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最热爱足球的领袖，从内部反对欧洲

5月24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一段视频中宣布，鉴于俄乌冲突持续蔓延，匈牙利将从25日零时起，延续紧急状态。

今天是“探寻欧洲价值”的第三篇，关注匈牙利。

4月初，欧尔班成功连任匈牙利总理，开启了第五个总理任期。德国《明镜》周刊认为，他正在把匈牙利变成一个“专制国家”。在“破坏欧洲价值”这件事情上，进步主义者们眼中的欧尔班简直是劣迹斑斑。而在新右翼和保守主义者眼中，欧尔班则又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斗士”。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欧尔班曾经是匈牙利自由主义政治的代表人物。他是如何转变成今天的右翼保守主义领军人的？“欧尔班模式”真的有颠覆欧洲的能量吗？

撰文  齐然

假如匈牙利不是欧盟成员国，那么它和它的强人总理欧尔班在布鲁塞尔、巴黎和柏林媒体上露面的机会恐怕不多。从首都布达佩斯开车到中欧心脏维也纳，仅需两个半小时，但这个人口不到一千万的国家，无论是它游牧民建国的历史神话，还是孑然迥异于周围邻居的官方语言马扎尔语（属于乌拉尔语系），对西欧人、南欧人和其他东欧人来说，都过于神秘了。

欧尔班，西欧人眼中的威权主义者，假如他某一天宣布匈牙利将建设一道隔离墙把自己围起来与世隔绝，有意见的恐怕也只会是那些忍受不了本地高物价而要周末去布达佩斯买菜的维也纳市民。

但匈牙利恰恰是欧盟成员国，于是一切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许多欧洲主义者眼中，这个说着奇怪语言的国家是欧盟内部的异类和麻烦制造者，尤其是总理欧尔班·维克多（这是本地拼法，在匈牙利，姓一般放在名字最前面）。欧尔班近年来力推他的政治发明——“非自由的民主制”（illiberal democracy），被无数人视为欧洲右翼保守主义与疑欧主义的旗手。

2022年4月初，欧尔班成功连任匈牙利总理，开启了第五个总理任期，也是自2010年以来的第四个连续任期。西欧的许多媒体纷纷将这一胜利视为他“疑欧”路线的成果。法国《解放报》将之称为“对（极右翼领袖）勒庞的一大激励”。德国《明镜》周刊则认为他在把匈牙利变成一个“专制国家”。英国广播公司更是大力渲染他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祝贺了匈牙利的民族主义总理连任。”

在“破坏欧洲价值”这件事情上，进步主义者们眼中的欧尔班简直是劣迹斑斑。而在新右翼和保守主义者眼中，欧尔班则又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斗士”。

时间回到2010年4月。当时，欧尔班和他的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以下简称“青民盟”）在匈牙利大选中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议会席位，开启了延续至今的连续执政。从那时开始，挟着议会中的绝对多数，欧尔班开始按照自己的构想改变匈牙利政治。

2011年，青民盟无视反对党的意见轻松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其序言突出强调了欧尔班执政的保守主义价值：“我们自豪于圣伊什特万国王在一千年前牢牢奠立了匈牙利王国，让我们成为天主教欧洲的一部分”、“我们认定天主教在保持我们民族身份中的作用，我们珍视我们的许多宗教传统。”在订立了宗教保守的宪法基调之后，青民盟又推动修改了宪法正文，其中规定，凡在议会超过三分之二票数通过的法律，宪法法院将无权宣布无效，由此扩张了青民盟的权力。

2015年，在连续执政五年后，欧尔班开始把矛头指向社会组织和媒体。“战火”烧向匈牙利裔美国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因亚洲金融风暴中的角色而在国际舞台上极富争议的索罗斯是“开放社会基金”的创立者，在上世纪80年代末赞助了大批东欧知识分子与社会机构——其中包括年轻的欧尔班。

