去平反。但最后他一个人坐在桌子中间，所有他试图想要去影响的人都走了。灯光慢慢暗下去，这一场就结束了。
那天我站在侧台，看到结尾的时候，心里就想，戏剧的魅力还是很值得的。那一年的戏，虽然只演了一场，也亏了钱，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些观众的喜爱。
大家那种真诚的互动，给了我们一点信心，让我们觉得从学校走出来，真的去面对社会上的观众，还是有一点可以做下去的希望的。
虽然这几年的戏都叫《九人》，但是每一年都会有故事上的改动。2015年我们把它改成了在公交车上发生的九个人的一场争论，2016年是在一个报社里的争论。
这张照片左上角红色的部分是我们2015年演出时的舞美，我都不好意思说它是舞美，就是用纸糊的一扇窗户。
▲ 2015年《九人》剧照
第二天要演出了，前一天晚上我们还在糊窗户。它是用鱼线吊在灯杆上的，演出的时候就在肉眼可见地逐渐下坠，最终不负众望地掉下来了。
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演出事故”这个概念，也不懂专业的演出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大家就觉得好刺激，做话剧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这是2016年，当时我们的舞美设计里有一个圆形的挂钟，演出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悬吊它的时候只用了一根线。这个钟是一个圆形，线又很长，就没有办法完全固定。
▲ 2016年《九人》剧照
我们台上一边演，这个钟就一边转。那一年的戏讲的是一个报社的故事，大家从深夜一直讨论到黎明，有一些关于公平正义的探讨，也有正反两方的交锋。
演后谈就有观众来问，这个挂钟的设计是不是为了说明时间的流逝，以及是不是当主人公占优势的时候，这个钟就转到了正面，当这个钟转到背面的时候，就表示黑暗的力量占上风？
观众会非常友善地去做解读，但这完全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做得很糙。
那些年确实做得很简陋，而且演出的场次也挺少的，不像是正经在做戏剧，而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大家想要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虽然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但还是可以挤一点业余时间，请几天年假，出来做个戏，它更像是老朋友之间的一个约定。
至于这个作品本身的质量怎么样，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立得住的商业作品，当时我们的考虑都是比较肤浅的。
转型
这些事情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2017年的时候我们演出的作品也叫《九人》，写的是在一个诊所里发生的故事。这个戏讲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当年我写的那个本子也非常不好。
但是这个戏的舞美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曾淼做的。大家看这个图片大概能感受到，在舞台上有五千多个药瓶，有的是白色，有的是红色。
▲ 2017年《九人》剧照
如果坐在观众席的位置，正面朝舞台，能看到中间红色的药瓶铺成了一个三面展开的十字架。到演出结束的时候，通过某种巧妙的方式，红色的药瓶就会全部倒塌，有一种十字架脱落，信仰坍塌的感觉。
听上去很酷，但因为我们完全是业余做戏的姿态，请不起舞美工厂，也请不起装台工人。所以当时做这个舞美，从制作到装台，全部都是我们剧团的人。
当时我们在北大找了一个地下室，剧团里的几十个人，不管是演员还是幕后，大家还带着自己的亲属、男女朋友、志愿者、师弟师妹，在这个地下室里干了四十八个小时。
这个工序非常复杂，要先给药瓶打孔，往里面灌红药水，然后往瓶子里穿线，穿完线以后要用热熔胶固定。最难的是进了剧场以后，要把这五千多个吊瓶挂在一个三米乘七米的大钢架上。
在地下室里是看不到太阳的，舞台上也是很黑的，大家都在忙碌地装台。经历了那四十八个小时后，我当时站在人来人往的舞台上，突然就觉得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
大家出于一份爱也好，出于老朋友的情谊也好，我们站在这里用自己并不专业的技能，时间也并没有用在最宝贵的地方，去完成一个最后也不是很完美，甚至比较粗糙的作品，我们做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从产生这个念头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新阶段。2017年，我们就开始思考怎样更专业地去做一个作品，怎样实现商业上的成功——就是作品是可以养活团队的，或者它至少可以负担本身的制作经费。
