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彼得·莱尔
编辑丨吴酉仁
贪婪是当海盗的驱动因素。如果有一点点野心，再冒一点点险，就能得到更多的钱，那么为什么还要为了一丁点儿收获而辛苦劳作？
在21 世纪头十年，索马里的年轻人多半要面临这样一个选择：当民兵，拿着每月几百美元的薪水；当农民，但收入只有民兵的一半；或者去当海盗，每次成功的袭掠可以赚7000—70000 英镑。
一、始于怨愤，盛于贪婪
指责索马里男青年只是因为贪婪而当海盗，有点不公平。
至少，第一波索马里海盗活动在20 世纪90 年代逐渐兴起时，怨愤是主要诱因。是索马里政府在1991 年1 月倒台，陆地和海上的法律秩序崩溃，驱使年轻的索马里渔民走上了海盗之路。
一开始，他们组织起帮派，只是为了守卫自己的海域，以抵御那些从全球各地赶来的公海拖网渔船，抵御他们的“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IUU）捕捞活动。这些拖网渔船会对较小的索马里近海渔船使用暴力，毁坏他们的渔网，甚至撞击渔船迫使它们退回岸上。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索马里渔民开始自发组织成自助小组，来抵御这些不速之客的入侵。
但是，他们很快意识到，捕获外国船只并囚禁它们的船员，以索取赎金，要比捕鱼更挣钱。于是，到了20 世纪90 年代后期，这些自助小组逐渐发展成了海盗团伙。有趣的是，他们很大程度上仍然视自己为索马里海域的守护者，他们在给海盗团伙起名字时，在宣布实施海盗袭击的正当理由时（至少将拖网渔船视作目标时），仍然强调是基于怨愤与自卫的宗旨。
例如，在2005 年8 月15 日，一支自称“国家海岸志愿警卫队”（National Volunteer Coast Guard）的索马里海盗团伙，捕获了三艘拖网渔船。当时这三艘渔船正在索马里海域进行捕捞。海盗厚颜无耻地声称，他们没有劫持这些船只，只是“扣押”了它们；他们索要的48 名被俘船员每人5000 美元也不是赎金，而是对他们参与非法捕鱼罪行的“罚款”。
另一个名为“索马里海军”（Somali navy）的自助小组，也充分利用自卫理由。但是，当他们在2005 年6 月27 日劫持机动货船“塞姆罗号”（Semlow）时，这种借口明显已经站不住了。最初的怨愤动机已经转变成了贪婪。这艘船是由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租赁的，其任务是向摩加迪沙运送援助食物，以帮助在2004 年印度洋大海啸（Boxing Day Tsunami）中受灾的索马里人民。但这并不能阻止海盗照旧索要赎金。
媒体关于索马里海盗劫持联合国人道救助船只的报道
索马里海盗在2008—2012 年达到巅峰时，其动机似乎已经彻底变成了贪婪。
这些“海盗行动小组”不再只有渔民参与，而是由曾经的渔民（他们有航海经验）和民兵（他们的角色是打手）组成。第二波海盗活动范围远至阿拉伯海，其目标不再只是捍卫自己的水域，也不再把这当作理由——尽管如此，索马里游击组织“青年党”（al-Shabaab）还是有一些冠冕堂皇的宣传口号，他们声称海盗是“与西方异教徒在海上作战的圣战勇士”。
在当代，索马里的青年男子并不是唯一需要在民兵、农民和海盗之间做出选择的人群。
印度尼西亚麻烦不断的亚齐省（Aceh），位于苏门答腊岛最北端，毗连马六甲海峡。这里的年轻海盗们，如果换一个环境，可能会选择农民或者渔民等安稳得多的生活。但是，从1976 年12 月4 日开始，独立组织“自由亚齐运动”（Free Aceh Movement），与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之间，发生了长达三十年的血腥冲突。直到2004 年，由于印度洋大海啸给亚齐造成了巨大破坏（编辑注：不少海盗死于此次海啸，抢劫工具也损毁严重），双方在2005 年8 月15 日签订了和平条约，冲突才画上句号。
期间，大量年轻的亚齐人投身海盗活动——考虑到不超过6 美元的平均日工资，仅仅一次成功的袭掠就能赚到1.3 万—2 万美元的前景，看起来十分诱人。正如前印度尼西亚海盗马库斯·乌班（Marcus Uban）所说：
“很多人像我一样，来自穷苦的村庄。新加坡富有，我们贫穷。所以，我们去新加坡附近的区域劫掠。”
需要说明的是 ，贪婪和怨愤只是人们为什么会当海盗的部分原因。