欧尔班和青民盟政府如今认为，索氏和他基金赞助的社会、文教与经济活动，在腐蚀匈牙利的民族传统，在匈牙利散布“自由派”的思想。作为结果，2017年，青民盟政府提出修改高等教育法案，严格规管境外赞助的高等院校，意在驱赶索罗斯创设的著名学府中欧大学（CEU），并成功在2018年令后者迁移到了维也纳。同年，匈牙利通过了严苛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规，要求凡每年从境外获得超过23000欧元资助的组织都要注册为“外国资助”。这一法规被欧洲理事会的咨询部门认为过于严苛并具有歧视性。2018年，青民盟又在议会通过了“阻止索罗斯法”——禁止非政府组织在匈牙利“帮助非法移民获得庇护”。

欧尔班还发起了一场文化战争。他将西欧的性文化和性少数群体权利运动称为“性别疯狂”（gender madness）。2018年，匈牙利教育部禁止了在匈牙利境内的“性别研究”课程教学；2022年，青民盟政府还试图通过公投禁止在学校和媒体上提供关于性向的内容。主张高生育率、家庭价值和反“左派自由派文化”的欧尔班，不出意外地获得了国际影响力。美国极右翼人士不断到访布达佩斯，在多瑙河畔和欧洲同行举杯相酌；特朗普的军师史蒂夫·班农赞誉欧尔班是“特朗普之前的特朗普”。主流媒体《华盛顿邮报》则忧心忡忡地将这一跨越大西洋的连接称之为“美国右翼的欧尔班化”。

欧尔班的成败，日益被舆论视为“欧洲价值”的试金石。在2022年的选战中，反对派前所未有地放下了政见分歧，组成了统一阵线“匈牙利团结联盟”（Egységben Magyarországért），以无党派保守派人士马基-扎伊（Péter Márki-Zay）领军。年初在乌克兰爆发的战争，让这场选战更加剑拔弩张。欧尔班政府的保守政策与疑欧态度被许多人认为是和普京里应外合。反对派喊出了口号——“是要欧尔班和普京？还是要西方和欧洲？”（Orbán és Putyin, vagy a Nyugat és Európa?），把匈牙利政治上升到了保卫欧洲价值的层面。

尽管如此，欧尔班和青民盟还是顺利赢下了超过半数选票，并延续了三分之二的议会绝对多数。

如今，以“右翼政治领军人”、“疑欧主义旗手”身份在各大媒体上轮流登场的欧尔班，已然获得了全然超出匈牙利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国际关注。但“欧尔班模式”真的有颠覆欧洲的能量吗？他的匈牙利模式，真的如此特别吗？

“黑手党”

从布达佩斯出发，驾车西行不到一小时的位置，有一个叫做费尔丘特（Felcsút）的小镇。这里是欧尔班成长的地方。1973年，10岁的欧尔班跟着全家从他的出生地——更西边五十公里外的林区搬来了费尔丘特。在费尔丘特，他们家第一次用上了自来水和抽水马桶。这个镇子并不大，根据2011年的人口普查，总人口不到2000人。

但就是在这个小镇，近年来拔地而起了两座巨型公共建筑。2012年，巨大的“潘丘”球场（Pancho Aréna）在政府资助下开工建设。这座可以容纳3500名观众的高等级足球场拥有巨树般的柱廊，仿佛魔幻小说中的世界。2014年落成后，它成为了欧尔班创建的球队——匈甲联赛强队普什卡什学院队（Puskás Akadémia FC）的主场。另一座建筑，即2018年落成的费尔丘特体育中心，外观更为华丽，高耸的尖塔和屋脊上仿佛遍布金色和灰色的龙鳞与尖爪。巨大的体育中心与足球场同样体量，内设两个超过一万平米的运动场地与世界级的体能训练设施。

在体育中心落成的当日，欧尔班出席了剪彩仪式。和他一起站在主席台上的，是一个长着张娃娃脸、身材高大又胖乎乎的商业大亨梅萨罗斯（Lőrinc Mészáros）。他是普什卡什学院队的老板，也是这两座体育设施的主导者，曾在上世纪90年代经营煤气生意。三十年后，梅萨罗斯在《福布斯》的匈牙利富人榜上位列榜首，总资产估值超过12亿美元。