立下这个宏图大志以后，2018年我们就做了《落梅风》这个作品，成功地亏损了十几万，人生故事的起起伏伏就是这样让人意想不到。
▲ 2018年《落梅风》剧照
因为觉得要把它做专业，所以我们投入了很大的力气去做舞美、灯光各方面的东西。
为了台上出现不到一分钟的打戏，我们请了一个武术指导，我的女演员路雯练了两三个月，每天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这个是她坐在地上快崩溃的样子。
我们还做了皮影的设计，这个戏里面所有的蒙太奇都是用皮影来表述的。从设计皮影的花样到把皮买回来，泡软，晒干，然后雕刻，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演出的时候幕后人员需要蹲在后台两个小时，他们都吐槽我说，为了做这个戏，他们已经快学会一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虽然那一年亏损得很严重，但是2018年的戏从成色上来说进步了许多，也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
其实原先有很多观众来看九人的戏，多多少少是出于情怀。大家觉得有一个剧团，一点都不商业，很纯粹，不是为了圈钱，也不是为了“割韭菜”，真的是为了做戏在做戏。虽然演得不是很好，但是还是要支持一下。
但是从2018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出现了一些真正的话剧观众，会觉得这个戏从呈现上来说，是可以买账的。虽然亏了很多钱，但我们的制作人自我安慰说，这叫战略投入。
2018年也是我第一年做导演，要做一出好的戏，有很多环节对我来说是完全未知的。之前我只会做编剧，那一年开始因为做了很多文本以外的尝试，让我觉得在一条很长的路上，似乎找到了一点点方法。
摸到一点门路之后，我就更加坚定了想继续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的信念。于是我们就迎来了2019年，2019年我们做的原创作品叫《四张机》，这也是剧团第八年时的作品。
▲ 2019年《四张机》
它是我们第一次尝试民国题材，这个戏讲的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老北大的几个教授——有的是保守派，有的是求新派，还有的是骑墙派，几个教授在评判四张卷子，为了决定一个录取名额，在会议室里吵了一整晚。
那一年也是我们第一次用民国的戏去表达更多对于现代社会的思考，比如教育公平，比如为什么要有大学，或者在大学应该怎样兼容并包，求同存异。
《四张机》这个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更多观众的认可，给了我们很多信心。这里有一个小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戏的内容。
这个作品在创作上面也很有趣，和我一起做编剧的是我的好朋友叶紫铃。我们写《四张机》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创作者自觉。
那一年我们一开始设计九个人物的时候，有两个考生的家长，一个是四个考生中比较贫苦出身的张九伦的家长，一开始我们写的是张奶奶。张九伦的奶奶提着一篮子鸡蛋到北大门口，试图把鸡蛋送给教授，希望给孙子争取一个进校的机会。
还有一个是考生关沥海的母亲，当时我们其实写的是关沥海的父亲，一个军阀，带着枪，带着手底下的几个兵痞，大闹教员会议室。
我们这个剧本成稿非常快，2018年就写好了。剧本写完一个月左右，演员的招募信息已经发出去了，要开始演员面试了。我和紫铃两个人在一遍一遍地捋这个剧本，就觉得哪里不对。
后来想一想，我们觉得自己落入了一个刻板印象当中。为什么那种含辛茹苦地卖鸡蛋让孙子上学的就一定是个年老的奶奶？为什么那种很有官威，大闹教员会议室的就一定是个男性？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创作过程中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把张奶奶改成了张爷爷，把关沥海的父亲改成了他的姨太太，姨太太带着手底下的几个狗腿子上来闹场。
《四张机》的舞台上有一个灯箱，平常不亮灯的时候看起来像一个窗户。亮灯的时候，可以显示不同的字，形成一个拼图一样的线索，作为幕和幕之间的分隔。
结局的时候，整面墙都亮了，是清代黄景仁的一首诗，“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作为整个剧的题眼。
