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传销再调查:高层“脱离者”以及职业“反洗者”

2021-01-14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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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维多利亚港。(刘向南摄)


曾经见惯了各种排场,Karl(化名)依旧是一个讲究排场的人。在广州约谈参加香港传销的往事,第一次出来,他开着一辆黑色陆虎,第二次出来,则改开了一辆黑色保时捷,轰隆隆的机车声这座南方城市的街头颇为引人注目。
 
Karl爱车。在担任香港传销公司高层的巅峰时期,在他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主要用于激励团队的内容以回忆他参加这家公司的前后经历以及做传销的感受、心得为主的书中,就专门回忆了2003年他发生在香港铜锣湾的一宗车祸,那是他加入这家传销公司后所购第一辆车,花了68万港币,车祸导致车辆报废,所幸人无大碍,当时香港报章曾以《平治飞弹79米 司机仅轻伤》为题予以报道。
 
出版这本书的时间是在2006年。“印刷了四五千册,很快就被队友抢光了。”Karl回忆说。Karl应该是这家传销公司中出书的唯一一人。他把已不易寻见的这本书保存至今。书中有多幅他在当年或是面向团队演讲或是与公司总裁黄某雄等人合影的照片,Karl看上去光彩夺目,被鲜花簇拥着,像是一个明星人物。那时他是这家传销公司的核心讲师,“忙得很,有时一天下来,上午在香港,下午在澳门,晚上又到广州了。”他说,他曾经的“下线”多达上万人。
 
但是,在2010年2月,Karl退出了这家传销公司,并在香港报章刊登声明。他回忆说,他退出的原因,是因为彼时这家公司已被内地定性为“非法传销”,而且,其操作方式他也已不再认同,他认为是变成了欺骗。
 
Karl曾经所在的这家传销公司即是亮碧斯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简称DCHL),它在2000年前后成立,运作至今。先前我已经写过调查文章(链接:香港传销调查记:洗脑威力惊人,广东约有10万人入坑,披露该公司在近年来的名头变换以及令无数人入套的威力堪称强大的传销“系统”设计流程,在我的这篇调查文章中,多位内地受害者控诉了其入套经历以及由此蒙受的不菲财产损失。
 
不同于这些内地受害者,Karl是香港人,他很早就加入DCHL,并成为核心高层,最终又选择退出,他以自己的这种特殊经历最终转换成为一名对DCHL持批判态度的“觉醒者”。
 
“这个公司一个月几亿元的生意额,怎么来的?”Karl说,“这都是一个又一个人的血啊。”
 
 
加入DCHL的那一年,Karl23岁,他还能记得具体日期,是在1999年8月21日。对于当年要加入这个行当的原因,他的描述是:“主要是家里穷,想要改变;另外,不是因为这个公司好,主要是它的产品好。”
 
Karl出生于港岛南一个叫做田湾邨的地方,所谓田湾,乃是因当年有田地而得名。Karl的家当时很贫寒,所住楼宇高八层,没有电梯,也没有独立洗手间,用他的话说,那是“一处生产黑社会和道友的好地方。”Karl幼年顽皮,不能好好读书,中学毕业,14岁就开始“混社会”了。他学过汽车维修,跟着货车做过送货员,在餐厅当过学徒,后来在一家公司从信差做起,直做到经理。1999年,经一个同学介绍,他加入了这家香港传销公司。
 
回忆起来,当时是他的同学邀请他去公司听介绍,这家公司代理一种香薰产品,据说对清洁空气很有效,而且有很大市场。他去了,被吸引,以5万多港币买了一堆货品,成为这家公司的“经销商”。Karl不讳言一开始他就知道这是一家传销公司,货品不在门店里售卖,而是以“人传人”的方式行销。
 
回溯起来,Karl已属这家传销公司的最早加入的一批,因此他对该公司的来龙去脉掌握得很清楚。据Karl回忆,该公司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起初,它并不叫DCHL;DCHL创立者黄某雄,是缅甸华侨,多数时间生活在法国。黄某雄拿到一款法国香薰产品的代理权,交由弟弟黄某立在香港做,黄某立先是交由一个香港女士来负责,该女士把这个产品放在类似于百货公司的门店来销售,销路并不好,于是黄某立终止与该女士合作。这时,有人给黄某立提了建议,可以采用类似台湾一些传销公司的方法,以传销方式来经营,于是黄某立成立一家名叫思力国际的公司,先是在台湾经营,后又到香港。
 