梅萨罗斯发迹于费尔丘特。2004年，刚刚卸任第一个总理任期的欧尔班发起成立了一个公益基金会——“费尔丘特青年运动员发展基金”（FUNA）。他看中了梅萨罗斯，让他担任基金会董事局主席。基金会的目标之一，是实现欧尔班对家乡的回报——这位热爱足球的政治人物在世纪之交第一次担任总理时，经常在周末回到费尔丘特参加本地球赛。基金会的一系列资产中包括了学校、体育设施和欧尔班主持建立的一支球队——用匈牙利传奇球星普什卡什（Ferenc Puskás）的名字成立的“普什卡什学院”足球俱乐部。

2011年，当欧尔班再次担任总理后，基金会负责人梅萨罗斯也当选了费尔丘特镇长。一手掌握着镇上的大权，一手掌握着镇上最有财富价值的经济实体，梅萨罗斯的事业随即平步青云。

也是在这一年，欧尔班的青民盟政府颁布了一项法案：凡企业向足球俱乐部捐款，都可以获得抵税地位。法令一出，企业捐助便慷慨流向总理的“亲军”——普什卡什学院队。单在2013年，这支球队就获得了折合近八百万美金的捐款，相比之下，匈牙利最受欢迎的球队费伦茨瓦罗斯（FTC）同年只获得了约70万美金。2013年还只在匈牙利富豪榜上排名第88位的梅萨罗斯，到了2017年已经攀升进了前五名。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路买下了匈牙利最大的火电站马德拉（Mátra）电厂，运营了自己的基建建设公司“梅萨罗斯&梅萨罗斯”（Mészáros and Mészáros Ltd），他的收购触角还伸入了烟草、媒体乃至匈牙利的银行业。

富豪镇长梅萨罗斯经营的费尔丘特，成为一座浓缩欧尔班时代匈牙利政商和社会关系的主题公园。

欧尔班的度假小屋，也在费尔丘特巨大的体育场边。如果不去克罗地亚的海边，这位匈牙利的统治者就会在假日换上牛仔裤和便服，回到费尔丘特休息，顺便踢球。

为了取悦总理，各路匈牙利商人们都自掏腰包赞助足球和费尔丘特的发展，以此换取政府青睐，让他们有机会参与后者主导的各种开发和基建项目。讽刺的是，有媒体调查发现，费尔丘特的发展花费了大笔政府乃至欧盟经费——欧尔班曾经声称，费尔丘特的体育馆项目没有花费政府公帑。但2013年的财报显示，体育场获得了中央政府折合约两百万美金的财政支持。官方资金还被用在了修筑本地的人工湖，乃至一条袖珍米轨铁路的项目中。

匈牙利的自由派政治活动家和社会学家巴林特·毛焦尔（Bálint Magyar）将欧尔班时代的政商关系称之为“黑手党国家”（mafia-state）。在他看来，欧尔班仿佛一位黑手党教父，端坐在布达佩斯的国会大厦正中央，而所有的国家资源、政治权力、经济活动，都在他的主政下围绕着他个人旋转。正如费尔丘特所揭示的那样——越靠近总理，越得到总理的青睐，就越在匈牙利有致富和向上攀升的机会。

但欧尔班的掌权并不是完全的个人行为。相反，它带有某种代际更替和风水轮流转的意味。在匈牙利学者萨柯济（Tamás Sárközy）眼中，欧尔班的青民盟是世界上少有的由一个小圈子统治的政党——包括欧尔班在内，它的核心人物是一群上世纪80年代一起读书的大学同学——长年担任匈牙利总统的阿戴尔（János Áder）和议会主席克维尔（László Kövér）都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物。他们都相识于大学年代，并一路合作到如今。

相比上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从东欧退场后的第一代掌权者，欧尔班和他的圈子更带有“草根精英”色彩。