这个灯箱虽然看起来很炫酷，但是它的背面是这样的。
大家乍看一眼，可能认不出来这是什么，这其实就是从淘宝上买的可以折叠的鞋盒。这个鞋盒一共花了六十块钱，在它背后糊上纸，穿上LED灯条，做成串联并联各种线路，然后它就可以在演出的时候呈现出剧照上的效果，很不可思议。
当时我们的灯光师是老范，老范在做LED灯条的时候，有一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导演，这个LED灯效果不是特别好，可能不能达到原先预想的呈现。
我说，那有什么其它的解决思路吗？他说，也不是没有，就是会太贵。我就问他，要贵多少？他说，每串灯条贵十块钱。这样的对话是过去在我们团队里经常会发生的对话。
我们确实是在没有办法做特别华丽的大制作的时候，用了很多小心思去完成了一些大家在现场看起来还是会为你会心一笑的设计。
三个少数派的故事
《四张机》是2019年“五四”左右的时候首演的，演到第三场的时候就开始一票难求了，后面基本上每一场都是满座。
我当时就受到了一定的鼓励，剧团走到了第八年，这是不是老天爷给了我一个信号，告诉我终于可以全职出来做这件事情了。之前我们团队里，包括我在内，所有人都是百分之百兼职。
我之前在滴滴和腾讯都工作过，做的是战略咨询，就是飞来飞去，给客户做上市计划、产品定位等等，听上去很高大上的工作。
我每天晚上加班到一两点，下班回到家还要再写剧本写到三点，早上还要很早起来跟团队开方案会。
这个模式其实是很累的，我想既然《四张机》这么受欢迎，票房又很好，一定有希望可以成为未来养活这个剧团的拳头产品。
于是，2019年的年底我就辞职了。大家不要鼓掌鼓得太开心，因为你们捋一下人类历史的时间线，就会发现2019年年底11月我辞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个月以后疫情爆发，全国的演出场所纷纷关停，持续了大概半年左右。2020年春天，我们本来安排好的《四张机》全国巡演，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取消。
于是，我蹲在家里，又继续开始写剧本，所以就有了《春逝》。
▲ 2020年《春逝》
本来我们是先写了一个戏叫《对称性破缺》，“对称性破缺”是一个物理名词。我们之所以写那部戏，是因为写完《四张机》以后想写一个科幻戏。
但是那个科幻戏的剧本写得实在是太烂了，我跟紫铃两个人都觉得不能忍受，就退而求其次，从科幻变成了物理题材。最后又从物理题材变成了民国物理题材，莫名其妙地写了民国的几个物理学家的故事。
其中有一个角色的原型是吴健雄，作为一位亚裔女性，她曾经做过美国物理学会的会长，也帮助研发原子弹，验证“宇称不守恒”原理，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实验物理学家。
《对称性破缺》就是以她为原型的一个故事，路雯在这个戏里演以吴健雄为原型的角色瞿健雄，路雯就是刚才那个蹲在地上练打戏练得很崩溃的女演员。
虽然《对称性破缺》只排了三天就因为疫情爆发而叫停，但是在排的过程中路雯问我，瞿健雄后半生的功成名就我都了解了，史书有很多记载，但是她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成长成瞿健雄的，她的年轻时代好像从来没有人提及过。
我为了和她一起捋这个人物的线索，我们俩就一来一往，一问一答，去思考瞿健雄的青年时代。我们就设计构想了瞿健雄二十多岁初出茅庐的时候，还没有任何名气，在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和她的指导老师顾静薇发生的一个故事。
当时这个故事就是一个人物小传，后来越写越长，就变成了《春逝》。
▲ 《春逝》宣传片
《春逝》写的是1935年，三个物理学人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一起度过的一年的时光。这三个人除了大家刚看到的瞿健雄和顾静薇以外，另外还有一个是当时物理所的所长丁奚林。
我去研究那一段历史的时候发现那一年的所长正好是丁西林。我之前了解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剧作家，写过《酒后》《一只马蜂》《压迫》等等，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他还是一个物理学家。
当时，那么大的物理所里几乎全是男性，只有瞿健雄和顾静薇两个女性惺惺相惜，相扶相持，她们作为性别上的少数派，需要去应对很多的困境，甚至连上厕所的问题都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顾静薇受的苦也一点不比瞿健雄少，出国留学的时候，她走的那条路是更少有人走的路，但是她依然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丁奚林作为一个斜杠青年，他也要去应对社会舆论对他的压力。同时他们作为理论物理的研究人员，需要去应对很多科研上的难题、经费上的难题，因为在抗日战争期间理论物理是非常不受重视的。
