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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上午，1980～1988年担任韩国总统的全斗焕在家中去世。随后，韩国青瓦台（总统府）除发表致辞简单慰问外，明确宣布不会为其举行国家葬，而全斗焕遗属也未提出任何异议。这也使得全斗焕成为当代韩国政治史上唯一未被“国家葬”的已故前总统。全斗焕统治韩国的7年多时间被历史学家称为“第五共和国”时代。从新军部势力悍然夺权的1979年“双十二”政变，到1980年光州民众的流血抗争，再到1988年全斗焕本人失势下野、遁入佛寺避难，这段不算漫长的历史自始至终都被暴力、阴谋和黑金政治的阴影笼罩着。以至于资深政治观察家、首尔总统领导力研究所所长崔振曾经感慨，“在韩国人心目中，‘全斗焕’这三个字几乎就是军事独裁者的同义词”。相较晚年不止一次剖白忏悔心迹的另一位“双十二”军事政变主角卢泰愚，全斗焕因一以贯之的强横姿态以及千方百计逃避法律和舆论制裁的行为，成为韩国政治转型之后的绝无仅有的“化石”人物，也是韩国公众唯一无法谅解的前领导人。全斗焕的离世，翻过了上世纪80年代韩国历史风云变幻的一页。
1979年10月26日入夜后，一连串枪声在首尔青瓦台附近的宫井洞宴会厅中响起。军人出身、统治韩国已有近18年之久的强人总统朴正熙及其警卫室长车智澈在一场疑窦重重的争吵中，被自己多年的亲信、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开枪射杀。以朴正熙个人独裁为特征的“维新体制”在一夜之间坍塌，出现了罕见的政治真空。1961年通过“5·16”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接手的是一个多年执政者（李承晚）人心丧尽、经济濒临崩溃的贫弱国家，社会动荡不安，来自半岛北部的安全压力更是如影随形。为了巩固执政基础，朴正熙在1965年力排众议与存在历史积怨的日本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此获得8亿美元的贷款和商品、服务援助（相当于当时韩国两年多的财政收入）。这笔资金加上来自美国的31亿美元援助，成为韩国经济起飞的最初“燃料”。朴正熙政权确立了政府主导的出口型经济模式，一面承接从日本外移的钢铁、造船、化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消化过剩劳动力，一面扶植新兴财阀企业进入基建、制糖、重化工业等领域，形成了人称“汉江奇迹”的高速增长业绩。整个上世纪70年代，韩国年均GDP增长率超过9%，初步跻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第二团队之列。
军人出身的朴正熙（1917~1979）在1961年依靠武力夺取政权，建立起唯我独尊的“维新体制”。受他提拔的全斗焕等“一心会”的将校日后依样效仿，中止了韩国政治短暂的“解冻”期（视觉中国供图）
另一方面，进入70年代初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市民阶层政治意识的觉醒，朴正熙的威权统治开始面临挑战。为了排除隐患，朴正熙在1972年对《大韩民国宪法》进行第七次修订，再度取消了总统的连任限制，扩大了行政权相对于立法权的显著优势，总统的产生形式也由全民直选变为由无党派的“统一主体国民会议”进行闭门投票。这部《维新宪法》也成为朴正熙执政后期（通称“第四共和国”）政治运行的基础。但随着朴正熙本人突然死去，缺乏权力转移机制的“维新体制”进入了瘫痪状态。