转到香港后,公司业务迅速开展起来,这端赖被称作大梅姐、细梅姐的一对香港姐妹的功劳。Karl介绍说,这对姐妹“很拼”,找了一些颇有实力的香港人一起打拼。新加入的Karl也成了这对姐妹下面的一条线。但是,在Karl加入只三四个月时间,就出了问题:思力国际公司发出公告,决定取消大梅姐、细梅姐的经销商资格。这时,这对姐妹已在公司做得很大,“整个公司的业绩,差不多80%都是出自她们。”公司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据说是该姐妹违反了经销商守则,“直接跟工厂联系,要把公司踢走,这在后来好像是没有证据的。”公司的决定一出,“经销商”哗然:今天公司可以这么“干掉”她们,明天也许就会轮到我。而且该姐妹在公司内部很得人心。于是,众“经销商”到公司边上的时代广场举牌抗议,“闹得很大,”该事件还被香港媒体报道,上了电视新闻。即便如此,大梅姐、小梅姐还是被“走人”。
 
这是发生在2000年初的一件事。该事件立即就影响了公司业绩。它也被法国合作方知晓,认为影响了品牌形象,要收回代理权。公司没了这款产品,经营影响严重,据Karl回忆,“大家一连三个月都没有收入。”这时,黄某雄出现了,他在香港报章刊登启事,说明法国的这款产品又回来了,思力公司的会员可以到铜锣湾的某处登记,“这时在香港报纸上出现的公司,就是DCHL了。”而黄某立的思力公司从此消沉,“后来听说搞到内地去了,但一直没怎么搞得起来。”
 
这家传销公司开始以DCHL的名头在香港运作之后,其内部还发生过一件令Karl印象深刻的事:黄某雄的大哥,在公司内部也被大家称为“大哥”的,也在公司内做事,具体负责财务,黄某雄的大嫂以及黄的父亲也都在公司里做事,公司重新运转之后,业绩迅速攀升,黄家内部却马上又起了纷争,黄的大哥、大嫂、黄父甚至要把保存有经销商资料的电脑搬走。Karl当时在现场,他还问过黄父:黄爸,你拿电脑去哪里啊?黄父这样回答他:不要做了,这家公司肯定做不起的,他发不了奖金给你的。这时,Karl看到黄某雄报了警,“他要找警察来抓他父亲,因为他要把电脑搬走。”警察来了,见是黄家内部事情,也只能表示让他们协商处理。“后来他们应该是把公司股份分配比例谈好了,黄的这些家人就没有再在公司里做事了。”
 
DCHL经历2000年的这些动荡,终于恢复正常,并且在此后越做越大。勤奋的Karl也随着DCHL的做大一起做大,他的团队成为公司最核心的几个团队之一,在公司内部就被叫做:KARL TEAM。
 
 
自2010年Karl脱离DCHL,10年时间过去,这家公司已发生很大变化。
 
Karl加入DCHL之初,它的地址是在香港铜锣湾的礼顿道,因为“经销商”越来越多,公司搬至铜锣湾SOGO楼上,后来这个办公室也不能搁置开了,又在距离SOGO不远的世贸中心楼上办置了办公室,两处同时开张。
 
但是,现在再去铜锣湾的SOGO寻访DCHL,发现其楼上的办公室早已不复存在,已被其他公司使用。世贸中心33楼的公司仍在,只是标识已改为“DC&BV”。正像我之前写过的调查文章所描述的的,因为负面新闻过多,DCHL已几乎不再以这个名头出现,它现由至少四家“分公司”的方式出现,这四家“分公司”分别是:位于铜锣湾愉景楼的DC公司,位于尖沙咀的SIBELLACE(诗贝朗)公司,位于荔枝角的BV公司,以及位于旺角东的明昇公司。我在2021年1月12日从一位知情者那里得到一个新消息,是从2019年下半年起,这家传销公司在香港沙田石门又新开了一个“营业点”。新冠疫情使香港通关不便,即便如此,这也只是使这家传销公司业务量大减而已,其经营持续至今。