所以这是一个少数派抱团取暖的故事，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它总是在深夜的时候能给我很多疗愈。
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我们每一年都在探索怎样才能把一个戏打磨得更精细。从《春逝》开始，我们也建立了很多和之前不一样的方法论。我们会更多地把这个东西做得非常实，甚至在观众看不见的地方也是。
比如在她们的办公桌上，是有当时的实验报告的，封面是完全按照当年的制式做的，里面也确实就是实验记录。
我们的道具组人员参照1935年做的物理实验手抄的实验报告，还看了人物原型当年做的论文，把她们可能的研究记录都抄在了上面。
作为物理所的两个女研究员的办公桌，上面除了有书本、纸笔、尺子、便携倾角仪等等东西之外，还会有护手霜这种上海女性可能会用的东西。我们买了一个护手霜的盒子，重新做了标签，写的是当年比较流行的双妹牌。
很有可能那个护手霜藏在办公桌上，观众根本看不清楚，但是剧团的工作人员会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好。
技术上的问题我们也在逐步探索，比如演员的麦不好，我们就给它配机柜，如果信号不好会掉频，我们就配信号放大器，一路上也做了很多技术上新的尝试。
我们会租录音棚录歌，我们的民国知识分子系列话剧每一部都会有一首主题歌。
▲ 点击收听《春逝》主题曲
而且我们现在还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复盘文化，像之前我们可能窗户掉了，掉了就掉了。但现在舞台上出现的任何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细节，每一场结束以后都是一定要复盘的，还会形成一个责任到人的复盘报告。
我本来写了几页PPT，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我们剧团是如何运作的，包括我们的组织结构、复盘精神、工业文化等等，但一席的工作人员说这个看起来太像一个行业报告了，于是我们就把它删掉了，换成了几张生动一点的照片。
非职 ≠ 不专业
然后就是2021年的《双枰记》，这是我们第十年推出来的一个大戏，也是民国系列的。
▲ 2021年《双枰记》
它更像是《四张机》的姊妹篇，但写的是知识分子的中年，很多书生意气都已经蜕去，到了他们的生活有很多不如意的阶段。
三个进步青年，二十多岁一起打拼，一起办报办学，但是到了二十年以后，大家因为政治理念不同或者学术理念不同分道扬镳。其中一个青年坐了牢，另外两个好朋友忘记了过去的恩仇，不远千里过来营救他。
这个故事是在我们第十年的时候创作的，不管是在剧本打磨还是舞台呈现上面，我们都做了更多的突破性尝试。
枰的意思是棋盘，双枰就是两个棋盘，整个剧是以下棋为线索，串联起剧中人物从青年到中年的二十年恩仇。
这个戏是今年九月份刚刚演完的，《双枰记》的五个演员没有一位是戏剧科班出身，用现在的定义来说，都是非职的演员，上班请假过来演出的。
在演到第十年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就是非职并不等于不专业。《双枰记》首演期间，有一件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我们一般是晚上七点半演出，按照工作流程，演员只要在六点半之前化好妆，换好衣服，来试麦就可以，并不需要早到。演员如果早来了，很多都会习惯于打打游戏，睡会儿觉，或者大家聊聊天。
那天我从外场穿进来的时候，就听见舞台上有声音。我走过去一看，在一个黑漆漆的舞台上面，站了两个演员，是演郎世飖的张巍和演邵玉筝的叶蓁。这是首演当天我拍下的一张照片。
他们两个就在那默戏，站得笔笔直，从神情和眼神来看，肯定是在戏里的。他们在把这个戏里所有的词从头到尾地默一遍，舞台是很黑的，没有灯光，也没有观众，他们就在那里一默默了一两个小时。
那一刻非常触动我，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职业演员一定比非职演员演得好，就像职业戏剧人做得一定比非职戏剧人更好一样。
但其实很多说这样话的人会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初衷是多么重要。我们的这些演员站在台上，不管他们是职业的还是非职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极其珍惜这个舞台。
我们九月份是《四张机》《春逝》《双枰记》三戏连演，效果都还不错。我们这三部戏的豆瓣评分分别是8.6、8.7和9.0。
