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以就日本历史的任何问题，给出有信服力的答案

和半藤先生坐在他常去的咖啡馆（摄影｜向蕾蕾）

“您和永井荷风一起散过步吗”，我问半藤先生，我们正在世谷田区的一条小巷散步，前往他常去的咖啡馆。 

半藤一利先生，修长、敏捷，步伐轻盈，怎样也不像一个将近九十岁的人。“他从不和男人散步”，他慢悠悠地说， “但有过一两次，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

这是一个长寿者的特权，他们见证时代变迁，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当半藤先生年加入《文艺春秋》，出任一位低级编辑时，永井荷风已是日本文坛活的传奇。他不仅因对江户时代抒发的动人挽歌闻名，更是一个刚刚结束的军国主义时代的精神抵抗者，在全国陷入疯狂时，仍保持着一个作家的良知。他对于女人的热忱与善解，已是一种都市传说。

当已比当年的永井荷风更年长的半藤先生说出这段回忆时，它有一种奇特的魅力。这也是历史最迷人的之处，代际的相遇是文明传递的最佳方式，其中的丰富细节，往往在正式书写中被遗漏。

在我眼中，出生于1930年的半藤先生，也是此刻东京的都市传奇之一。多年前，我在台北的敦南诚品翻看过他的《昭和史》，对他朴素、翔实的叙述风格印象深刻。他经历过太平洋战争，差点死于轰炸，他也目睹了战后的经济奇迹，作为《文艺春秋》的编辑，他更是过去七十年文化界的变迁的参与者，与不同文化明星相识，自己亦是重要的书写者，超过七十部的著作，令他成为日本社会最知名的通俗历史学家之一。

半藤一利著《昭和史 1926-1945》（平凡社，2004年）

这亦是意外的会面。两个月前，我为采访半藤末莉子而来，她是夏目漱石的外孙女，一位五十岁才开始写作的主妇，我想听听她对于外祖父的看法。进门后，我才意识到，她的丈夫正是半藤一利先生。

她多少吃惊于我也知道半藤先生。比起她大名鼎鼎的外祖父，丈夫的名声实在算不了什么。况且，他们是中学同学，对彼此的印象亦停留在彼时。在书房墙上，挂着几幅照片，其中一幅是半藤先生与司马辽太郎的合照。他们的友谊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后者离世。

在与半藤女士闲谈时，透过半开的门，我看到了半藤先生正打开院门向外走。我原本想叫他，却忘记了用半藤的日语发音，他则像个逃学的孩子似的，一下子在小巷里消失了。于是，我恳请半藤夫人安排了这次见面。

“他有一本《坂上之云》，关于日俄战争，小说写得很好，我觉得，小说与事实还有不同的，但日本人就是觉得他写的就是历史”，坐在一家昭和风的小咖啡馆中，半藤先生回忆往事。

司马辽太郎著《坂上之云》，1968年（昭和43年）至1972年（昭和47年）间连载于《产经新闻》。时代背景为明治时期的日本，描述松山藩出身的秋山好古和秋山真之兄弟，以及自幼一起长大的文学家正冈子规的故事。

一直到1996年去世前，司马辽太郎是日本最知名的作家之一。这位满头银发的作家，创造了一个小型产业，他的小说卖出去两亿本之多，很多部改编为NHK的大河剧。在某种意义上，战后几代日本人，是通过他的写作接近日本历史，获得历史感的。也是在他笔下，西乡隆盛、坂本龙马、岛津齐彬、德川家康，变成了神话般的人物。也曾参与二战的他，试图给予战败的日本以一种历史信心，这个国家曾经生机勃勃、自强不息、以弱敌强，二战是历史的意外，并非日本历史的基调。这股历史热情，也是战后日本复苏的润滑剂，很多创业者在历史英雄身上找到了激励与慰藉。

“我觉得，不应该认为太平洋战争是特殊的，应该向上追溯，如果你要理解昭和时代，就要理解明治，接着又要到幕末”，半藤先生说。他对历史的兴趣也与司马辽太郎有关，也是从历史创痛中自然生出的。

他经历过太平洋战争，还差点在空袭中丧命。进入《文艺春秋》工作时，他发现没什么人研究战争，很多亲历者活着，却不愿意谈论。“甚至制造卢沟桥事变的连队长还活着”，半藤先生回忆起最初的记者生涯，“军人们常会说对不起大家，一些人很愿意说，不停地说自己的经历，另一些人则闭口不言”。