位于尖沙咀的新文华中心,诗贝朗公司就在这栋楼内。
 
对于DCHL在后来的“分化”,据Karl介绍说,这都是现还在公司内做的几位“大头”想出来的主意,“因为他们出去工作,邀约内地人去香港,开口说是亮碧斯,就约不到人了,亮碧斯的名声已经变得很坏,必须搞几个新名字出来,这就变成好几个公司,但是母公司还是亮碧斯。”
 
在Karl还在DCHL时,DCHL的几个主要团队,一个是SPN团队,一个是一个被叫做阿祥的人领导下的团队,一个是Karl的团队,再一个就是杨某文的团队。杨某文现在是明昇公司的“最大头”,明昇公司在现有几个“分公司”中业绩最好,仅其一家就为“母公司”贡献了绝大多数业绩。Karl说,在他还在DCHL时,包括他的团队在内的这几个团队,每个线下都有数千甚至上万人。
 
Karl时代的DCHL对于成员聘级,是按照个人以及其团队下线的销售业绩来划分的:刚加盟的成为经销商,累积到一定生意额,会晋升为爵士,再凭持续上调的业绩,到达某个生意额,便可依次晋升为伯爵、侯爵、公爵、勋爵和最高位置的尊爵。在脱离DCHL时,Karl的聘级是公爵,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这已是DCHL“经销商”的最高聘级了。现在这家传销公司内备受瞩目的杨某文,在那一时代,也只是与Karl同为公爵聘级。
 
因为负面消息过多而不再以亮碧斯的名目出现以后,这家公司的聘级也不再使用前述称谓,与之相对应的,主要是被称为20、29、38、41、42、43、44聘级。Karl在当年的公爵聘级,相当于现在的42。杨某文现在的聘级是43,相当于当年的勋爵。
 
假如当年不退出,像杨某文那样一直在DCHL做下去,Karl认为他现在也许有两个结局:一是被抓,一是也已晋升成为勋爵。但是,2010年前后,他看到DCHL已被内地定性为“非法传销”,“已经开始抓人了,再干下去也许会被抓,”他说他立即就决定不干了。公司的操作方式也已让他不能再认同:“以前我们都是卖产品,人介绍人,给人讲得很明白的,现在就不是卖产品了,它从一开始就会教人如何贷款,甚至让人贷款一两百万,这就是骗局了。”
 
DCHI总裁黄某雄曾亲口答应Karl,要在内地拿直销牌照,但是一直未能兑现。Karl回忆,他曾对黄某雄说:我们大部分的业绩都是从内地来,如果不在内地拿牌,有人被抓就麻烦了,肯定死定。黄某雄答应Karl会考虑这件事。后来,在公司年会上,黄某雄在台上讲话声明要在内地拿牌照。之后连续两三年的年会,黄某雄都曾这样表示,但是到了第四年,黄不再提此事。Karl去找黄某雄问,“他说不拿了,我就愣了:这怎么可以啊,你都答应了,我们也给下线承诺了,现在我们怎么交待。他说你们可以不做啊。”
 
黄某雄的这个态度让Karl感到寒心。“其实我们的经销商99%都是来自内地,黄某雄是知道的,他这样一个态度,说白了,就是不管经销商的死活。”Karl本人也听到过黄某雄说过这样一句话:“蚂蚁死了不打紧,蚂蚁的窝没有事就可以了。”Karl由此认为黄“这个人不可靠。”
 
黄某雄一直都极少在“经销商”面前出现。我曾拿到据说是拍自于2019年5月初的在香港尖沙咀新文华中心诗贝朗公司内举行的一次会议现场的几段视频,视频显示,一头白发的黄某雄在众“经销商”面前出现了,他拿着麦克风讲话,鼓动说:“现在香港和现有的组织架构已经饱和,可以去马来西亚开一条线,这样你们的奖金就更多。现在我们是要组织扩大你们的事业,希望你们到海外的国家去开发市场,线开得越宽越好。”
 