虽然我觉得《双枰记》还有很多需要打磨的空间，分数有虚高的成分，但是从这个结果上来看，我们还是得到了很多观众的鼓励。
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计划，比如做音乐剧等等，不管怎么样，我们做戏的原则都没有变过，那就是“观众看得见”。
这是我们团队内部很流行的一句话，有时候我们为了自我安慰这个东西没有白做，我们就会拍一拍对方的肩膀说，观众看得见。
看过我们戏的观众可能会知道，九人的场刊向来都做得比较用心，而且都是免费的。
《四张机》讲的是一个老北大的故事，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北京大学日刊，和1919年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制式。场刊上还有很多老北大的趣闻轶事，方便大家进剧场的时候提前了解人物。
《春逝》讲的是物理所的故事，我们就把场刊做成了物理所丛刊。
《双枰记》讲的是南京江宁地区监狱里的故事，所以我们的场刊就做成了南京的老地图。我托我一个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朋友，找来了故事发生那一年南京的真实地图，上面的每一条河、每一条街、每一条铁路，都是我们的设计师亲手画上去的。
我们做了很多类似这样的工作，包括观众从进场听到的每一首背景音乐都是和剧中的年代以及人物是有关系的，入场须知也都是演员们以角色的口吻去录的。
我们这几个戏口碑还算比较好，票房也还可以，就有一些朋友，还有若干的同行，非常兴奋地找到我说，想请教一下，你们这个团队是怎么把戏卖到那么好的。
我也很认真地把我刚才说过的这些，给人家讲了一两个小时，说了很多里里外外的台上的台下的，最后发现人家只是想问我，哪里可以买到高质量的水军，这就很伤感。
十年
这是刚才大家已经看过的，2012年我们第一次登台时候的照片。
这是现在的我们的每一场演出以后和观众照的合影，我们登上了更大的舞台，有更多的观众知道了我们。
但是，我今年过得其实格外难熬，常常在疲倦，有时想放弃，想起2012年立下“十年之约”时的快乐勇猛，总觉惘惘如梦。
走到第十年的时候，有很多成就感的来源已经被复制过了。第一次满场，我很兴奋，第一次豆瓣上8.0，我也很兴奋。
但是后来再继续往下做的时候，幸福感的阈值在不断提升。回顾这过去的十年，竟不知我是得多一点还是失多一点，是非常复杂的。这是2012年，剧团成立那一年我的照片。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文艺女青年，觉得只需要把才华像星火一样撒在舞台上，它就会自然而然地长出很多参天大树来，不需要我们做太多的功课。
这是现在的我，这是剧团朋友给我拍的。
今年九月份的时候我就在犹豫，这十年走完了，当年还没有毕业的时候答应老朋友们要做的这件事情，我已经做到了，接下来我还要不要继续走这条路？
当我陷入这样一个自我拷问的时候，那一天我们正好在排《春逝》。我在排练厅里，两位女演员排到了两个人物在讨论要不要做粒子物理。
瞿健雄在顾静薇的指导下做的是光谱学的实验，但是她自己生发出了对于粒子物理的爱好。
了解物理的朋友可能知道，像后来的“宇称不守恒”“曼哈顿计划”等都是和粒子物理有关系的，这也是后来她成为核物理女王的原因之一。
但是一九三几年的时候，国内的环境是没有人知道粒子物理能做成什么样的，连物理学界对它了解的人都很少。所以顾静薇就反对，不希望瞿健雄去吃这份苦。
顾静薇拉着瞿健雄的手，劝她不要去做艰难的选择：“一个人的天赋不是无穷无尽的，漫长的时间会消磨掉你，消磨一天和消磨十年，不是一个概念！”
然后瞿健雄就很冷静沉着地回答说：“十年对一个人很长，但是放在整个人类历史或者学科的历史上就是短短的一瞬，十年我能做的事情或许是结束了，但是物理的盛宴才刚刚开始。”
▲ 《春逝》结尾
我当时正在想十年结束了，我还要不要继续往下做，她们俩在排练厅里就在演这一段戏。瞿健雄的眼里闪着光，那是泪光，顾静薇在说服她，而瞿健雄没有被说服。
最后她们是怎么结束的这一段对话，我来念一下。顾静薇说：“没有老师，没有战友，也没有战壕，你还是要做这件事情吗？”瞿健雄说：“我还是要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九人十年来走到那样一个关口的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会发生的最好的互文。
它是戏里戏外的一个奇妙的互文，那一刻窗外下着大雨，她们在排练厅说着这段对话，回答了我心里面那个没有向任何人提出过的疑问。
在我们十周年戏剧月期间，有很多观众会在留言墙上给我们写留言，其中有两句话我觉得写得非常好，我想用来作为今天整个演讲的结束。它是：
“九人不止九人，十年还有十年。”
谢谢大家。
策划丨瓜西西
剪辑丨FH
设计丨挠挠、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