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的,「艺术家的生活」到底是哪种生活?

2022-05-14 星期六


一谈到「艺术家的生活」(the artist's life),我们就开始不自觉地代入那些古老的浪漫迷思:冬天的阁楼,呼啸的北风从缝隙间穿过;消融的夜,在普通酒馆饮啜苦艾酒;口袋是空的、头发是乱的、前方可见的命运是疯人院。不妨再读一则公元前 4 世纪末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哲学故事。它讲述了一位某领地的君主(宋元君)召见艺术家去做委托创作的故事。画师们顺从地在他面前站成一排,拿着画笔和墨,准备竞争这份工作 —— 除了一个人,他拖到很晚才来,脱去衣服,坐在地板上,然后开始画画。宋元君说这样才是真正的画家。(出自《庄子 · 田子方》,成语「解衣般礴」。)

「艺术家的生活」这个词意味着: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我们不会立马对保险代理或水管工的生活展开热烈的想象。正如文化评论家 Arne de Boever 在《反对审美例外主义》(Against Aesthetic Exceptionalism)中所言,我们谈论艺术的虔诚方式赋予艺术家一种类似于君主甚至神的最高统治权,这让艺术家可以逾越世俗法规。因此,艺术家仍是一种「集体幻象」,一种边缘性反抗的想象,对陈规和资本的勇敢抵抗:他们拒绝传统的、束缚灵魂的工作;不需要上班打卡、对老板有求必应;不用取悦任何人,只取悦自己。在创作过程中,艺术毫无套路可言,而是一种「恩典时刻」(a moment's revelation,海德格尔把这样的瞬间称为「恩典时刻」):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狂热的产物 —— 艺术家也会担心这样的时刻一去不返。


谁在背后支持这一切?我们想将艺术视作超越商业的纯粹之物,但艺术家得吃饭,需要客人。把艺术品变成商品,那等于把艺术家变成创业者,他们的收入来自赞助人、政府补助或信托基金;或者向体制投降,找一份普通的工作 —— 那是焦虑的父母们观念中「真正的」工作。尽管如此,浪漫不死。就算我们不得已接受了普通人的命运就是打工,也可将其「浪漫化」解读:劳动的艰辛会成为艺术家独特的苦难体验 —— 因为它偷走了追求更有价值事物的时间。所以,通常我们会对有资金赞助的艺术家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成功来得轻而易举,也没有为艺术吃尽苦头。相反,对于那些如普通人一样劳作的艺术家,我们会抱以最大的敬意:他们忍受着平凡生活的单调沉闷的劳作,为了去创作第二种生活 ——「艺术家的生活」。

这种劳作也成就了新的故事,成为一种「超人」能力的证明:在数小时的枯燥工作后,仍可保持头脑敏锐和灵魂完整。德国电影制片人 Werner Herzog 上夜班去焊铁、美国小说家 Octavia Butler 在薯片厂监测质控 …… 这些故事都让人激动不已。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作曲家 Philip Glass 为澳大利亚籍艺评家 Robert Hughes 上门安装洗碗机,Robert 大为震惊。美国诗人 Wallace Stevens 从事保险行业近 40 年直至 1955 年离世,那年他获得了普利策诗歌奖。有时,一位创作者可在两个领域均成就斐然,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Toni Morrison 是作家,也是兰登书屋(Random House)首位黑人女编辑,这两个身份都足以改变美国文学进程。在以小说家身份成名后,Morrison 仍从事编辑十余年:20 世纪 70 年代,Morrison 先后出版了 Toni Cade Bambara 具有开创性的小说(以非裔美国人为叙事主体的小说),以及社会活动家 Angela Davis 和 Huey P. Newton 的呼号之作。


即便有幸能全身心投入创作,艺术家也不得不处理诸多杂事:从项目预算、资源调配到团队管理 …… 有一种对艺术天赋的误解:其为妙手偶得,毫不费劲 —— 若信奉此观点,会导致懒惰、纵欲。如果懒惰可以成事,那些刻苦训练、反复练习的时光;吸着油彩浊气、扯掉接缝从头再来的苦功;一遍遍计算、苦读书籍或在钢琴上来回弹奏音阶的日日夜夜都算什么呢?音乐圈有句话:「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评论家知道;三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从上世纪的美国爵士乐小号手、歌手 Louis Armstrong 到波兰钢琴家 Ignace Jan Paderewski,这些音乐家无不在印证着这句格言。钢琴家 Ignace 的另一个身份是波兰总理,他也是 1919 年《凡尔赛和约》的签署人。