回忆起来,Karl还曾经是DCHL澳门市场与泰国市场的积极开拓者。他曾经对DCHL拿下澳门市场立过“大功”,只是后来澳门修改法例,层压式传销被禁止,DCHL不得不放弃澳门。2006年前后,Karl开始帮助DCHL开拓泰国市场,在泰国一度发展了几十名“经销商”,但最后也遭遇变故,退出泰国。
 
尽管DCHL一再努力开拓东南亚的海外市场,但是一直没见起色。2010年2月Karl在香港报章刊登《严正声明》,宣布退出DCHL,“自愿放弃经销商资格及权利,并且自愿放弃该户口所产生的一切佣金或分红。”与他在同一家报纸一同刊登声明退出的,还有一个叫做黎某昌的经销商,据Karl介绍,黎某昌是马来西亚人,他曾为DCHL开拓马来西亚市场,“拉了约100名下线,”后来黎也与Karl一起为DCHL开拓泰国市场打拼过。
 
随着Karl与黎某昌等人的退出,这些在海外开拓出的本就微小的“业绩”也都烟消云散。
 
 
DCHL转换名头,改为以明昇、DC、BV、诗贝朗四家“分公司”在香港不同地点运作,一定程度上,与2013年下半年发生在香港街头的一场抵制该公司的事件有关,该事件后来被CCTV等媒体报道,DCHL名声为之遭受重创。
 
2013年的街头抵制事件由此成了DCHL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结点。曾经的“准42”级“经销商”李晟是该事件的亲历者。从某种程度上,该事件也使李晟其人的角色发生蜕变——从一名香港传销的“被洗脑者”转换成为一名“反洗脑者”。
 
李晟是在Karl退出DCHL后一年,亦即2011年加入的这家公司,他是福建龙岩人,生于1982年,曾经参过军,2011年到广东珠海与朋友一起从事箱包生意。他到珠海做这个生意不久,认识了带她进到DCHL的“鬼人”——一位开餐厅的陈姓单身女士,陈女士利用李晟对她的好感,慢慢拉拢,从而把李晟“引介”到香港“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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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港岛一角。(刘向南摄)
 
从邀约新人开始,通过各种“联谊”活动,让新人慢慢入套,最后新人被带至香港进行所谓考察或者参加招商会,从而加入传销,这已是DCHL操作娴熟的“拉人”流程,我之前的调查文章已对这一“流程”进行过详尽披露。新人“入套”的经历都是类似的。约是在2011年12月初,李晟被带到香港进行了四天三夜的“洗脑”,回到珠海后,他向亲友借钱,先是交6万多元买了一张大单,成为DCHL38级别的“经销商”,后来又买了5张大单,“挑战41。”
 
加入DCHL后的李晟拉人迅速,按照他的描述,2012年3月他就开始“爆发出客户了”——“出客户”也是DCHL的内部常用词,意思是拉新人加入——李晟很快拉了6个人,都是他的中小学同学以及“从小玩到大的兄弟”。李晟晋升到“准42”聘级。到李晟决定解散团队退出DCHL时,按照他本人的描述,他的线下共有126人。
 
彼时的这家传销公司,还是被叫做亮碧斯。李晟回忆说,在他加入时,DCHL在香港主要有四个团队:SPN团队、明昇公司、THY团队以及作为THY的一大分支的汇爱团队。李晟加入的是THY团队,地址是在尖沙咀新文华中心。李晟加入时,正值THY团队鼎盛期,他描述说:“从2010-2012这三年,它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在广州、珠海、中山、东莞这几个地方,最多时能有两万多名经销商。”在李晟脱离DCHL没多久,大概是在2014年,THY团队改名,成为诗贝朗公司,这时该团队已在走下坡路,但“诗贝朗”这个名称持续使用至今。
 
按照李晟的描述,他决定脱离DCHL,始于一个偶然事件:2013年7月,他拉了福建老家一个要好了20多年的兄弟加入,他的这个兄弟很相信DCHL产品,加入后去公司拿货,拿到的货品中有一个价值两万多元的精油瓶,但是这个精油瓶在他拿到手没几天就出了质量问题,李晟带上精油瓶找他队上的42询问,结果这名42对他态度大变,说他是在放负面信息。这让李晟起了疑心,他开始上网查信息,还加入了一些反亮碧斯的QQ群。这些都让他疑问更大,特别是在有人帮他推算了公司的分红与奖金制度后,更让他意识到,加入到这个公司,“一万个人里可能只有一人成功能赚到钱,其他人全都会是炮灰。”
 