铁幕刚刚落下时，匈牙利的政治精英要么是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经贸人士和城市知识分子，要么是红色匈牙利时代的旧官僚。欧尔班和他的朋友们并非这两个群体的一员——他们都来自小城镇，也是各自家庭中在布达佩斯立足的第一代。这个群体在2010年上台执政至今，只用了十多年，成功地将90年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匈牙利精英逼到了布达佩斯政治舞台的角落里。

很多人将欧尔班描述为一个民粹主义者，也有人想象着他用保守主义价值和社会福利笼络匈牙利的底层。但和常识不符的是，匈牙利的底层恰恰不是青民盟政府最青睐的群体。

从2011年开始，欧尔班政府就一直“改革”匈牙利的福利国家体系，削减社会福利的开支。欧尔班主张建立一个“以工作为核心的社会”。在他的福利改革中，底层必须参加国家提供的工作项目，才能够获取社会保障和国家福利。

2018年，青民盟政府更是通过了广为诟病的“奴隶法案”。这一法案将雇主每年可以要求雇员加班的时间从250小时增加到了400小时，而工资的支付更是可以推迟三年。与之相对，匈牙利的中产精英在欧尔班时代得到了大幅减税——社会学家科雷梅尔（Balázs Krémer）发现，从2009年到2013年，匈牙利最穷的10%人群的收入下降了15%，但与此同时，最富有的10%人群的收入反而飞快增长。同样在这一时期，最富有的20%匈牙利人的纳税减少了，而对那些没有孩子，又位于最穷30%的民众来说，交税额度不降反增。

与其说笼络底层，不如说是欧尔班的政府有效地将底层动员并控制起来，让他们服务于青民盟和它周围的新商业精英们的“费尔丘特模式”——错综复杂的利益和庇护网络。

在欧尔班治下，工作成为匈牙利底层的最重要使命，而这些和福利绑定的工作，是由各地的政府分发、管理的，这意味着匈牙利底层居民无论是福利还是工作，都绕不开基层官员。不用说也知道，这些官员中，很多都是青民盟的党员。在全国各地许多类似费尔丘特这样的村镇，本地商人们和政治领袖依附着欧尔班和布达佩斯，本地民众则依附着这些往往属于青民盟的政治人物。

这样一层层的，围绕着资源分配，从生活到商业到政治环环相扣的网络在东欧并不罕见。

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波兰的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PiS），都有着类似的政治安排和策略，以巩固自己在选战中的独大地位。但和他们最为不同的是，欧尔班是一位“半路出家”的、更加善变的政坛“老手”。

“变色龙”

今天的匈牙利之外，很少有人还会记得，欧尔班这个“右翼强人”，曾经是匈牙利自由主义政治的领军人物之一。

1989年6月16日，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上聚集了25万群众。这是匈牙利历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天：群众在街头集会，为1956年匈牙利事变后被处决的改革派领导人纳吉平反。当天的集会组织方特意安排了一位时年仅26岁，叫做维克多·欧尔班的年轻人压轴演讲，以象征着匈牙利的未来属于主张“自由与民主”的下一代。

“我们的目标从未改变，为了坚持1848年和1956年革命的精神，在匈牙利建设一个公民民主的欧洲国家。”站上演讲台的欧尔班一头长发，不打领带，浆得笔挺的衬衫领口上翻。面对25万人，青年欧尔班的声音雄浑而自信，不时被台下爆发出的欢呼和掌声打断。

在那一晚，他成为匈牙利最有名的青年政治人物。

1988年，刚刚从法学院毕业的欧尔班和他的36名朋友一起组建了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此前数年，这群年轻人作为非布达佩斯本地人，就读于匈牙利最富盛名的学府罗兰大学（ELTE）的法学院。他们在首都没有住处，共同生活在法学院下设的一处集体书院中。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匈牙利，这所书院像是独立于大学之外的自治领地，学生选举的委员会每月都要和校方的管理体系讨价还价。欧尔班少年起就具有反叛气质，常常被父亲体罚，此刻成为了书院领袖，组织住宿生的各种日常事务。