除了练习,那些「放空」也是创作:无论是面对画布、纸张或舞台,也只是单纯「放空」—— 那是意识试图设下锚点并运作。在旁人眼中,这像是无所事事。可能,「艺术家的生活」根本不存在,至少不会极致到随心所欲、我行我素;但是,或许在一个更适合提高生产力和最大化效率的世界里,允许一种「艺术家的生活」。


从前,艺术家和工匠几乎没有区别。那些创造艺术的人首先被认为是劳动者 —— 同样是用手在劳作。「艺术」(art)一词最初也并不意味着什么高级的、脱离日常生活的事物。它源自拉丁语「ars」,由希腊语「techne」翻译而来,techne 简单来说就是「技能」:「造物搭房,塑像造船,做床架、锅和衣物等,以及指挥军队,测量场地和影响观众所需的技能」,波兰哲学家和艺术史学家 Wladyslaw Tatarkiewicz 在《西洋六大美学理念史》(A History of Six Ideas)中写道。

如今被我们视为艺术(fine art)的,在古罗马人眼中则是庸俗的,在中世纪学者眼中是「机械的」。绘画、雕塑、建筑、戏剧、服装制作、烹饪,均被视为身体而非心灵的追求,与医学和农业一样,都是实用的专业知识。音乐直接被忽略了 —— 它是数学的子集之一;至于诗歌,则是「哲学或预言,祷告或忏悔」。工匠要从学徒做起,接受相关培训,以符合行会制定的标准,这是早期保护消费者和实施品控的方式。(亚洲和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有类似的体系。)工匠因严守工艺程序、手艺精湛而受到尊重,但他们不是具有独特洞察力和远见的创新者。


即便是在 15、16 世纪的欧洲,绘画已经上升到人文艺术高度,博闻强识如达·芬奇也依旧认为,雕塑只是手工模仿而非创造发明 —— 它只是未加思索地再现了这个世界上已然存在的东西。这一观点,让更年轻的一代人,如米开朗琪罗等不以为然。此时,艺术家这个角色开始受人关注,新兴商人阶级试图通过定制私人肖像画、购置艺术品等来彰显自己的权势。16 世纪的意大利画家 Giovanni Battista Armenini 讥讽那些对艺术家抱有偏见的人,这些人认为艺术家是邪恶和反复无常的生物;同时,一些无知的艺术家对此也有责任,他们觉得装出忧郁和古怪的样子会让自己与众不同。

Tatarkiewicz 指出,人们对艺术家看法的转变与欧洲的经济衰退是同期发生的,这使得艺术变成有吸引力的替代投资。但要使艺术具有地位,就必须把创作艺术的人与普通劳动者区分开来。将艺术家从工匠中分离出来是一种价值序列的重新制定:既是审美上的,也是收入上的。到了 18 世纪,欧洲已经实现了这种观念转变:艺术家不再是辛劳的,甚至被匿名的工匠,而拥有了崭新的群体画像,成为将更高真理传递给世人的天才。但这份崇高不一定会转化为物质回报。在创作这件事上,可能是「越穷越好」,关于「艺术家的生活」的迷思包含着:艺术家一生被贫穷折磨,甚至需要贫穷和折磨才能做好创作。20 世纪初,混迹巴黎的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寂寂无闻,生活在肮脏逼仄的环境中,甚至需要焚烧自己的画作去取暖以防冻死。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曾在《娱乐何为:解构西方激情叙事》(Good Entertainment: A Deconstruction of the Western Passion Narrative)温和地抨击:西方世界喜欢二分法。如果我们把善与恶、天堂与尘世、高与低、应该如何的世界与本来如何的世界 …… 这些区别抹除,那么艺术就无须刻意追求「超越」,去强调「差异性」—— 一种从虚假世界脱颖而出的特征。对艺术、对创作的坚持耗人心神,艺术家永远在痛苦的欢欣中摇摆。为什么要把艺术家从寻常职业中单拎出来呢?这如同把螺母和螺栓分开。为何不能在日常和伟大中达成和谐?