“发现这是个坑”的李晟于2013年八月底九月初,迅速解散了团队。参加DCHL的这个经历,使他损失了80多万元。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由他拉进DCHL的他的同学或朋友,“是相信我才进来,他们有的损失二十多万,有的损失三十四万,他们会认为是我骗了他。”他们之间的关系已不能回复昔日状态,“这就像是一张纸,把它捏皱了,想再捋平,不可能了。”
 
2013年10月底,香港发生反亮碧斯的游行。这是由内地的反亮碧斯QQ群的群主组织受害者进行的。游行活动从那年的10月27日持续到30日,游行地点就是在亮碧斯公司所在地楼前街道。最后亮碧斯公司高层还与受害者代表举行了一场“谈判”。这场游行在香港引起一定程度的反响。李晟全程参与。
 
正是从2013年的这个游行抗议事件开始,“亮碧斯”的公司名字开始被该公司刻意淡化,才有了现有的几个“分公司”。据李晟介绍,在DCHL几个团队中,THY团队在其后最早改名,成为现在的诗贝朗公司,SPN团队则分化成为现在的BV、DC两个公司。
 
李晟继续留在广东,现在东莞一个小镇上经营箱包生意,另外,他拥有了一个业余的特殊身份——“反洗者”,也就是针对DCHL受害者,做“挽救”与维权工作。
 
“反洗”的具体工作方式是:被拉入香港传销者的家人在网上联系到“反洗者”,在参加者的家人的配合下,“反洗者”去对这些加入者做类似解释、规劝的工作,从而使加入者恢复头脑清醒,脱离DCHL。
 
李晟说,目前,在广东范围,像他这样在从事这项业余工作的,“总人数在10人以内。”
 
 
潘绮琼(化名)第一次见到李晟,李晟是以她表弟朋友的身份出现的,她一点儿都不知道他是一位“反洗者”。她最终被李晟从DCHL里“反洗”出来。在加入这家传销公司后,潘绮琼迅速买了20张单,每张单需花费6万多港币,她的聘级是41。潘绮琼是李晟迄今“反洗”出的投入最大、聘级最高的香港传销“经销商”。
 
正如我在之前的调查文章中对香港这家传销公司的运作“系统”进行披露的那样,该公司的系统流程运作十余年,已非常成熟与强大,从物色“邀约”对象开始,被物色者一步步入套。潘绮琼就不幸被“系统”捕捉。潘绮琼是佛山人,80后,之前做过保险与销售,因为婚姻生变,她卖了一套房子,手中有一笔余钱,这个信息迅速被明昇公司在佛山的团队捕获。
 
已经“逃离”了明昇公司的潘绮琼,对其在佛山的活动情况很熟悉,据她所知道的,她所在的佛山团队约有300多人的规模,最高级别的是一个叫刘丽姿的当地女性,这个团队的成员,“基本上都是100万起步,投入最少的一个,也是买了7张单,花费40多万港币。”除此团队外,潘绮琼判断,在佛山活动的,应该还有明昇公司的其他三四个团队。
 
带潘绮琼到香港的“鬼人”是她的一位男性朋友,认识已经10多年了。2018年9月,潘绮琼被带到香港“考察”,“考察”的就是明昇公司。到香港的第三天,潘绮琼以62569元港币买了一张单,成为38聘级的“经销商”,回到佛山,在团队的一步步拉拢下,她又掏钱买了3个41聘级,加上先前在香港买的那一张,共买了20张单。
 
按照这家传销公司的规定,买一张单,即需要一个人的身份证,若要买更多单,团队会教唆加入者借用其他人的身份证。正是在佛山团队的这种教唆下,潘绮琼借了她亲友的身份证来买了其余19张单,这当中包括其父母的身份证。2018年11月,她还带了父亲去香港“考察”,潘绮琼回忆,潘父在港四天时间,一直没作表示,只是返回佛山后,立即坚决反对女儿做这门“生意”,“他说这是传销,甚至要拿刀砍我。”
 
