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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印度南部港口城市金奈封城的前一天，一名医生以戏剧性的方式退出了公寓的业主群。四月中旬起，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在金奈蔓延，这个平日里沉默而乏味的群，随着感染高峰和封城的到来而异常活跃。
争端是一件小事引起的。这名医生和他的妻子在一家医院的新冠肺炎病房工作。下班后，他们把鞋包在几个塑料袋里，挂在房子外面。很快，业主协会的秘书、也是Whatsapp群的群主开始反复向医生喊话，让他不要把鞋子放在公共区域。
一阵七嘴八舌的交锋后，医生退群了。“这种麻木不仁和冷酷无情比新冠本身更让人压抑。感谢你们不存在的体贴。”这是他在群里发的最后一条信息。他说这话时，印度已经有650名医生在第二波新冠疫情中殉职。
随着印度成为新一波全球疫情的中心，我们的新闻被全世界循环播放，首都新德里火葬场的画面出现在了各地的晚间新闻中，这种印度教传统的葬礼形式让不同文化的人感到震惊。
人们热衷于传播那些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悲剧性画面，我收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信息，家人和朋友们惊恐地询问我的安危。“到目前为止，我和我的家人都很安全。”我不得不一遍遍地解释，印度各地的医疗条件与各邦的防疫措施差别很大，发生在新德里的极端情况所幸并未在其他地方出现。但随着第二波疫情高峰的来临，各邦也再次进入封锁。在我的周围，人们不得不在沮丧和恐惧中继续生活，努力捕捉着偶尔闪现的些许亮光。
近来，和充斥着悲伤故事的五月份不同，印度的社交媒体上有了更积极、更具建设性的声调，比如呼吁筹资来偿还医院的债务，分享获得疫苗的方法，以及一个轻松的调剂，讨论一群大象在中国的徒步旅行。
❶无法实现的全面隔离
去年3月24日，印度中央政府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封锁措施。除了暂停一切国际旅行，交通工具、公共服务和必需品之外的商店都被叫停，甚至火车也暂停了近三个月，整个印度完全陷入了停滞状态。
几乎是与去年同一时间，今年印度各邦又陆续宣布封城，具体的封锁措施由邦政府自行决定。起初，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宣布了14天的“全面封锁”：食品和杂货店只允许营业到中午12点，其他商店关闭，包括酒类商店。餐厅只允许提供外卖服务，公共交通暂停，只有“基本服务”开放，比如加油站。
14天后，封城措施再次升级为“彻底封锁”：在接下来的一周内，所有商店都必须关闭，包括食品和杂货店，只有药店被允许开放。在那一周里，我们从一辆在附近转悠的政府移动货车上购买水果和蔬菜，扩音器播报着车里的食材清单：土豆、洋葱、西红柿，牛奶、扁豆、咖喱叶。
然而，无论是“全面封锁”还是“彻底封锁”，都与中国的封城不是同一概念。疫情在武汉暴发时，我曾采访过一些中国的朋友，他们告诉我，他们所住的小区被严格封锁，人们通过智能手机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生活所需由社区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供应，送货到门。
在印度，封城措施更多是框架性的，政府可以决定公共交通、公共场所的关闭，但无法确保每一户人都严格待在室内，无法强制每一个小贩都在宵禁后立马收摊回家。封锁秩序的维持，基本取决于在街上设点检查的警察，要是运气不好，你可能被审问或惩罚，这种监督在“彻底封锁”期间尤其严格。但几乎没人能阻止你出门和邻居聊天，如果你坚持的话。
政府的封锁措施也只能在“控制人员流动”和“保证生活所需”之间徘徊。比如说，在封城措施升级为“彻底封锁”之前，政府就提前两天放松了封锁限制，允许所有商店营业到晚上9点，供民众储备生活必需品。这两天反而成为了一种“末日狂欢”：年轻人骑着摩托车漫无目的地到处转悠；人们想方设法地趁机储备酒类饮品；人们冲到了最繁华的商业街，购买衣服、珠宝，不少人去了理发店。