为欧尔班写下两大卷传记的匈牙利政客兼作家德布雷泽尼（József Debreczeni）认为，书院时代给欧尔班的政治心态与手腕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烙印。在书院中，欧尔班不仅锻炼了如何管理和团结同龄人，还完成了关于波兰团结工会的社会学论文。除此之外，他醉心于美国西部片。有传言说他最热爱的电影是意大利导演赛尔乔·莱翁内的《西部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社会主义时代后期的匈牙利已经不再约束公民的穿着打扮。学生们纷纷穿上了牛仔裤，留起长发，解开衬衫的第一颗纽扣。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脱胎于书院学生的青民盟都维持着这样的公共形象——甚至当选的议员们也穿着牛仔裤进入议会——在时代的政治气氛中，这象征着青年对旧体制的厌倦和反对。

在1990年的匈牙利大选中，青民盟改组为一个政党参选，并且得到了近9%的选票和总共386个议会席位中的24个。在当时，代表着非国有制工人、小工商业主利益的中右翼联盟胜出选举。和青民盟同一阵线的则是代表着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同盟（SZDSZ）。

90年代初的匈牙利主流政治中，随着经济私有化带来的震荡，开始出现反犹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在当年的选举造势中，站在自由主义阵营的青年领袖欧尔班力主与这些趋势斗争。他大声抨击中右翼将政治和宗教保守价值捆绑起来：“执政党，尤其是民主论坛党（MDF）致力于拒绝批评。他们称反对党在瓦解匈牙利和攻击匈牙利民族。”他说：“民族概念、民粹政治与自由主义明显背道而驰……很明显，民主论坛党在教会中寻找同盟来对抗社会……”

欧尔班是何时从这样一个追求欧洲“进步价值”的自由派领袖，变为今天的右翼保守主义领军人的？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变化发生在1993—1994年。

青民盟在那时达到历史低谷。传统知识分子家族出身的青民盟领袖人物弗多尔（Gábor Fodor）和欧尔班等人分道扬镳，加入了自由民主同盟。后者放弃了和青民盟结盟的战略，转而和社会党联合，赢下了1994年的选举。对当时的欧尔班来说，右转去整合被击溃的中右翼，是政治上唯一可行的道路。1995年，他正式宣布青民盟转向中右。仿佛变成了被迫求生的成年人，议会中的青民盟议员们很快就把牛仔裤换成了西装，系上了衬衫扣子，梳起了头发。

如果说90年代中期欧尔班和青民盟右转，是在压力下的自保和投机，那么新千年之后的一切，就更像是熟练的水手随着风向升起船帆。

“变色龙”未必是欧尔班的属性，他的转变毋宁说是政治上的必然。在无数的批评文章中，分析者们似乎都过度低估了世纪之交后全球保守主义的趋势和欧尔班本人的国际化程度。毕竟，这个曾经在1989年9月得到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的奖学金去牛津大学做交换学者，研究东欧公民社会的匈牙利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21世纪的头十年，青民盟都在执政边缘徘徊，欧尔班此时在做些什么呢？他和他的朋友们一样变得不再年轻。选举受挫让他逐渐受到宗教感召——1997年，他和民事结合了超过十年的妻子补办了宗教婚礼。另一面，他也在认真观察着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变化——美国保守主义的高峰助推了中东的两场战争；匈牙利和其他东欧国家一起加入了欧盟；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像海啸一样淹没了许多人的生活。

显然，2008年开始，不断的危机让欧尔班加强了自由主义秩序将要终结的判断。在2014年发表于特兰西瓦尼亚的那篇著名的提出了“非自由民主制”的演讲中，欧尔班抛出了自己对时代的判断：他认为2008年开始的大危机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等同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终结。

“美国总统公开谈论经济爱国主义。他说的那些句子，就算放到匈牙利农村，人们都不会理解且会群聚而抨击的。”在欧尔班眼中，美国已经变了，而世界也随之在改变。在他的阐释中，“非自由”意味着对“共同体”的承诺，而后者是在一个纷乱的世界中自我保存和延续的根本——这意味着不受外国控制的独立的民族国家。“非自由民主不是拒绝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比如自由（freedom）和其他。但不意味着这些意识形态是国家组织的核心要素。国家组织是不同的、特别的，为了民族的。”