即便是父亲以此态度反对,仍旧改变不了潘绮琼要做这门“生意”的决心。在香港这家传销公司的运作“系统”中,有一叫做“拆负面”的环节设计,也就是针对这家公司的各种负面信息,加入者会被告知这些都是出自一些对立面或同行的抹黑行为,都是“失败者”专门为之。潘绮琼回忆:“我父亲这么反对,当时我是不听的,团队里的人会对我说这是家人不理解我,他们会给我‘拆负’,当时我在被洗脑的状态下,真的觉得团队说的都是对的,觉得这只是家人不理解,他们不懂这个行业。”
 
就在这时,李晟出现了。是潘绮琼的一个表弟到反亮碧斯的QQ群求助,先接手施援的是群内另一人,但此人感觉自己能力不够,无能为力,就推荐了李晟。李晟回忆,他与潘绮琼的家人联系上后,分析了具体情况,他就决定接这个单。
 
2019年1月中旬里的一天,李晟到了潘绮琼家,他被介绍为潘绮琼表弟的朋友,正好路过她家,就进来玩一下。李晟说他进行这种“反洗”工作,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有被反洗者的家属“打配合”,“慢慢跟她聊天,然后切入一些话题。”但是,在反洗潘绮琼的过程中,由于潘的姑父当场说错了一句话,“像潘绮琼这种知识层面和理解程度的人,要五六个小时就够了,结果花了7个小时才反洗成功。”
 
当时,潘的姑父这么对潘绮琼说:“这个人也进去投资了100多万,做的时间比你长,比你更了解情况,你听听人家怎么说。”
 
李晟回忆:“我听了,心里想,完了。”他认为潘的姑父是把他的身份给捅破了。
 
对潘绮琼的“反洗”,从上午九点半左右开始。潘绮琼回忆,在下午两点半之前,她对李晟都是抱着一种抗拒心理,“因为我觉得他说的跟网上说的都差不多,”她就决定先听着,其实当时她也无法离场,因为那时她的父母、表弟、姑父都在,她的身份证甚至控制了母亲手里,“等于是被软禁在家了。”到了下午,李晟向她展示了他所收集的近年国内对香港传销案件做出的一些刑事判决书,以及他所掌握的这家公司“大头”们的“真正收入业绩表”,潘绮琼这才开始相信李晟所说,“开始想了解真相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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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荔枝角,BV公司位于此地。(刘向南摄)
 
潘绮琼回忆,特别是当她看到李晟展示给她的那些刑事判决书,“当时就感到恐惧,我想如果继续做下去,有一天我可能会成为判决书上的人。”
 
潘绮琼是家里的独女,而且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家庭生活不顺,虽然还没离婚,但孩子主要由她负责抚养。
 
“当天我就不想再做下去了。”潘绮琼回忆。
 
 
潘绮琼决定脱离香港传销后,首先要做的事,是到香港“退货”。按照这家传销公司的规定,在加入90天内,可七折退货,当时潘绮琼加入的时间仍在90天范围。
 
在2019年1月中旬,潘绮琼还到香港报案。她回忆,她是与另外两名受害者一起,先到旺角警署,旺角警署没有受理,她们便转到湾仔的香港警察总部,在湾仔,警察给她们录了口供,“从下午七点开始,一直录到次日凌晨三点,”她们都把自己被套入这家传销公司的经历讲给了警察。
 
与潘绮琼一起在香港报案的,有同样来自广东的女生麦小虹(化名)。麦小虹是90后,潮汕人,2013年到佛山工作,做过财务与互联网运营,因为有家人经营红酒生意,她在2017年11月被佛山本地的一个“鬼人”带去香港“考察”,去的也是明昇公司,本来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但她渐渐入套,到2017年12月,她买了共6张大单,已经成为一名“准41”聘级的经销商。
 