对战争的厌恶、强烈的和平主义倾向，是半藤一利这一代知识人的普遍态度。他将太平洋战争，也视作明治维新的固有缺陷的延续。更重要的是，他对明治维新这一概念本身，都抱有怀疑。

“在萨长（萨摩藩、长州藩），我至今仍将一八六八年爆发的这场暴力革命的美其名称为‘明治维新’。不过只要浏览明治初年的诏书、御誓文、太政宣布告，命令及法令等文书，就会发现当时并没有使用‘维新’二字”，在2012年出版的《幕末史》，半藤一利写道。

半藤一利著《幕末史》（新潮文库，2012年）

这本由他的口述完成的著作，妙趣横生，充满演绎式的插曲，更重要的是，它与我习惯的成功叙述不同。我们感叹明治维的将日本推入近代，萨长的志士们居功至伟，与中国失败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恰成对比。半藤先生却觉得，这只是萨摩藩、长州藩们的自我美化的视角。他祖籍所属的长冈藩，曾是幕府的支持者，萨长联军口中的“贼军”，他记得祖母的念叨“说起来萨长那帮人根本就是土匪……那帮人所谓尊皇的理由，就和土匪没两样”。

当读到夏目漱石与永井荷风的只言片语时，他更觉安慰。这两位皆是老江户人，相信新政权是野蛮人的入侵。夏目先生用德川家的瓦解，来替代明治维新，永井先生则干脆说，“萨长土肥（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的浪士提倡不该实行的攘夷论，施巧计拥锦旗颠覆了江户幕府，但他们是没文化的蛮族”。

我把这本墨绿色封皮的《幕末史》放在咖啡桌上。多年来，半藤先生就是在这里，会见拜访者，接受各式各样的采访。过去十年，他已很少动笔，越来越依赖于口述，但他也会自谦说，自己口齿不清。

“明治维新是1868年，大家说是近代日本开端，我觉得不是那样，政府内部还有权力斗争，又发生西南战争，在西乡被杀之后，大久保又被暗杀了，整个政局一直乱七八糟的”，他说。对于两位最著名的志士西乡隆盛与坂本龙马，他同样不无微词，他说前者缺乏现代观念，是个农本主义者，无法治理国家，是一个“永远的革命家”；坂本龙马更是被司马辽太郎所塑造出的神话，他缺乏思想原创性，《船中八策》只是流行思想的拼凑，他从未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即使他活到了1868年之后，也不会带来什么特别的变化。

至于那种令人热血沸腾的志士精神，他更是嗤之以鼻。“我觉得他们是就被粉饰出来的，比方说后来成为第一代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他是长州藩的下级武士，就是一个恐怖分子，暗杀了很多人，他掌权后，要把自己做过的事儿粉饰成正义之事。但我完全不这么想。真正的英雄人物是不会杀人的，我觉得幕末志士这种说法也是被创作出来的。正因为这样的教育，使得日本进入昭和后，发动了愚蠢的战争，把日本拖入了与全世界为敌的战争”。他说到这些时，情绪少许激动起来。他还说，原日本陆军里面，号令是长州兵的习惯。海军口号是萨摩海军的语言，不管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指挥官员全是萨长出身。他们一直垄断着领导权，最终把日本拖进了太平洋战争。我也想起，1930年代初那些主张激烈扩张、推崇暴力的低级军官们，正是自诩为自己的新时代的志士，要推行昭和维新。

但半藤先生对胜海舟推崇有嘉，他是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主要助手，说服了西乡隆盛放弃对江户城的进攻，并保存了将军的生命与最后的尊严。“他是一个下级武士，很早到过美国，见识过海外文明。如果我能够见他，很想问问，他想把日本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现在的这种立宪君主国吗？他想不想建立一个共和国”，半藤先生猜想。

胜海舟，日本幕末政治家，江户幕府海军负责人

令我意外的是，他还对大久保利通评价甚高，因为他是唯一在夺取政权后，有意识地要创造一个现代国家的人，他若能活的更长些，日本会很不一样。

我问了他对福泽谕吉、涩泽荣一、明治天皇、王阳明，每一个浮现在我脑中人物的看法。他给我这样一种印象，他可以就日本历史的任何问题，给出某种回答。他所经岁月，他读过、写过的书，都赋予答案信服力。而且，那些久远的历史，即刻鲜活起来。

“如果您身在明治时代，会做什么样的职业”，我问他，时间到了，他要去接受下一个访问了。

“如果在明治时代的话，我可能很快就被人暗杀的，我这个人太容易讲各种事情了，总说一些别人不愿意听的话，所以说我觉得我容易很快就被人杀掉”，半藤先生保持着他的语速，神情未有特别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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