以国务总理身份代行总统职权的前外交官崔圭夏虽然在1979年12月初由统一主体国民会议补选为正式总统，但并不具备朴氏的强硬手腕和在军界、商界的影响力。“维新体制”的终结此时已成必然，但韩国究竟将走向何方，在当时并非没有第二选项。“维新体制”树立前夜，韩国执政集团内部已经浮现出多元竞争的势头。以前中央情报部长金钟泌（朴正熙侄女婿）为首的新生代政治精英，依托名义上的执政党“民主共和党”这一组织基础蓬勃发展，一度被视为朴正熙的可能继承人。崔圭夏接任总统之后，金钟泌与其结成政治同盟，开始探索有序恢复普选、实现政治转型的可能。卢载铉、郑昇和等军队高层对这种和平过渡也持乐见其成的态度。民间力量方面，商界出身的反对派政治家金大中在1971年总统大选中曾经交出仅落后朴正熙90余万票的漂亮成绩单，其所属的新民党一度拿下过国会接近45%的席位，势头抢眼。在后朴正熙时代短暂的政治真空期，执政党出身的金钟泌以及新民党背景的金大中、金泳三这“三金”被视为最有希望的下一任总统人选，关于修订宪法的讨论也在热烈进行中。然而，一切在1979年12月12日戛然而止。当天夜间，担任韩军保安司令官、负责全权调查朴正熙遇刺事件的全斗焕少将在军内秘密社团“一心会”的支持下，借口“军队高层卷入金载圭的谋逆阴谋”，未经总统崔圭夏批准，调动首都警备部队逮捕了陆军参谋总长郑昇和大将（郑同时也是全国戒严司令官）。全斗焕的党羽卢泰愚（时任第9师团长）、朴熙道（时任第1空输特战旅团长）等人也趁机指挥所属部队开进首尔，与忠于政府的少数部队发生交火，造成数人伤亡。到第二天清晨，叛军完全控制了国防部和陆军本部，逮捕了大部分高级将领。崔圭夏在巨大压力之下，被迫追认全斗焕等人的兵变行径为合法。第五共和国的序幕就此揭开。1979年11月3日，首尔市民在街头围观遇刺身亡的前总统朴正熙的国葬仪式（视觉中国供图）
不同于在日本殖民时代接受教育、朝鲜战争期间已经成为中高级将领的朴正熙、张都暎等上一代军人政治家，主导“双十二”政变的全斗焕、卢泰愚（两人相差一岁）等人在朝鲜战争期间还只是初级军官或者普通士兵，直到1961年朴正熙夺权之后才开始进入快速上升通道。朴正熙有意扶植这批根基单薄的青年将校对资历深厚的陆军元老层形成牵制，更默许全斗焕组建“一心会”等忠于“维新体制”的军内社团，形成了一整套人事关系网络，最后更任命全斗焕为负责军队情报系统和防谍作战任务的保安司令官。全斗焕赖以策动“双十二”政变的基础，正是他在“一心会”中的同僚，以及保安司令部在一线部队中的渗透、操控能力。1961年朴正熙发动“5·16”政变时，上尉全斗焕还只是首都军队中的一个小人物；但在18年后，这个庆尚南道农民之子凭借多年一以贯之的经营，一举扳倒许多资历、才干等远胜于他的陆军高级将领，强行挤进了韩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在“双十二”政变中被叛军逮捕的参谋总长郑昇和大将，晚年出版有回忆录《将军之夜》，怒斥这场兵变“完全是全斗焕为满足一己私欲实施的丑恶行径”。但以政变结束后的形势论，新军部势力要使非法夺得的权力变为长期化，远没有那么便利。一方面，尽管崔圭夏政权早在10月27日就以“防备北方趁机入侵”为理由，在全国宣布戒严状况，但朴正熙在世时对反对派政治家的人身禁令也得到了解除。首尔等地的工人、学生争相举行抗议示威，对非法夺权的军人集团形成了压力。另一方面，全斗焕发动兵变的公开理由是“陆军高层牵涉朴正熙遇刺案件”，但随着军法会议对刺客金载圭的审判临近结束，这一谎言即将不攻自破。即使全斗焕已经违规宣布由自己兼任中央情报局长、统揽了军队和国家两大情报机器，遭遇全民孤立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