二、当代海盗与政府的关系
海盗活动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整个社会的广泛意愿，而政府——或者至少是一些拥有权势的官员——有意对此类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尼日利亚，海盗和官员之间便存在这种关系。有观察家明确指出，“尼日利亚海军内部的肮脏交易”是海盗袭击的帮凶。特别是，尼日利亚海盗与“腐败的安全人员结盟，［允许他们］将人质平均扣押十天，同时，他们可以与海军高层和其他利益相关人士进行谈判而不会遭到拘捕”。
个别政府和港口官员串通合谋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货船“埃里亚·英奇号”（Erria Inge）的遭遇。这艘货轮在1990 年于印度洋上遭海盗劫持，并被重新注册为“帕卢111 号”（Palu 111）。尽管这艘船的合法所有人多次尝试索回他的船，但该船仍然成功地在数个港口进出，未受到港口管理者的质疑。在现代海上交通线的许多港口，腐败现象仍然猖獗，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可以这么说，当前许多水域的海盗问题愈发严重，其原因就在于“政府官员参与了非法活动，而军队和执法人员的腐败亦令人担忧，这些情况极大地破坏了打击海盗活动所做出的努力” 。
在当今时代，一个港口如果能切实地公开支持海盗，那么它要么属于一个羸弱的国家（其政府无法有效管理全部领土），要么属于一个失败的国家（其政府几近崩溃）。
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属于前一类。
菲律宾政府的力量主要在群岛北部地区——以吕宋岛为中心，但没有延伸南部地区。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权威也没能遍及这个群岛国家的全部1.7 万个岛屿。使情况进一步恶化的，还有相对严重的腐败现象。所以，那些规模较小的港口和锚地仍可以向海盗提供食品、燃料、武器和弹药，并允许他们将赃物出售给黑市商人。
正是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20 世纪80年代及90 年代早期，恶名昭彰的海盗船长埃米利奥·昌科（Emilio Changco），在菲律宾政府的眼皮底下——在马尼拉湾（Manila Bay）外兴风作浪而未受惩罚。他的特殊商业模式是偷窃指定的船只及其货物，他的客户需要为这项犯罪服务支付30 万美元：他的座右铭是“你挑，我偷”（you choose，I steal）。为了确保他的业务没人过问，昌科大肆行贿。直到他犯下一个致命错误，劫持了油轮“塔邦奥号”（MT Tabango），这艘油轮隶属于国有企业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PNOC）。这次越规行为终于导致他被逮捕并被正式判处多年监禁。1992 年，在服刑约一年以后，他便被秘密枪杀了。
索马里的大致位置
索马里则是一个失败的国家。
1991 年1 月，索马里政府垮台后，整个国家陷入了内战，各路诸侯不断更换盟友，彼此之间持续争斗。尽管在2012 年8 月，一个联邦政府终于在联合国、欧盟和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的帮助下建立了起来，但是目前（注：本书英文版出版于2019年）只有最基本的国家执法机构，还要与过于强盛的部落民兵和索马里青年党斗争。雪上加霜的是，索马里兰（Somaliland）和邦特兰正在脱离索马里主体，前者宣布独立为主权国家（虽然并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而后者则是一个（半）自治的联邦自治州，两者都有自己的政府和安防部队。
盟友和效忠对象迅速变换的泥潭中，一些港口——像基斯马尤（Kismayo）、哈拉代雷（Harardhere），尤其是埃勒（Eyl）——纷纷在索马里海盗浪潮达到高峰时，公开成为索马里海盗的安全避风港。在这些地方，被劫持的船只——人质都还在船上——可以大方地停泊，而在岸上的邦特兰官员和在近海巡逻的各国战舰上的海军军官均袖手旁观。后者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是因为担心伤及人质；而前者既不能又不愿采取行动：“不能”是因为，具有良好社会关系的海盗对于装备简陋的政府军来说，是难以匹敌的对手，而“不愿”则是因为，有权势的政府官员和政客会从海盗行动中收取利润分成——其中有些行动，是由某些政府官员主动提供财政支持的。
