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我没有学过繁体字,为什么能够看得懂?”

2022-05-25 星期三

新闻学院16级的小白同学来信:
    
其实这个问题困扰了我蛮长一段时间。作为一个新闻学院的中文方向的学生,注定要和文言文繁体字打交道。本来以为会在这方面有不小的困难,但是最后却发现认识繁体字并不是一件难事。
 
究其根本,我想是因为语境帮助我们认识了繁体字。
 
比如说:“傑”这个字。单独把它拉出来让大家组词,大概大多数人摸不着头脑。但如果我把这个字放在一个句子里,就变得好辨认了。
 
“薄伽丘是早期文藝復興傑出的小說家和詩人,也是一位熱心研究古典文化的人文主義者。”(《世界上古中古史》第二版P.292,高等教育出版社)
 
不用查字典,就知道这个字是“杰出”的“杰”字。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多了一个阅读这个字的句子环境。即使不是繁体字,有些特定的字也需要在特定的环境里才更好被辨认和解读。这就是语句环境的强大作用,繁体字正是借助这个环境才得以让大家认识。

繁体字简化后,很多简体字依然与它所对应的繁体较像,这些我们都能读出来。而一些难以看出来的字,比如“遞”(递给的“递”)、“塵”(尘埃的“尘”)“夥”(大伙的“伙”)、“氈”(如坐针毡的“毡”)、“襯”(衬衣的“衬”)等,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语境读出来。
其实,我们不但能够通过语境来知晓繁体字的读音,还可以在文字打乱时“自觉脑补”,顺当地理解整句话的含义。
 
“薄伽丘的《十日谈》记的载是10名佛罗伦萨男女青年避为了躲黑死病,逃到一座别乡间墅,在聊无之际所讲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完全能够通过大脑思维整合明白这段话的意思,即使是在文字顺序错乱的情况下。其实,每个识字的人都具备这种能力,因为我们的阅读是通过一定的上下文和语境读出来的。缺失了这个语境,肯定抓瞎。
 
综上所述,与其说我们是“认识”繁体字,倒不如说我们能够通过分析语境认识繁体字。有了语境,我们每个识字的人都会有释读繁体字的能力。

 
小白同学谈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根据语境“认”繁体字的问题,其实谈的是中文的思维方式——以大观小。这是解开中文奥秘的一把钥匙。
 
1.中文“以大观小”的“大”是从哪里来的?
 
“大”来自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中国从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以来约7000年中,以农耕为主、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生活方式一直在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科学的发展主要和农业生产相联系。
 
这种田园文明把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视为有机联系,相互作用,把世界看作有机联系的整体。《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
 
“再没有其他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于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

由此形成“天人合一”的思维形式,其特点就是坚持普遍联系、整体考察。

“合一”成了一个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的思维模式:知与行、内与外、理与气、动与静、形与神、阴与阳、天与人……所强调的都是相互融合、沟通,相互作用。
 
这种思维模式必然使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带有综合性、灵活性的特点,反映在语言和语言分析上就是注重言和意的统一,以神统形。

 
2. 中文怎样“以大观小”?
 
1)作为字义的“小”
 
小白同学说从上下文可以猜出繁体字的意思,说的是对一个字的字义的理解。

汉字的字形是一个意象,具有理解的多种可能性。当几个汉字组合为一个字组的时候,它们的关系建立在意会的基础上,而非形式的要求上,因此字义就比较“软”,具有不确定性。例如:
 
“钢刀”是钢制的刀,“泥刀”就不是泥制的刀;
 
“水泥地板”是水泥制的地板,但“羊毛剪刀”不是羊毛制的剪刀。
 
这些是怎么知道的呢?

