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不容忽视的历史:大饥荒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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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谈一段不容忽视的历史:大饥荒

1959到1962年间,中国发生了一场导致上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这场大饥荒的真相是什么,它如何发生又为何能持续长达三年之久?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的杨继绳先生经过十余年的调查研究在他所著的《墓碑》一书中回答了这些问题。杨继绳先生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李莉采访时讲述了中共建政60年中这段不容忽视的历史。

问:大饥荒死亡多少人,数据所依靠的资料来源是什么?

我在书中说大饥荒死亡3600万人。数据的来源是中国和外国的主要人口学家研究的结果。我从最低和最高的数据中取了中间的数据。这里面最低的数据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资料可以计算出来,死亡1600多万人。还有一个是根据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0年代中期的一个课题。课题由当时的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主持。得出的数据是1700万。这些是比较低的数据。高端的数据4000万,5000万,6000万的都有。我另外一个主要的数据来源是60年代在公安部搞人口统计的一位研究人员的资料。他认为是3500万人左右。但他的统计数字没有包括1958年和1962年的死亡数字。如果把这两年的数字加上就有3600到3700万了。所以我取了中间的3600万。

问:您为什么认为回忆这场大饥荒如此重要?

在气候比较正常的年景,在没有瘟疫,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几千万人就在三,四年间消失了。这种悲剧是在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在中国历史上当然也是很少有的。这么重大的事件,不敢正视它,不去总结它的历史教训,肯定是不行的。

问:那么这场大饥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上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首先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悲剧。但它的发生也成为中国后来改革重要的动力之一。没有大饥荒就不可能有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80年代重新实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最早发源于1961年。当时因为没饭吃,所以有些地方就放开让农民自己找饭吃,包产到户。就这样救了一批人。文革中这种做法被禁了。但后来开放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承包责任制,搞吃的,搞粮食。我们看到,只要制度一变,粮食马上就多起来了。那么反过来说,1958年那时的制度就是不行的。

问:因此它印证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中国这么大规模,长时间的饥荒,如果不是因为制度出了问题,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对。所以说这是人祸。是制度之祸。

问: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官方对这场大饥荒的说法是“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至少承认了政策上的失误···

我曾五次到国家气象局找有关专家并查资料。结果证明那三年是正常年景。因此,完全不是天灾,就是人祸。 杨继绳

决议中讲了三个原因,一个是政策失误,一个是自然灾害,一个是苏联逼债。

问:您认同这个结论吗?

我不太认同。就说关于天灾,我曾五次到国家气象局找有关专家并查资料。结果证明那三年是正常年景。因此,完全不是天灾,就是人祸。

问:就您的研究,主要是哪些政策导致了那场大饥荒?

没有三面红旗就没有大饥荒。如果没有大跃进那种疯狂就没有大饥荒。大跃进浮夸,说亩产上万斤结果根本没有。但产量报高了,粮食的征购比例随之猛增。结果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都拿走了。由于报告粮食多,毛泽东还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大家大吃大喝了几个月,结果最后再也拿不出粮食来。这都是造成饥荒的原因。但三面红旗只是一个具体的政策,还不是制度。它的背后是一个极权制度。国家垄断一切。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源,生活资源,垄断了思想,还垄断了真理。农民们没有任何信息渠道。政府说什么农民才知道什么。一切资源由政府集中以后,农民就只能等着政府的配给。政府给吃的才有吃的,政府不给就没有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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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跃进期间视察农村,赞扬农业丰产

问:中国当时并不是没有粮食吧?

粮食不仅库存很多,而且还大量出口。

问:那么政府为什么不放粮?是不了解下面发生的情况?

问:这场大饥荒从1959年一直持续到1962年,如您所说造成3600万人死亡。那么,为什么那么大的饥荒能够持续数年而没有纠正过来?毛泽东难道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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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知道一些。但是,如果这个制度不是极权制度,而是个民主制度的话,那么就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批评。在报纸上也可以有舆论监督。错误就可以比较早的纠正过来。然而,那时是一言堂,毛泽东说的话是“最高指示”,是真理。别人不能反对。谁要是反对毛泽东那可就完了。彭德怀那么高地位的人都是那样的下场,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老百姓如果在下面提不同意见那么等着他的就是打击,迫害,扣饭,饿死。这样的情况是数不胜数的。

问:您讲到是制度的原因导致了那场大饥荒。从您的研究来看,各地在大饥荒中的死亡数字同当地运动的激烈程度是不是有很密切的关联呢?

是有很密切的联系。那个省委对中央的向心力最强,饥荒就更严重。那个地方如果是同中央保持某种适当的距离,不是百分之百听中央的,哪怕只是留有百分之一的余地,就能少死好多人。四川当年饿死了上千万人。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到了1962年还饿死人。而有些地方从1961年就开始好转了。这同当年四川领导李井泉亦步亦趋,紧跟毛泽东有很大关系。

问:您在书中非常详细的描述了各地饥荒的情况。有必要描写那些非常恐怖的“人吃人”的情景吗?

如果不写以后就不知道了。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应该让后人知道。过去中国写人吃人就是“人相食”三个字。这样的情况实际发生的太多了,我在书中说全国有文字记载的有一千多起。但我现在了解实际上发生了数千起人吃人的情况。用文字留下来可以震撼人心,让人们吸取教训,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问:您认为研究大饥荒这一历史对现今的中国和今后的中国有什么样的意义?

就是防止这样的历史在中国重现。防止再次出现这样的悲剧。最根本的就是希望从制度上进一步改革。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把这些事情披露出来是为了给共产党放包袱。这个包袱放下来才能轻装前进。其实,当年大饥荒的教训中国已经开始汲取了。像我刚才讲的,如果没有大饥荒就没有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不会有改革开放,给农民以自由。也就不会开始建立一个自由经济体制。但是我们需要在人的政治权利上,在言论自由上更多进步。到现在还不敢承认大饥荒就是一种十分愚蠢的做法。

杨继绳 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经济参考报》编委、香港《中国市场》杂志总编辑。著有《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变革》等著作,最著名的是《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