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周六在英国康沃尔去世，终年89岁。他创作的以冷战为背景的惊悚小说细致入微、情节错综复杂，将间谍小说提升到了高雅艺术的高度。他笔下的间谍无论是来自西方还是苏联，都不过是充斥着奸诈、背叛和个人悲剧的腐朽系统下的一些道德立场可疑的齿轮。

他的出版商企鹅兰登书屋周日表示，勒卡雷死于肺炎。

1963年，他出版了畅销小说《柏林谍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被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称为“我读过的最好的间谍故事”。在这本书之前，现代英国间谍小说的虚构模版是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笔下的的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风流倜傥、温文尔雅，对女王和国家忠心耿耿。邦德才华横溢，无论是在摆脱困境上，还是跟女人上床方面，间谍活动俨然成了快活又刺激的风流韵事。

勒卡雷颠覆了这种观点，在他的作品中，英国的情报行动是黑白并非分明的污秽之地，对错难以判断，即使目的明确，也难以证明手段的正当。

勒卡雷笔下的间谍是幻想破灭的孤独之辈，因为预算灾难、官僚权力和政客们的阴谋诡计而在外面铤而走险。其中的佼佼者是勒卡雷最伟大的创造——身材臃肿、衣着品味不佳、郁郁寡欢、聪明而无情的乔治·史迈利(George Smiley)。

在苏联间谍当中，史迈利有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两人在其他方面几乎完全一致。史迈利像琢磨情人一样琢磨这个对手。在卡拉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史迈利的人马》(Smiley’s People)的最后，他以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结局让他们相聚，这个结局不仅关乎人类的脆弱，关乎随胜利而来的重大损失，也关于一切的一切。

“就主题来说，勒卡雷作品真正的主题并非间谍活动，”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1999年在《纽约客》上写道。“而是人际关系无穷尽的欺骗迷宫：背叛是一种爱，谎言是一种真实，善者服务于恶，恶者服务于善。”

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勒卡雷要传达的信息是，东西制度在道德上并无高下之分，都一样的坏。但他并不这么认为。“为西方工作和为极权国家工作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在一次采访中说道，他指的是自己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担任间谍时的工作。

勒卡雷不参加任何文学奖的评选。但许多评论人士认为，他的作品是一流的文学作品。

“我认为他已经轻松地摆脱了作为一名类型作家的束缚，或许将以20世纪下半叶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身份为人所铭记，”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2013年对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说。他还表示，勒卡雷“前所未有地记录了我们的衰败，以及官僚体制的本质”。

勒卡雷年轻时担任英国特工的经历，加上他在写作时所做的深入调查，赋予作品以权威。不过，现实只是他的起点，他由此创造出了一个不可磨灭的虚构世界。

在他的作品中，英国情报机构，也就是MI6，被称为“马戏团”(Circus)，里面的特工被称为“乔”，涉及性诱的行动被称为“蜂蜜陷阱”，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工被称为“鼹鼠”，这个用法现在被广为使用，即使不是他的发明，至少也是由他普及。这些说法，被真正的英国间谍用来描述他们的工作，就像黑手党把电影《教父》(The Godfather)中的语言吸收到他们的神话中一样。

“与托尔金、伍德豪斯、钱德勒甚至简·奥斯丁的小说一样，这个封闭的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评论家博伊德·汤金(Boyd Tonkin)在《独立报》(The Independent)上写道。“通过英国的‘马戏团’及其苏联同行，勒卡雷建立了一个人性的实验室；一个可以将心与灵与生俱来的脆弱摧毁的测试轨道。”

约翰·勒卡雷对骗术了如指掌，因为他生在一个这样的家庭。（就拿他的名字来说，“约翰·勒卡雷”不是他的真名。）他原名戴维·约翰·摩尔·康威尔(David John Moore Cornwell)，1931年10月19日出生于多塞特郡的普尔，在他父亲的支配下，勒卡雷度过了一个破碎的、动荡不安的童年。父亲罗纳德(Ronald)道德沦丧、张扬、巧舌如簧，爱与名流和骗子交往，到处欠账，无时无刻不在行骗或入狱的边缘。（他因欺诈而屡次入狱。）