麦小虹是在2018年4月开始感觉到“不对劲”的,她回忆:“做这个‘生意’,要一直找朋友出来,聊天,吃饭,打打球,但是谈生意时,产品不让说,什么都不能说,我想按我的方法来跟朋友谈,团队不让。”她也介绍过朋友给团队,但是见面的全程,团队的人都不让她说话,都是由他们来讲,麦小虹就没让她的朋友加入。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让麦小虹起疑:她的团队让她们把旁线一个41聘级的经销商的联系方式删除,原因是“这个人被负面了,不做了”。麦小虹感到很奇怪:这个人投了100多万,“既然这个生意这么好做,为什么会把她给删掉呢?”于是,她开始留意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她还去找过这个已退出的41,麦小虹被告知了一些她之前所不知道的事情。
 
这些都让麦小虹萌生了退意,之后她更多地在网络上搜索关于这家公司的信息,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是被骗了,她在思考该如何维权,后来,她决定去找团队谈一谈,让他们告知实情,结果,她的联系方式立即就被团队所有人拉黑了。孤独无依的麦小虹在网上加入反亮碧斯QQ群,认识了一大批受害者,也认识了李晟。
 
2018年七八月份,麦小虹到她所在的佛山市禅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因为她发现她查不到在这家香港公司提取的红酒瓶身上标注的进口公司的信息,她曾向公司索要报关单一类手续也不得,她怀疑这些是走私货品,禅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下了她带去的红酒样品,并对她的举报做了记录,后该局答复说,该局执法人员到她提供的地址进行了检查,她举报的公司并不存在,因此“无法核实你所反映的情况”。
 
2019年1月,麦小虹还和潘绮琼及另外一名受害者一起在香港报警,麦小虹认为“明昇公司是在香港,他们是协同公司一起进行诈骗。”后来她们被告知,她们的案件已被香港警方转到了九龙警署。2019年5月3日,麦小虹又到香港,她在公司获知她报警所涉一个名叫陈志雄的团队核心成员到了公司,她打电话联系九龙警署负责她的案件的警官,但一直未能联系上,于是又打报警电话。麦小虹回忆,赶来的警察在了解过情况之后,“在现场说这个就是传销手法,”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
 
2019年5月3日同在香港报警现场的另一个名叫梁海君(化名)的受害者回忆,当时警察把她拉到一边,“他对我说,小姐,这个公司已经十几年了,我们也很讨厌它,它就是运用了香港与内地的法律差异来操作,我们也拿它没辙。”
 
梁海君也来自佛山,她在2014年通过一个“妈妈群”认识了她的“鬼人”并于2018年3月被带至香港明昇公司,在2018年3月至5月之间,她瞒着家人买了7张单成为一名“准41”,花费约40万元,其中30万元是经由团队介绍她借得的高利贷。后来是丈夫汤先生起了疑,才把她拉出了传销公司。汤先生是生意人,他替妻子还了那些高利贷。
 
麦小虹、梁海君她们还都去了佛山禅城区司法局投诉。按照香港这家传销公司的操作手法,内地“经销商”借用他人身份证开单,本人可以不到香港,可以把钱交付给团队里的大头,大头会安排队上资深“经销商”去当地律师所开具一份“见证书”与一份“委托书”,然后以此为凭据,到香港替他们开单。麦小虹和梁海君都发现,佛山市的某律师所开具的所谓见证书与委托书,其中使用了他们所借亲友的身份证照片,但是其中的签名与指纹,都不是来自身份证所有者本人,属于“冒签”,他们认为律师所是在“伪造”这些文书。
 
李晟则介绍说,此类律师所涉嫌伪造文书的作法,在广东已是普遍现象,“开具一份这样的文书,费用是三四百块钱,”很多律师所都在做这个业务,“香港的这个传销公司,合作的律师所也不固定,会经常变换。”
 
麦小虹与梁海君夫妇是在2019年5月中旬到佛山市禅城区司法局进行的投诉,司法局受理了此事,但是,后来开具这些文书的律师所都矢口否认他们曾做过此事,司法局认为投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无法查实,因此决定对被投诉人不予处理。
 
 
已经脱离DCHL多年的Karl现在生活在广州。他在2013年前后离了婚,然后就离开香港到了广州。到广州后,经朋友介绍,Karl到内地一家“持牌直销公司”做了几年讲师,2017年之后开始在广州开餐馆,两年时间内先后开了两家,后来不做了。现在他则又拿到一款香薰产品的代理权,正打算把它推广出去。Karl在广州已再婚,妻子是传媒界人士。
 