在这一背景下，全斗焕先是决定尽快处决金载圭，就朴正熙遇刺事件盖棺定论，同时秘密筹划将全国戒严的时间进一步延长、范围显著扩大，以便合法地借助军事机器排除反对势力。1981年5月17日，新军部集团强迫崔圭夏发布“第10号戒严令”（扩大非常戒严令），宣布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一切公开政治集会和示威，各大学无限期休课，禁止工人离开劳动场所或发动罢工，出版、新闻和广播机构也要接受军人的严苛审查。为了预防反对党领导人利用国会作为舞台、实施合法质询，戒严司令部派出军队强行占领了国会议事堂，以“涉嫌金融犯罪”“教唆学生罢课”等罪名逮捕了金大中、金钟泌、李洛厚等26位最有影响力的议员，“三金”中的另一人金泳三也被软禁在家中。至此，国会的运转已经陷入停滞，暴力成为了唯一的政治裁决者。然而，在遥远的南方、毗邻金大中故乡全罗南道的光州市，占领街道抗议军人集团武力干政的学生和民众并未就此被吓倒。5月18日，即戒严令扩大的第二天，奉命开入光州执行封闭大学任务的空降兵部队遭到了数万名民众的阻拦，封锁行动逐步上升为暴力冲突。全斗焕坐镇首尔、调遣大批正规军向光州进发，诬称“当地发生了由（北）朝鲜政权煽动的武装叛乱”，下令动用一切手段镇压抗争者。光州民众则自制简易武器并打开了当地的部分军械库，宣言誓死保卫城市。零星的冲突和对峙持续了将近一星期，由于军队开始使用实弹进行弹压，民众领导层成员决定疏散大部分人群，仅保留少数留守人员。5月27日，光州全市被军队占领。据韩国政府2009年公布的调查数据，此次事件中民众死难和失踪超过600人，另有近3000人受伤。1979年12月8日，首尔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前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左二白衣者）及其七名同党刺杀朴正熙一案。四天后，全斗焕以“陆军高层牵涉金载圭案件”为借口，发动了“双十二”政变（人民视觉供图）
光州事件的结束，标志着后朴正熙时代韩国短暂的政治“解冻”落下帷幕。反对力量最重要的政治领袖金大中被诬陷为“武力叛乱”的总后台，由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再无人可以制约全斗焕的野心。8月16日，形同橡皮图章的崔圭夏总统黯然辞职；11天后，全斗焕作为唯一候选人，经统一主体国民会议选举为总统。但这不过是韩国整个政治体制重新回归威权化的开始：10月22日，在全斗焕授意下草拟的第八次宪法修正案通过公投正式获得承认，总统任期重新变为7年，由新的选举人团通过间接选举方式产生，不可连任。不过，修正案同时还规定“关于总统任期计算的条款不适用于现任领导人”；换言之，已经成为事实独裁者将近两年的全斗焕可以在新宪法下再度当选，重新开始一个7年长的任期。1981年2月25日，韩国举行了过去4年中第四次总统大选，全斗焕以90.2%的得票率毫无悬念地当选，第五共和国的历史正式开始了。在2000年的一篇社论中，韩国知名大报《东亚日报》曾经以相对公允的口吻评价过全斗焕政权的经济政策：“全斗焕本身不懂经济。有鉴于此，他组建了以已故的首席秘书金在益等人为主体的经济小组，让他们专门负责经济问题，而总统只起保护伞的作用。在这样的环境下，全斗焕政府虽然存在围绕政权正统性问题产生的争论，但在经济方面却能克服（8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为国家繁荣奠定良好的基础。”朴正熙时代政府过度干预经济运作、滥发货币的做法到70年代末期已经暴露出负面影响；而全斗焕重用的金在益、司空一等“海归”经济学家确立了加大扶持私人企业、信赖市场机制以及进一步利用外资的新路线，同时力排众议加速发展电子工业和半导体产业，为国民经济注入了新活力。从1982年到1987年，韩国GDP年增长率回升至9.2%，同时通货膨胀和负债等情形得到了显著改善。经济成就也因此成为全斗焕最为津津乐道的“个人遗产”。1984年9月6日，时任韩国总统全斗焕（右二）偕夫人李顺子（左二）访问日本东京，在赤坂迎宾馆受到裕仁天皇（右一）的欢迎 （人民视觉供图）