勒卡雷曾将他描述为“操纵人心、强大、有个人魅力、聪明、不可信任”。

他的家境大起大落。“当父亲顺风顺水时，由私人司机驾驶的宾利停在外面，”他说。“当事情变得有些麻烦时，它停在后花园里，当我们潦倒时，它就完全消失了。”常常会有人来要债。

勒卡雷告诉记者：“在小时候，突然你的所有衣服、玩具都被法警抢走了，你无法想象那有多耻辱。”

戴维5岁时，母亲奥利·康威尔（Olive Cornwell，婚前姓格拉西[Glassey]）离家出走，投入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他对此没有什么记忆——他的父亲暗示她病了，又死了——此后他有16年没再见到她。

罗尼·康韦尔虽然坏事做尽，但仍然渴望孩子们得到被尊重的体面，于是戴维被送进预科学校，然后送到舍伯恩(Sherborne)的寄宿学校，他对那里十分憎恶，于是在16岁跑到瑞士，并进了伯尔尼大学(University of Bern)读现代语言。

在那里，他被一名英国间谍招募，在大使馆做卧底，他的间谍生涯拉开了序幕。除了有两年在英国顶级中学伊顿(Eton)任教外，勒卡雷为军情六处及其国内对应的军情五处做了16年的间谍。

直到几年后，他才承认了早期的职业生涯——他说，这是一种解脱，不用再为它而编织谎言了——他始终对细节含含糊糊。但是，当他离开伯尔尼，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时，勒卡雷一直留意左翼团体中对苏联可能存有好感的人。1960年，他以英国外交官的身份移居德国；他的工作包括审问、窃听电话、组织入室行动并管理特工。

简而言之，他过着三重生活：外交官、间谍、小说家，在红色笔记本上手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召唤死者》(Call for the Dead, 1961)。故事揭秘了东德的间谍行动，以引入角色史迈利和他不忠的妻子安(Ann)而闻名。（安当时是勒卡雷妻子的名字，尽管他们在1971年离婚时，似乎问题来自于他的不忠，而不是她）。

由于雇主禁止用自己的名字写作，他决定用“约翰·勒卡雷”这个名字。多年来，他为此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最终承认他记不得是否有哪个解释是真的。

作者的第三本小说《柏林谍影》出版后立即受到好评，并在世界范围内畅销。这是一本了不得的书。它的英雄亚历克·莱马斯(Alec Leamas)是一个筋疲力竭的间谍，被派到一个充满欺骗、背叛和个人悲剧的未知世界执行任务，而这个任务完全不是他以为的那样。对于习惯理清幻想作品结局的读者而言，这本书的结局简直就像当头一棒。

“它以其独有的方式标志着两个时代的边界：一个是神与我们同在的爱国主义时代，对政府和西方道德观信任的时代，另一个是疑心重重、阴谋论、怀疑政府的时代，道德沦丧的时代，”史蒂芬·希夫(Stephen Schiff)在《名利场》杂志写道。就像勒卡雷的许多书那样，《柏林谍影》被拍成电影，由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饰演利马斯(Leamas)。

小说的成功——以及一家英国报纸对作者真实身份的披露——使得勒卡雷在1964年辞去了他的卧底工作，开始全职写作。他创作了一本又一本以冷战为背景的书，包括1965年的《镜子战争》(The Looking Glass War)、1968年的《德国小镇》(A Small Town in Germany)、《卡拉三部曲》和1989年的《俄罗斯大厦》(The Russia House)。

除了冷战题材的作品，他最著名的小说还包括1983年的《女鼓手》(The Little Drummer Girl)，讲述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年轻女演员转行做间谍的秘密行动。这本书实现了一种看似不可能的把戏——让人们同时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产生由衷的同情。“《女鼓手》之于间谍，”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就像《包法利夫人》之于通奸，或者《罪与罚》之于犯罪。”

1986年的《完美间谍》(A Perfect Spy)是勒卡雷最具自传性的作品，讲述了马格努斯·皮姆(Magnus Pym)的故事，他是一名双面间谍。有一个以勒卡雷的父亲为原型的骗子父亲。故事讲述了两人如何通过错综复杂的谎言互相欺骗和被骗。希夫称它“对爱与背叛的联系做出的透彻描述，在文学作品中无出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