Karl说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关注着DCHL的情况,这主要是出于以下两个因素:尽管他已脱离出来,但他当年的一些下线仍留在DCHL发展;哪怕是在广州,他也总会遇到一些同样在DCHL做过的人。
 
张丽莎(化名)就是Karl在广州认识的这样一位DCHL受害者。从被邀约到香港加入这家传销公司,到最后终于挣脱出来,张丽莎经历的是一个近乎“出生入死”的过程。她是广州番禺人。在加入香港传销前,在番禺经营过旅行社,做过保险,2013年被邀约到香港并加入传销。她加入的也是明昇公司。
 
2013年,明昇公司还没有搬至现在的旺角东,它和DCHL旗下的几个团队还都在铜锣湾SOGO,张丽莎回忆,当时DCHL共有包括明昇、BV在内的六七个团队,大概是在2016年,明昇公司才搬到了旺角东,搬过去没多久,张丽莎就脱离传销,决定不做了。
 
加入明昇公司后,前前后后,张丽莎共买了17张大单,每张单六万多港币,她投入约80万元。这些钱要么是借的,要么是贷款,她母亲的房子都为她抵押出去,“反正是想尽各种办法来借钱。光高利贷的利息,后来就还了几十万。”
 
因为之前的积累,张丽莎人脉资源好,她在2014年9月就已经成为41聘级,尽管升级时是她自己先掏钱来买下,她还是迅速就拉了一些人加入,至她在2017年退出,她的下线已有约30人,其中约10人是她本人直接拉入。
 
张丽莎说她最后决定退出,是因为她的“良心过不去”,她认为是她害了她线上的那些人。在她退出前,她线下已陆陆续续退了10几人,她看到一些人在退出后,“整个人就像死了一样,有些人甚至想自杀。”她自己也不断被银行催款,同时又不得不表现出生活优越的样子,“比如又到什么高档场所消费了,如果不在朋友圈这些地方展示,你拉人‘做生意’,谁相信你?”
 
在张丽莎的团队里,曾有两个在校大学生,都是要接近毕业了,被人拉入明昇,结果不但没能拿到毕业证,还欠了大笔钱,现已不知所终。这些人的遭遇,张丽莎都真真切切看在眼里,她觉得过意不去,“让人家负债累累,我赚不了这种钱。”2017年,她终于退出,“就不出去了,不再参加他们的活动。”
 
在退出后,2017与2018那两年,张丽莎自己也像是“死了”一场,她每天躲在家里,不想出门,“房子卖了,车子卖了,爸妈把他们身上能给我的钱都给我了,欠账到现在也还不清,还欠着几十万,连自己的孩子都养不起了,都是父母在帮忙养。”而且,她离了婚,家庭没有了,之前积累的朋友也全没有了。那些之前的下线,在全部退出后,也都拉黑了她,她的名字与照片一度被人放进百度贴吧里展示。张丽莎甚至想过自杀。
 
直到过了很久,她才终于“复活”,又走出门来,重操旧业,做起了旅游生意,并且开始结交新朋友。但她仍旧表示,“我现在没了斗志。”
 
还在明昇公司时,张丽莎就听人讲起过Karl,她描述说,“当时的Karl团队很大,我认识的一个人就是在当年跟着他的,后来我知道我身边很多人在很多年前都曾经在他的团队。Karl当年在公司里地位很高,是数一数二的话事人,比杨某文还厉害。”
 
40出头的杨某文现在是明昇公司的“最高领导”。张丽莎描述说,杨某文的团队现在整个DCHL中最大,“每个月的营业额都能占到公司的七成。每个月都能上几个42,每个42每个月都可以给公司带来一千多万的业绩。”杨某文作为“明星讲师”,每个月都会出来面朝整个明昇团队做一次“授课”,“就是讲以前他在香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受过什么样的苦,为什么要加入做这个,然后又得到了什么。”
 
“他们都很会包装自己。”张丽莎说。
 
但是,讲起现在的杨某文,Karl说他并不想成为他。正是因为亲眼见证了像张丽莎这样的“经销商”的一个又一个的“流血”经历,Karl说他现在只希望这家传销公司能早日倒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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