但在另一方面，光州事件的余波始终不曾真正平息。随着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速，新兴中产阶级已经无法满足于全斗焕政权的所谓“3S政策”（指Sports体育、Screen电视和电影屏幕、Sex软性色情）提供的有限娱乐放松，重新将矛头指向了政治权利分配问题。从1979年到1987年，韩国每年收押的政治犯人数由不足400人一路上升到2000余人，逐渐超出了暴力机器的控制范围。抗争的矛头甚至进一步指向了新军部政权的外部支持者美国——从1980年到1982年，光州、釜山、大邱等地的学生和民众5次纵火焚毁当地的美国文化中心，表达对里根政府支持全斗焕镇压光州抗争的不满。到1986年金大中、金泳三等人发起“千万人改宪签名运动”，要求废止第五共和国宪法、恢复全民直选总统时，尽管全斗焕政权的警察冲入超过100所大学校园抓捕示威者，但已经无法禁绝自下而上的变革呼声。森山茂德在《韩国现代政治》中不无敬意地指出：历经20多年的默默耕耘与流血牺牲，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工人、农民、学生三个群体的动员能力和政治意识已经有了质的提升。在层出不穷的抗争中，他们形成了一股军事暴力无法轻易压服的真正“民间力量”，要求结束军人专政、开启真正的全民政治参与。第五共和国的系统性危机在全斗焕任期届满前就已经暴露无余。
与同样经由军事政变上台、任内厉行高压政策的朴正熙“维新政权”相比，以新军部集团作为后盾的全斗焕延续了过往的秘密献金制度、“暗室外交”等旧例，但在私德方面受到了更多严厉批评。朴正熙通过扶植本土财阀，再以“资金回流”等渠道支持执政党的方式巩固精英集团对他本人的忠诚，但个人操行尚可称清廉，对官员贪腐现象也一再施以严厉打击。而全斗焕为了维系昔日原为同僚，如今却变为下属的“一心会”成员对第五共和国体制的效忠，不仅近乎随意地滥封官职，对家族成员及其亲属介入政商活动、培植裙带关系的行径也持纵容态度。在此背景下，“五共”政权建立的第二年，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张玲子事件”——总统夫人李顺子的亲戚张玲子及其丈夫、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李哲熙通过插手银行放贷业务、倒卖和伪造期票等途径，非法获利达2.5亿美元之巨，并一度控制了整个韩国货币供应量的17%。这一丑闻造成两家大型综合会社破产，首尔股市遭遇重挫。而两名当事人虽然被判处15年徒刑，但最终都提前获得假释。受“张玲子事件”牵连，上任刚刚半年的刘彰顺内阁宣布倒台，有11位部长自行宣布辞职，4人事后被罢免，新政权的公信力自此荡然无存。进入1987年，任期临近尾声的全斗焕已经公开拔擢多年的下属卢泰愚作为内定接班人，并寄望第五共和国体制在他卸任之后仍能得到延续。但从这年6月初开始，以首尔大学学生朴钟哲被内务部警员刑讯致死、全国性抗议示威再起为导火索，韩国爆发了光州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六月民主抗争”，要求废止“五共”宪法、恢复总统和国会议员直选。抗议学生和工会成员、首都工商业各阶层共同行动，造成巨大国际影响，已经使世界舆论质疑韩国还能否在一年后如期举办首尔奥运会。内忧外患之下，地位尚未合法化的卢泰愚提前走上前台，公布了“6·29宣言”，宣布将在1988年2月全斗焕的7年任期结束后实行新宪法、举行总统直选，结束新军部威权政体，实现民主化转轨。当年10月底，韩国以全民投票的方式通过了执政党和多方在野势力共同起草的第九次宪法修订案，生效日期始于全斗焕卸任次日的1988年2月25日。第五共和国的丧钟敲响了。1988年2月25日，全斗焕的政治继承人、韩国新任总统卢泰愚在青瓦台发表就职演说。以1987年修订后的新宪法正式生效为标志，韩国政治史进入了延续至今的第六共和国时代（人民视觉供图）