欧尔班对欧盟和全球化的“反叛”是从这里开始的。

2015年的叙利亚难民危机，是“非自由民主”的一场压力测试——他摆出极为强硬的反难民姿态，开启对默克尔、欧盟、人道主义组织和索罗斯的连番对垒。对媒体的管制、对欧洲金融资本的抵制、对家庭价值的铺天盖地宣传、整顿公务员体系和补贴生育等行动纷至沓来。

从自由民主派到“共同体捍卫者”，欧尔班所处的东欧经历了两次生活世界的崩塌——1990年，匈牙利从漫长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时代跃入完全的市场化经济；2008年，在金融危机席卷下，匈牙利失业率飙升，数十万人出境去西欧国家务工求生。

对欧尔班而言，尽管他的政见一直随着时代的这些动态而改变。但有些东西却在他的时空中是不变的：他的昔日同学们大多聚拢在他身边，给予他安全感和自信，随时召唤起80年代的布达佩斯记忆。仿佛黎明和舒淇主演的香港电影《玻璃之城》中，大学宿舍生活带来的人际关系在整整一代精英的生命中从不退场，欧尔班身边这个大学时代就开始的圈子，也为他带来了一个持久的安全岛。

青年时代到底主张着什么，对一个人来说真的重要吗？更影响一个人的，恐怕是过去留下的人际纽带和情感上的依赖。从四十年前开始，维克多·欧尔班就活在一个充满着团结和集体感的世界里。在社会主义时代，这个世界局限在住宿生书院的大门之内。而在他统治下的匈牙利，学生时代的玻璃之城幻化成了国家。

“双尾犬”

2022年大选中，有一个反对欧尔班的政党坚决不参加反对党大联盟。这个叫做“匈牙利双尾犬党”（Magyar Kétfarkú Kutya Párt）的小政党最终收获了超过18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3.27%，名列第四，距离进入议会只有一步之遥。事后，反对党联盟指责他们帮助青民盟分散了反对派得票，助推了欧尔班的选举。

“双尾犬党”是一个“搞笑党”。这意味着他们的主要政治行动是讽刺现实。2006年成立以来，他们的工作包括了在边境上买广告牌张贴欢迎移民海报：“欢迎来到匈牙利！我们已经在英国工作了！”（暗示匈牙利的经济情况使得很多人去西欧打工）、用油漆把首都破碎的路面涂成彩色（讽刺基建荒废，吸引政府“铲除”色彩并重铺路面） ，以及要求全国供应免费啤酒。

2018年冬天，我在布达佩斯的朋友卡尔（Károly）拉着我去围观“双尾犬”们在国会大厦门口的抗议。抗议的主题是反对欧尔班的“奴隶法案”。但在“双尾犬”的队伍里，一个人如果呼喊太严肃的口号，是会遭遇冷场的。

“双尾犬”的游行更像是一场主题创作。当晚的主题是“O1G”。这是一句匈牙利政治黑话。2015年，欧尔班的多年老友、大亨西米斯卡（Lajos Simicska）和欧尔班大吵一架，随后他在一次电视访谈中失态作怒，破口大骂“欧尔班是个傻X”（Orbán egy geci），马上席卷了匈牙利的青年文化。人们把这句粗口缩写为“O1G”，做成贴纸，又或以此为首字母缩写创造句子变成“高级黑”。比如，“欧尔班是天才第一名”（Orban 1 Genius）实际上等于“欧尔班是个傻X”。大家再把各自发明的口号和制作的贴纸带来“双尾犬”的集会上，到处展示、张贴。