对印度的大多数民众来说，严格的居家隔离本来就是一个不可能的选项。他们住在拥挤的贫民窟或棚户区，与十几户人家共享厨房和厕所；很多中产阶级居住的独立民房也不属于任何封闭社区，没有人可以为他们提供送货到门的服务，他们必须步行到街角的商店去购买日常必需品；更不用说广袤的印度农村地区了。
事实上，去年的感染高峰就是随着农民工的返乡大潮而到来的。印度有超过八成的劳工是非正式用工，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没有带薪假期和任何福利，城市停摆后，上百万的农民工只能携家带口，徒步返乡。
在印度，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患者一般都在家里隔离，政府不会强制追踪每一个病例，而是引导患者在需要医疗支持时再去医院。在过去一年里，我所在的小规模公寓楼只出现了两个病例，都被迅速送往医院。这让人感觉很奢侈。我们这里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医疗挤兑，这与它历来相对完善的医疗基础设施有关系。
相较而言，新德里周围北部农村地区的医疗设施尤其薄弱。我曾在新德里居住了将近八年，它是第二波疫情中受影响最严重的城市之一。4月28日，一位与我家非常亲近的阿姨在新德里郊区一家不知名的医院病逝。她的家人迫不得已将她送到了那里，因为那是当地唯一有床位的医院。她26岁的女儿甚至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因为她自己也是阳性，正在居家隔离。
即使是像我这样的“幸运儿”，也只能坐在家里再度过一个夏天，放弃了我们对2021年恢复“正常生活”的一点点希望，并随时警惕下一波疫情高峰的到来。
❷不能返乡的跨国劳工
过去一年多来，我们公寓的保安普雷姆（Prem）只能通过手机看到他初生的儿子。他来自尼泊尔，20岁出头，妻儿都生活在2000多公里外的尼泊尔村庄里。普雷姆是一个瘦小的年轻人，他名字的意思是“爱”，上世纪九十年代，宝莱坞有不少男主角都叫这个名字，甚至有一部电影也以此命名。
去年封城时，我经常在傍晚绕着停车场散步，看到普雷姆坐在塑料椅子上，对着YouTube上的搞笑视频，发出阵阵咯咯笑声，那是我在封城期间为数不多的与人面对面的联结。我经常盯着他头顶的淡黄色挂钟看，在缓慢的封城时光里一遍遍确认，时间仍然在现实世界中流动。
一年前，普雷姆的妻子在老家的村子里生了一个男孩，他至今还没有亲眼见到。每天早上，他都会通过视频用尼泊尔语逗儿子，和很多印度的年轻人一样，他手上拿的是一台中国手机。
多年来，金奈一直是尼泊尔人移民印度的热门目的地，他们在城市的角落安家，通常男性做厨师或保安，女性做保洁或家政工。在去年的全国封锁期间，印度和尼泊尔的边境聚集了数千名滞留印度的尼泊尔工人，他们想赶在封国前回家，等待了30多个小时才越过了边境。
普雷姆一直在犹豫是否回家。“现在尼泊尔的病例真的很多，留在这里更安全。”他上周告诉我。他通常会在与儿子通话后萌生回家的想法，又在与附近其他尼泊尔保安进行集体磋商后，打消这个念头。之前，他们甚至考虑过租一辆大巴一路开到边境，行驶2000多公里回家。有报道称，确实有其他邦的尼泊尔劳工这么干了，他们拿出了所有的积蓄租了大巴，每人均摊高达8000卢比（约720元人民币），这几乎是他们一个月的酬劳。
像普雷姆和他的尼泊尔同乡这样的人在金奈有很多。对庞大的一线城市中产阶级来说，他们是很便宜的帮工，每月花几千卢比（折合几百元人民币）就可以雇到一个保姆、厨子或清洁工。
和中国一些只在春节时才返乡的农民工不同，印度的农民工外出务工有很强的季节性，他们在农忙时返回村里，在农闲时再回到大城市打工。即使是像普雷姆这样的跨国劳工，每年也会有两三次回家的机会。
但新冠疫情彻底打破了这种生活。他们没有太多选择，要么回到村里无所事事，一家人衣食无着；要么与家人分隔两地，持续打零工寄钱回家。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干一天才有一天的工钱。
普雷姆告诉我，他还没有打疫苗，因为担心疫苗如果有副作用，会导致他不得不请假。目前为止，泰米尔纳德邦仍然有近15万的活跃新冠肺炎病例，但只有3％的人有机会接种了疫苗。
封城的第九天，我鼓起勇气走出家门，经过普雷姆和他的尼泊尔同乡们，步行穿过一条主干道，被一个坐在摩托车上看手机的女警察招手叫住。她戴着一个暗褐色的口罩，与她的卡其色警服呼应。
她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违反封城规则，在街上“闲逛”。我疑惑地看了看那几十辆从我身边呼啸而过的摩托车和汽车，她似乎根本不在乎这些人。“我去我姨妈家拿吃的。”我结结巴巴地说。