1987年12月16日，在恢复全民公投后的第13届韩国总统选举中，卢泰愚击败彼此存在分歧的3位在野党候选人“三金”，成功赢得5年任期，也使对“双十二”政变以及整个新军部集团的清算被大大延后。但这对全斗焕的个人命运帮助甚微：卸任仅仅两个月后，前总统的胞弟全敬焕因为收受巨额贿赂被捕，随后前“第一家族”的8位近亲也陆续由于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盗窃公共财产以及贪污等问题陷入法律诉讼。四面楚歌的全斗焕发表了一份“谢罪声明”，宣布“捐出一切个人财产和剩余的政治献金”，并辞去执政党名誉主席一职，随后偕夫人李顺子隐居到江原道的百潭寺，“闭门思过”两年多。热门韩剧《请回答1988》曾经专门再现了这一场景：昔日不可一世、自我感觉良好的独裁者，如今完全不敢现身于公众视野中，只能在乡间古寺中栖身。但迟来的审判终究无法逃脱。1995年，韩国国会通过“5·18特别法”，开始就全斗焕、卢泰愚等人主导镇压光州民主化运动、发动“双十二”政变以及侵吞秘密政治献金等历史问题进行清算。1996年8月26日，首尔地方法院判决全斗焕主动参与军事叛乱和内乱、谋杀上司未遂以及受贿等4项罪名成立，应处死刑，后者提出了上诉。1997年4月17日，韩国大法院终审判决：全斗焕军事叛乱、内乱以及贪污受贿3项罪名成立，应处无期徒刑，并追缴非法所得共2205亿韩元。由于当时韩国正面临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同年12月，金泳三总统决定对全斗焕和卢泰愚实施特赦，以显示政治转型并非针对个人的迫害，但保留了罚没财产条款。1980年5月“光州事件”平息后，一名当地男孩手捧在武力镇压中遇难的父亲的照片。对光州民主化运动的重新评价贯穿在韩国政治转型的整个过程中，也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视觉中国供图）
已成历史人物的全斗焕再度活跃了起来。不同于低调隐居、多次向国民表示谢罪的卢泰愚，全斗焕从未放过一切自我辩白、洗刷历史责任的机会。获得特赦之后不久，他就公开宣称“存折里只有29万韩元”，拒绝缴纳罚金，全然不顾自己的子女亲属个个身居豪宅、在商界呼风唤雨的事实。2013年，韩国检察厅一度宣布禁止全斗焕的十余名近亲出境，以追讨被转移和藏匿的全氏家族非法资产。不过截止到全斗焕离世，判决书中载入的2205亿韩元罚金仍有956亿不曾缴清。而在2017年出版的个人回忆录中，他更是主动启衅、否认自己在光州事件中下达过镇压命令，因此遭到死难者家族的起诉。而全斗焕在法庭开庭审理这一案件时，竟以“罹患阿尔茨海默病、记忆丧失”为由拒绝出庭，随后却身形矫健地出现在高尔夫球场，表情颇为自得。全斗焕时代已成往事，但保守的意识形态以及勾心斗角的政治戏剧在今日的韩国远未消亡。从卢武铉的死于非命，到朴槿惠因“闺密干政门”下狱，再到李明博沦为阶下囚，“总统的厄运”在当代韩国政治中是无法回避的命题。排版：阿田/审核：张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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