看起来，“双尾犬”根本就是匈牙利非主流亚文化爱好者聚集的借口——他们一边游行，一边乱喊着口号，比如“我们都拿了索罗斯的钱！”，还挥动着包括匈牙利王国旗帜在内的乱七八糟的旗帜，时而再停下来，用匈牙利人在冷战期间从来都学不好的俄语唱起苏联国歌——唱到一半还忘了歌词。但是，如果就此认为双尾犬党的支持者们不是真心支持他们，可能就错了。许多支持双尾犬党的年轻人并不是亚文化爱好者。他们之中很多还是大学生。比如卡尔的家里就都是知识分子，他母亲曾经学习俄语并出国留学。卡尔自己也就读于匈牙利最好的大学。这些年轻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讨厌欧尔班，却又无法支持匈牙利的反对党。

匈牙利的反对党在2006年就已经崩溃了。自由派和社会党的左右大联盟在2006年选举中推出了大富豪久尔恰尼（Ferenc Gyurcsány）。久氏曾经在社会主义匈牙利担任高官，之后转向商界。他富有人格魅力，依靠自己农村出身的身份和改革社会党的豪言，在大选中成功击败了欧尔班。形势一片大好之中，久尔恰尼在一次社会党内部会议上其实是诚恳而居安思危地作了一份报告，激烈地呼吁社会党改革——这份充满了脏话粗口和谩骂的演讲稿不出意外地立刻被泄密曝光。人们发现，社会党的党魁大骂自己的政党在过去几年来“全是谎话”，“什么都没做”，这等于变相骂人们都是傻子，选择了这样一个执政党。这次讲话悲剧地送了欧尔班一份“政治核弹”。现在他可以说自己的对手全都是骗子和伪君子了。更让他走运的是，社会党和自由派的联合胜选使得他们的政府撞上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不出意外，他们没有撑过2010年的选举。

从那之后，反对派只能在青民盟背后亦步亦趋了。他们一直试图模仿欧尔班的意识形态——推出保守派候选人争夺选票。但政治并不是拼装。这些动作反而证明了反对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很多选民根本难以投下一票。卡尔说，他的母亲本来支持社会党，但面对如今的政治环境，她宁可选择在投票日待在家里。

双尾犬党和它所代表的多少有些虚无的青年讽刺文化，确实可以说是让反对党更难凝聚力量，变相帮助”了欧尔班。但这个小党确实更和青年人的困境共鸣：在双尾犬党的徽章上，是一只双眼通红，系着条纹领带，拥有两条尾巴的狗。乍看起来，这仿佛就像卡尔这一代的匈牙利年轻人——这些年来，毕业于文学系的卡尔每天都很辛苦地工作，但收入也不过就只能应付布达佩斯的公寓房租。

在各种各样对欧尔班的“民粹”定义背后，实际上发生的是匈牙利政治、社会阶层和经济模式的一种凝固——中下阶层和年轻人的生活越来越像被困在工作中的奴隶，而上层和富有的中产阶级可以完美地一边批判欧盟，一边融入欧洲的经济体系。

匈牙利科学院的社会学家彼罗-纳吉（András Bíró-Nagy）在前些年的研究中发现，与其说匈牙利人不支持“自由”，不如说大多数民众都很辛苦地挣扎于资本主义转型之后一直不怎么景气的经济。换句话说，布鲁塞尔的人们脑海中的匈牙利“民主倒退”，其实包含了一个预设——先验地认定了1990年是当代欧洲政治的高峰，是一连串东欧国家的“解放”。但实际上，西欧的生活和政治意识形态，根本没有在那时候全面降临到布达佩斯和它周边的土地上。

直至今日，“进入欧洲”在匈牙利也都还只是个进行时。

与其说欧尔班迎合民粹的需要，不如说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匈牙利人的担忧与焦虑：人们普遍看不到未来的改善。冷战之后承诺的和平和繁荣，被越来越多的风浪所撼动了。相比不断把选战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反对党，欧尔班和他的“黑手党”们经营的网络提供了一种稳定——如果跟欧洲未来的理想相比，那要差得多，但相比匈牙利人所经历的一切，它也没有变得更坏。

冷战结束以来，匈牙利人是脆弱的，而因为脆弱，所以更希冀安全。在2022年大选中，欧尔班的口号很简单——邻近的乌克兰战火纷飞，而他宣称，只有青民盟“能守护和平”（"Békét csak a Fidesz tud teremte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