大量可信的新闻报道指出，长居邦特兰首府加罗韦（Garowe）的一些富人，在2008—2012 年资助了多支海盗团伙，而海盗团伙则将勒索所得的巨额赎金在城中投资，以此作为回报：“证据就在城市天际线上：比如说你绝对不会错过的圣日酒店（Holy Day hotel），它的造型就像一艘船的船身。酒店主人是一位著名的海盗，如今，他已经把这座建筑改造成了公寓。”
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年里，邦特兰没有在打击海盗活动方面做一点工作：他们逮捕并监禁了数十名海盗。但是这些海盗大多属于基层人员。正如联合国驻索马里及厄立特里亚监察小组表示，“海盗高层领导人、组织者、投资人和谈判专家……一直不受影响，而且……继续组织和管理海盗活动”。埃勒的情况和巴淡岛一样，只要海盗们不公开挑战政府的权威，就可以逍遥法外。如果执法者对他们施以惩罚，国内的和平和稳定就会受到影响——对于那些纵容海盗的当权者来说，其巨额的兼职收入也会大打折扣。
只有当邦特兰的合法执政者得出结论，认为通过支持合法贸易可以赚取更多的钱，这种平衡才会被打破。在这种情况下，海盗部族，包括他们的领袖，都将失去自身的价值。
在东南亚（准确来说，是指马来半岛、新加坡和廖内群岛的沿海地区），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罗越人——也称“海洋之民”或“海上吉卜赛人”——的后代。
虽然很多东南亚国家取得了飞速的经济发展，但这些海洋民族通常生活在勉强维持生存的肮脏环境下，享受不到国家福利政策或是全国医保——很多时候，他们甚至不被看作是所居住国家的“合格”公民。罗越人只是贫穷的渔业社群遭受系统性漠视的一个例子。这些被边缘化的海洋社群成员被政府遗弃，自生自灭，还要定期承受来他们传统渔场进行偷捕的远洋拖网渔船的劫掠。他们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选择移居到城市去谋生，另一些人可能会在商船上找到一份合法的工作，还有一些人则有可能从事走私或者去当海盗，或者两样都干。大多数人多半会抓住出现在自己面前的第一个机会。
总之，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出现频繁的海盗活动，那么就一定能找到一个羸弱的或失败的滨海国家，这个国家不重视其边缘海洋社群的社会福利，也难以遏止本国海域内的非法捕捞。
三、现代海盗的解决之道
此外，境外强权对区域事务的干涉，一定程度上也仍需为投机性质的小规模海盗活动的持续出现负责。
就2008—2012 年大规模出现的索马里公海海盗活动来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 年代初。当时索马里渔民不得不抗击闯入他们渔场里的远洋拖网渔船。这些渔船是为了偷捕蓝鳍金枪鱼、鲭鱼和鲷鱼等高价值鱼类。这次闯入，是索马里中央政府于1991 年垮台以及国家随即陷入持续内战的结果。
这些国际渔船要么没有许可证，要么持有“合法性存疑的许可证，许可证的签发机关是前索马里政府，签名则来自一名摩加迪沙的军阀，此人声称其代表前政府”。陆地上法律和秩序的丧失，同样会转化为法律和秩序在海洋上的丧失。结果就是，索马里渔民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远洋拖网渔船，这些渔船来自欧洲（例如法国、西班牙）、中东或西亚（例如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远东（例如日本和泰国）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它们有系统地将索马里海域捕捞得一干二净。