事实上，我是去拿了一个阿方索芒果，它是印度西部一个极负盛名的芒果品种。通常，我喜欢站在厨房水槽边把它整个吃完，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夏日仪式。我在孟买的叔叔寄来了一箱芒果，在金奈的家人中分发。因为封城，我迟了四五天才拿到了属于我的那份，芒果已经熟透了。
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有三个芒果收获季。第一次是在2月初的早春，第二次是在3月到4月间，也就是我们这次收到的这批，最后一次是在10月份的初冬。
巧合的是，伴随着去年10月出产的一批芒果，马哈拉施特拉邦也发现了一个新冠病毒的变种，被称为B.1.617。六个月后，这个变种病毒在全印度蔓延，掀起了第二波感染高峰。生活再次回到斗室之内，政府用最可能触达到更多人的方式温馨提醒——任何人拨打电话时，一段泰米尔语的提示声会被反复播放：“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要冒险走出家门。”
❸忙碌的新冠监测员
与中国主要由社区工作人员组成的防疫网络不同，印度的防疫网络有很大程度的自治色彩，这也是印度社会的传统。在很多农村地区，政府会依靠现有的“Asha工作者”来完成最后一公里的防疫工作，她们大多是经过培训的乡村女性，在乡村承担基本的医疗保健职能，角色类似于中国曾经的“赤脚医生”，目前全印度有近100万名。
在金奈，政府招募了志愿者来做居民的健康监测。42岁的达纳拉克希米（Dhanalakshmi）就是其中一员。去年4月，她报名成为了一名新冠监测员。她现在负责监测我所在街道的150户家庭，是我们大楼的常客。在此之前，她是一个妇女自助小组的成员，协助当地政府开展各种工作。
“你还好吗？”这是她在有人开门后提出的第一个例行问题。如果得到的回答是 “好着呢”，她就迅速地离开，再按下一个公寓的门铃。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她就要遵循固定的流程：从她的包里拿出体温枪和脉搏血氧仪，记录读数并判断症状的严重程度：发烧？咽喉疼痛？丧失嗅觉？
发问了无数次后，她在活页笔记本中做了大量的笔记。她已经接受了10次新冠检测，这很重要。“我曾协助一些人进入救护车”，她说，“我不能再把病毒传给别人。”
去年，达纳拉克希米曾负责监测多达375户家庭。她告诉我，甚至有志愿者每天要跑700户人家。今年因为更多大学生的加入，她们的负担才相对减轻。
作为志愿者，达纳拉克希米对她的工作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在这150户家庭里发生的任何事情，我都要完全负责。如果有人检测结果是阳性，我应该知道。如果有人想做测试，也不应该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有人确诊，她会给他们一连串的电话号码：医生、政府负责人、志愿者组织，让他们存在手机上，并推荐特定的食谱，以及一些药品。
4月18日，我31岁的弟弟检测出了新冠阳性。第二天上午，就有人去他的家里进行消毒，并在墙上贴了一张贴纸，上面写着：“新冠阳性居家隔离通知”。4月20日到5月3日，他被严格隔离。
每隔一天，他就会接到新冠监测员的电话，问他感觉如何，症状如何变化，直到撕掉贴纸的那一天，他才摆脱了隔离。几乎每天，我在傍晚跑步时，都会在他的房子外面停下来看看他。通常，我会听到一个邻居朝他喊话，问他是否需要什么。“你想喝点热白兰地吗？”一个中年邻居从楼上问道。
然而，并不是整个城市都如此友善。《印度时报》金奈版报道说，新冠监测员经常会接到这样的电话，人们对邻居可能患有新冠而感到恐慌。“我的邻居已经两天没有出去晒衣服了，我想他们中有人得了新冠。”“我楼里的女士从昨天开始就没有从她的篮子里拿走牛奶。这很可疑。”
达纳拉克希米还记得，有一段时间，她甚至不被允许进入一些小区检查住户的情况。“我记得人们是如何对我们大喊大叫，他们不让我们进入他们的公寓大院，甚至指责我们让他们接触了病毒。”她告诉我，但现在，如果她几天没去到访，就会有电话来问她。特别是那些独居的老年人，他们很多人的孩子生活在国外，封城让他们彻底失去了社交联结，经常盼着达纳拉克希米的来访，她也尽量陪他们聊聊天。“在炎热的夏日里，他们会给我一些解暑的饮料。”