在宗教语言中,与「超越」相对应的是「内在性」(immanence):相信崇高存于世间万物,而非人类不可感知的世界:永恒存于一瞬和蜉蝣(意指微小生命)「艺术家观照世界万物,充满爱意地凝视、讲述每天日常。」韩炳哲写道。我们定义一个艺术家,不是看他 / 她有多么伟大,而是留意其劳作:那些笨拙的修补,在泥土中挖掘,他 / 她会默默关注那些看似最普通和微不足道的细节 —— 不是要打开广阔的宇宙天地,而是关怀最微小的生命。


建筑师 Toshiko Mori 在自家花园里种植胡萝卜是「创作习惯之一」,编舞 Raja Feather Kelly 在等地铁时会思考到站时间的不确定性。这些艺术家而言 —— 他们未必都自称艺术家 —— 生活徐徐展开、回旋、偶尔停转。有琐碎家务,也有各种工作之余的休憩。分针和时针向前转动,不是在累计我们所认为的「工作日」,我们要区分的从来不是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而是艺术创作(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和维持生计的区别。某种程度上而言,艺术家必须像运动员一样,为了让自己恢复到最佳状态,时不时地给大脑来场冰水浴。

创作本身并不囿于时间和地点。概念艺术家 Rirkrit Tiravanija 甚至连一处工作室都没有:「我不会醒来就到一个地方,坐下来开始创作。」相反,一天,一生,无不是创作时间,永远没有所谓的适可而止,也不可能历历尽数、一览无余。19 世纪的法国作家 Gustave Flaubert 曾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花 5 天的时间写一页的篇幅。要怎么解释在反复弹奏的相同和弦中,突然莫名出现的曲子?怎么看待开幕之夜,后台喧嚣混乱、仿佛末日即将来临,然后突然间安静得连一根针掉下来的声音都清晰可闻?又如何解释决胜前那无边无际的沉寂?


30 年来,艺术家 James Nares(现称 Jamie)的创作向来都是兼具极简主义和极繁主义的巨幅一笔画。她说,「完笔只在须臾间」,但要花上数天的时间造型、调动肌肉记忆,以及最关键的,犯错,每次错了就要刮掉,清除干净后,在空白的画布上重新开始。人们看到的完工作品、表演、艺术品都只是冰山一角,其背后隐藏了很多辛劳。

尽管如此,这仍是一种激进的创作理念,尤其是在当下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接受的教育是身份对应生计,创作就是为了赚钱,正确的生活节奏就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按部就班地出生,上学,到办公室、工厂、磨坊或农场工作,然后死亡。「休闲娱乐,即便再神圣严肃也要为工作和生产的世俗让路,」韩炳哲在《消失的仪式感:当下拓扑学》(The Disappearance of Rituals: A Topology of the Present)中如是写道。没有娱乐,生活「像是仅仅为生存。黯淡无光、缺乏主权、松散不堪」。我们这些打工人在一个贴着休闲标记的时间窗口内圈地娱乐,这样短暂的休息只是用来印证工作的中心地位、乏味。


相较而言,艺术作品显然毫无生产力可言,甚至是站在了其对立面。韩炳哲写道,「诗意无产出」,剑指诗歌将语言贬斥为「信息交流」的一种方式。正如 20 世纪法国文化理论家 Jean Baudrillard 笔下的描述,「诗意是语言反抗自身规律的产物。」同理,其他艺术也是功能实用、效果最佳、久经考验的对立面。奢侈过度的不是艺术家的生活,而是艺术。丰富也好,简朴也罢,坚持使用某种特定的布局,或摈弃那些颜色、形状、纹理、姿态、声音和文字,不论其充满意义还是空若无物,也不管它可能会解决当今最紧迫的问题,抑或是只为向世人宣告「这很美」或「我在」,这才是艺术的「奢侈」所在。

美国哲学家 C. Thi Nguyen 在《游戏与能动性艺术》(Games and the Art of Agency)一书中指出,任何游戏都会有两种玩家:「为胜利而战的成就型玩家和因付出了努力而萌生了胜意的努力型玩家。」艺术是创造、斗争的理由,也终将回归自身。艺术家的努力不是为收获最多的战利品、在虚拟世界中大杀四方或争夺大奖,只是为了参与游戏、量角测边、延长时间,也许再想办法破解这个世界的奥秘,改变规则,解救所有人。胜利只是昙花一现。最棒的游戏永无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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