没有任何形式上的线索,靠的就是组合中的意会。

也就是说,“羊毛”的“用途”义,是从整个“羊毛剪刀”的组合中明白的。这就是mini版的“以大观小”。

 
同一个汉字,在不同的组合中,会有不同的理解。以“口”为例:
 
“碍口”的“口”是嘴
“版口”的“口”是中缝
“碗口”的“口”是边
“刀口”的“口”是“刃”
“隘口”的“口”是“关隘
“当口”的“口”是“时候”
“切口”的“口”是“语言”
“对口”的“口”是“工作性质”
“灭口”的“口”是“人”
“牙口”的“口”是“咀嚼力”
“帮口”的“口”是“集团”
“茬口”的“口”是“(轮作作物的)种类和(轮作的)次序”
 
推而广之,同一个字组,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也会有不同的意思。例如“没钱”,说“口袋里没钱”就是没带钱,说“家里没钱”就是家里很穷。

 
2)作为隐文的“小”
 
典型的中文句子,其组织都是“虚实相间”的。大量的符号信息因为“人详我略”而隐去。其中能够清晰还原的符号就是隐文。
 
中文之所以不惮隐文,是因为这些隐文之“小”,都可以在“大”的语境中“观”到。例如:
 
“这屯子还是数老孙头能干,()又会赶车,()又会骑马,()摔跤也摔得漂亮,()叭哒一声,掉下地来,()又响亮又干脆!”
 
句子中我们加的一个个括号,就是一个个“小”的隐文。
 
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和语法规范显然无法解释如此疏落、活泼的语言组织。如果把这些“虚”的隐文一一补上,个个句读段“主动宾”俱全,实是实了,句子却笨重僵滞了。

同学们从中可以体会西方语法的“团块”写实原则与汉语的“疏通”写意原则的差异。这就是文化差异。

 
启功先生曾经说:
 
“古代文章和诗词作品的句式真是五花八门,没有主语的,没有谓语的,没有宾语的,可谓触目惊心。

“我回忆小时学英语语法有一条:一个句子如在主语、谓语、宾语三项中缺少任何一项时,这就不算一个完整的句子。我国古代作者怎么作了这么多未完成的句子呢?真不减于小孩唱的一首儿歌: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脑袋,真奇怪,真奇怪。’

“我努力翻检一些有关古代汉语语法修辞的书,得知没有的部分叫作‘省略’,但使我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的省略之后的那些‘老虎’还那么欢蹦乱跳地活着?”
 
启功的困惑 ,只有一解,即那些 “老虎”之所以欢蹦乱跳,是因为在以大观小的整体功能上,它们四肢健全,脑袋周正,什么都不缺。

 
3)作为隐意的“小”
 
隐文的“小”是可视的,即我们可以在有隐文的地方“还原”一个词语出来,尽管这样的还原不具有句法现实性。
 
而作为隐意的“小”,客观上无法在句子结构中确定一个隐藏的“空范畴”,只能在句法结构之外,脑补关联信息,以使句子结构在逻辑上合理。例如:
 
“十一个碗还说没得菜。”
 
“放你的假也就是三天。”
 
“这种脑袋没地方买帽子。”

 
一般来说,语言的线性结构在编码信息的时候,无法立体还原丰富的意涵。任何语言结构的理解,都需要关联信息的支持。
 
西方语言结构对信息的博弈策略是“零和”,即要通过尽可能丰富的形态变化和复杂的结构将信息一网打尽。结果是在对信息的规制中将意涵过度理性化、平面化;在收获确定性的同时,也使信息简化和失真。
 
这种“低语境”的策略在中国文化看来是交际的大忌——说得越多,对信息的规制越甚,言多反不及义。


中文结构对信息的博弈策略是“双赢”,即高度肯定交流信息的不可言说性,在充分认识语言线性结构局限的前提下,将符号组织简易化、音乐化,用积极的非理性参与句法理性,用充分的留白“触发”关联信息的全方位意会。表意汉字在这一过程中左右逢源,发挥了拼音文字难以企及的建构作用。
 
例如刘绍棠的小说《大河小镇》中这样一个句子:
 
"鼻子下有嘴,逢人便问路;但是三拐四弯,五盘六绕,七出八进,九曲十环,我就像进入诸葛亮的八阵图,没有黄承彦指识迷津便找不到出路。"
 
这是中文的思维,也是中文的生动。作者在整个找路过程中丰富的感受,并没有扁平化为一个机械的逻辑结构,而是按时间顺序,以句读段的流动娓娓道来,传神写照,使人身临其境。

 
王力先生说得好:西人的行文是希望不给读者以辞害意的机会。

为此西文大力扩张形式的精确度与复杂度。西文告诉读者:你看我就可以了,不要多想。
 
那么中文呢?
 
中文主张不以辞害意

于是浮想联翩,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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