达纳拉克希米的志愿工作伴随着个人生活的巨大牺牲。即使两个女儿也确诊了新冠，她也没法好好照顾她们，而是依旧在每天早上7点准时开始工作。
支撑她的是“为社区服务”的使命感。但她最大的折磨来自于其他人的视而不见，比如在街上遇到不戴口罩的行人。“我发现，很多人已经变得飘飘然了。我们真的不得不乞求他们正确佩戴口罩。”她说，“每一天都感觉很糟糕。无论我们说什么，大家都不会听，而确诊数字还在持续上升。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指望能好转呢？”
❹疫情中的婚礼
5月23日，有一架飞机被私人租下，在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和马杜赖之间运送了160多名乘客。他们是参加一场空中婚礼的宾客。
在本轮疫情中，邦政府规定婚礼上的宾客人数上限为50人。但在空中，这对夫妇不仅成功地包下了一整架飞机，而且还邀请了约三倍的客人。
在网上流传的一个视频片段中，新郎新娘身着泰米尔婚礼盛装，在印度传统音乐中，按照印度教的婚礼传统交换花环。当时，飞机正好在马杜赖一座声名卓著的印度教寺庙上空盘旋。这对夫妇被他们的亲属所包围，许多人没有戴口罩，面带微笑。
这场空中婚礼很快引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天，民航总局将这家私人包机的机组人员停职。他们要求对所有参加婚礼的人员立案调查，因为他们违反了封城期间不能聚集的规则。
在印度所有的疫情婚礼中，这对夫妇的“事迹”堪称“高光时刻”，让其他穿着防护服结婚、或在两邦边境举行婚礼的人黯然失色。在印度，婚礼几乎是任何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它不仅代表着两个人组成一个新家庭，更象征着两个大家庭培养出了一对令人骄傲的青年。它是分享喜悦和接受表彰的场合，也是亲戚们暗自攀比、互相较劲的舞台。社会学家乌贝罗伊（Patricia Uberoi）曾称印度的婚礼是“最明显的炫耀性消费和炫耀性浪费的场所”。
还有一点很重要，总体来说，印度社会对于自由恋爱的容忍度仍然相对较低。即使是自由恋爱的夫妇，也只有在婚礼之后才可以“名正言顺”地交往或者一起生活，否则仍会面临几乎无所不在的社会压力——比如没法儿租房或去彼此的家，去酒店可能会被老板盘问甚至拒绝，或者随时被警察骚扰。
因此，疫情无法阻止印度人在全国各地举办婚礼。政府在制定封城规则时，就像允许政治集会一样，一定人数规模内的婚礼也是允许举办的。
简单搜索一下，我发现，每隔几周印度媒体就会报道一场疫情婚礼，防护服和口罩成了最新的婚服套装。在印度中部的中央邦，一对夫妇穿着防护服结婚，因为新郎在结婚前不到十天检测出了阳性。政府官员赶到现场，打算对这对违规的夫妇进行立案调查，但最终在众人的劝说下作罢，站在一旁观看了婚礼仪式。
在南部的安得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和西北部的拉贾斯坦邦，人们为了如期举办婚礼费尽心思，婚礼头巾当面罩、请柬上印二维码收礼金，甚至请服务员穿着防护服工作，为不戴口罩的宾客上餐。在孟买，警察突袭了人数超过限制的婚礼派对。
事实上，不仅印度，其他国家和文化的人们也会在疫情中结婚。也许，这是人们感到某种“正常生活”的一种形式。我的一个朋友说：“如果人们正在申请新的工作、搬家、换到新的城市、学习新的课程，疫情并没有让这些终止，我想结婚也是一样的。”
我给一个在4月底结婚的朋友打电话，问她为什么决定在疫情中结婚。我没去她的婚礼现场，而是在家里观看了直播，但她还是慷慨地把婚礼食物送到我家，让我品尝一下。在75名受邀宾客中，只有15人亲自出席了她的婚礼，以印度的标准来说，这是很不常见的私密婚礼。
“我们本来决定在三月初结婚，当时生活似乎已经回到了正轨。”她告诉我，“但是到了4月中旬，周围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然，这不是最好的婚礼季。“我们从未想过不进行婚礼。”这位朋友告诉我。
直到最后一刻，她的家人还在讨论，她80岁的祖母是否应该亲自出席婚礼。最终，祖母还是去了。“我很高兴我们坚持了下来。奇怪的是，它变成了我一直想要的小型、轻松的婚礼。”她说，“除了外面有一场汹涌澎湃的新冠疫情以外。”
❺疫情时代的网络生活
在印度西部农村的一个家庭，20岁的大学生阿俊（Arjun Patil）在封城期间与父母展开了一场遥控器争夺战，且常常失败。封城后，他被迫从学校回到了家，与父母一起看了很多集马拉地语的肥皂剧。