由于在索马里海域的非法捕捞会对经济和生态造成破坏，因此部分观察家毫不犹豫地将此类行为和海盗活动相提并论，称其为“海盗式捕捞”。尽管带有偏见的联合国决议、大国的命令和新闻报道继续谴责索马里海盗在印度洋和亚丁湾劫持商船的行为，然而，海盗式捕捞过去和现在一直被忽略。为什么联合国决议、北约的命令和欧盟的法令，始终没有包含保护同一水域里的索马里海洋资源应免受那些“非法、无管制及未报告”捕捞的侵害？
对于这个直率的问题，可能会有很多礼貌的外交辞令来回应。
但是，一个同样直率的回答应该将重点落实到这样一个现实上，即国际关系仍然关乎国家利益，别的都不太重要。因此，法国和西班牙是欧盟亚特兰大行动（Operation Atalanta，2008 年12 月组织的旨在遏止索马里海盗的行动）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就不足为奇了：这项行动（截至2018 年11 月仍在进行中）符合它们国家的利益，可以保护它们国家在索马里海域作业的捕捞船队。
无论怎么说，将海盗逐出海域显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国际社会真的想要消灭，或者至少是减少海盗活动，当务之急是逮捕非法拖网渔船——在索马里海域以外的地区也一样。
毕竟，主动在海上追剿海盗，总是要被数量上的不对等所困扰。战舰太少，需要执行巡逻任务的海域太广阔，需要猎捕的海盗又太多。即便蒸汽动力船的出现，使得海盗猎人相对海盗而言拥有了巨大的技术优势，但数量上的差距一直无法弥补。
这种数量不均衡，也阻碍了21 世纪初跨国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多项反制措施的实施。
例如，亚特兰大行动一开始只有三四艘军舰，加上十几架直升机和两架海上巡逻机（MPA）；海洋之盾行动“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三到五艘北约军舰； 而CTF 151 行动时只有三艘美国海军战舰和十几架直升机。因此，当西班牙海军在2009 年11 月提出封锁索马里3300 公里海岸线，将海盗赶上岸以解决海盗问题的方案时，皇家海军司令迈克·贾格尔（Mike Jager）打趣道，这相当于“用五辆警车维护美国东海岸的治安”。
2012 年3 月，欧盟正式通过一份整合了各种陆上反海盗行动建议的简明手册，允许针对索马里“沿海领土和内陆水域”范围内确认无误的海盗目标开展有限的行动。并希望“通过促进索马里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重点在三个方面进行合作：管理、教育和生产类项目，尤其是农村的发展”，来从根源上解决该问题。从2011 年开始，欧盟还借助一套“区域海事能力建设”计划，鼓励区域反海盗措施，重点在于“加强吉布提、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塞舌尔等国的海事掌控能力”（这几个国家均临近海盗活动频发区域），以及“训练和装备邦特兰、索马里兰和加勒穆杜格（Galmudug）等索马里地区的海岸武装警察，并在索马里邦特兰培训和保护法官”。
这些举措看起来，像是一个综合性的一揽子方案。但实施起来却非易事。首先，费用不便宜，耗费的时间也会相当长。其次，来自数个欧盟国家的船只仍然在进行非法、无管制及未报告捕捞，对索马里渔民来说是个天大的麻烦，这一根本原因必须得到解决。
当前（编辑注：指2019年），索马里海盗不再猖狂，主要原因是部署在海上的反制措施见效，多国海军的猎捕行动，暂时将海盗赶出了这片水域。他们是否永远不会回到海上，目前尚不清楚。如果许诺的建设计划没能落实，而强国在索马里水域巡逻的军舰全数撤出，那么海盗活动一定会卷土重来。
（来源：腾讯新闻）
本文节选自《全球海盗史》，[英]彼得·莱尔（Peter Lehr）著，于百九译，万有引力出品，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已获出品方授权。原文较长，有删减。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简介：彼得·莱尔（Peter Lehr），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研究中心讲师，恐怖主义研究专家。著有《反恐怖主义技术》，编有《海上暴力：全球恐怖主义时代的海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