“最糟糕的是，连续剧没有新的剧集，所以他们经常转播旧的剧集。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同样的东西。”他说，“不合逻辑的情节让我感到沮丧。它根本就讲不通。”
为了吐槽这些肥皂剧，去年4月，阿俊创建了脸书群组，从制作和发布吐槽肥皂剧的表情包开始，吸引了一群像他一样被困在家里的年轻人——重要的是，也包括年轻的女孩儿们。
来自印度小镇的阿俊并不擅长与异性打交道。在小镇相对保守的环境里，学校的男生和女生被分开落座，平日里只跟同性结伴，与异性的公开交往被看做是打破陈规的行为。但封城和互联网的组合，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让女同学们主动和阿俊搭上了话。
她们主动给他发私信，评论他搞笑的Instagram帖子。“我做了一些吐槽这些电视剧的表情包，并把它们发在Ins上。我班上的女生经常回复。”他在电话中笑着说。
现在，他的群组已经有了6500名成员，每日互动量超过10万。随着社群的发展，他还任命了其他管理员，其中一个是一名医生。“他在医院的新冠病房值完八小时的班，然后回到家里，在我们的脸书页面上发布表情包。”他说。
这些自发形成的网上社区，让大家感觉到某种“社群感”，帮助人们保持着某种秩序和理智。在互联网普及度仍然很有限的印度，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人们使用网络服务，无论是网购日用品，还是预约注射疫苗。与此同时，另一个残酷现实也被揭示：这个国家仍然有近一半的人无法被互联网触达，他们仍需要线下购物，几乎没希望打上疫苗。
厨师奥罗尼（Auroni Mukherjee）在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经营着一家叫Sienna的咖啡馆，他在社交媒体上通过食物创造了自己的社区，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在他的店内下单，再由员工送餐到家。
有趣的是，在Sienna咖啡馆周末的销售额中，有25%是由住在海外的印度人下单的，用来送给加尔各答困在疫情中的亲属。Sienna团队的人跑腿送餐，一同送去的也有家人们在危机时刻对彼此的爱和鼓励。
“人们认为互联网上一切皆有可能，所以我们不得不送餐到一些不太便利的地方，比如有人给爷爷点了餐，而爷爷只有一个座机号码，他的房子还在一条异常狭窄的小道上。”奥罗尼笑着说，“那确实是一项冒险。”
在过去的这个周末，Sienna提供了从电影中获得灵感的餐点：电影《落魄大厨》中的古巴三明治，《寄生虫》中的炸酱面。他们甚至尝试了一个起司蛋糕，来呼应《老友记》的重聚剧集。
“我们现在推出周末特供，试图让人们恢复一些正常生活的感觉。”奥罗尼认为，推陈出新的菜品也是打破封城中“停滞感”的一种方式。
我也把互联网当作拐杖，支撑我度过漫长的孤独。我会在Instagram上分享搞笑新闻片段的截图和我的评论。一个女人声称她被穿着防护服来做病毒检测的人抢劫了，但事实是，她自己找不到珠宝了，不知道如何告诉她的丈夫；一个醉汉被蛇咬了，他决定把蛇带去医院，以防医生想知道“那是条什么蛇”。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感受生活中仅剩的些许“正常”。这些片段提醒着我，印度人在这样一个糟糕的阶段中仍然尽可能地保持着生命力。在我周围，大家带着伤痕却继续加入战斗，他们肯定需要一些鼓励。比如说，有人得了新冠后，非要喝一口酒才去医院，这也是他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吧？
看完印度疫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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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Sowmiya Ashok
图片：Sowmiya Ashok（除署名外）
编译：罗瑞垚
编辑：王婧祎
运营编辑：肖呱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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