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nley Yu 啜饮着咖啡，环顾着身边有65年历史的家族餐厅。
“皇后咖啡馆(Queen's Cafe)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家餐馆，我和它一起长大，它是我人生的一部分。我依然记得祖父下班回家时，身上没有散去的厨房味。”
祖父 Misha Yu 是1952年开店的，第一家总店就在几个街区之外，北角的英皇道（King's Road）上。那之后，皇后咖啡馆陆续开了三家分店，现在的店铺便是当年的其中一家，原来的一些点缀装饰仍然存在。
复古壁灯，还是原来的，没有变。它们与其他装饰融为一体。深色的木桌、皮革长椅和白色窗帘，唤起了已经逝去的时代。
菜单也是如此。
1950年代，香港白俄餐厅里的英文菜单
尽管皇后咖啡馆的食物，经常被当成二战后出现的“豉油西餐”——颇具香港特色的融合西餐。因为较为迎合香港人的口味和实际环境，所以常见于香港的平民化茶餐厅、快餐厅。
但实际上，它的菜品和风格继承并改良自白俄移民（Russian émigrés）经营的餐厅，这些地方当年在香港曾名噪一时。
罗宋汤、炖牛肉、基辅鸡，Stanley Yu 列举了皇后咖啡馆的几个经典菜肴。他的祖父 Misha Yu 曾在上海的俄国餐馆接受培训，来到香港后，便开始制作自己拿手的菜肴。
“早在1950年代，香港就有很多俄国人。当年香港的西餐，就是俄国餐。”
历史上的香港一直扮演着中转站的角色，走他乡的中国人在这里歇脚，然后前往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或者英联邦国家。
曾经强大过的社区，随着时间慢慢消失掉在历史中。比如早期的葡萄牙人社区，他们曾主导过当地生活将近一个世纪，但最后没落消失。俄国人也是一样，他们来了又走了——但并不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当1917年革命让沙俄崩溃时，数百万不认同新政权的人们逃离国家，去往世界各地。1920年代中期，他们中大约有30万人生活在中国，主要是在哈尔滨和上海。那时的哈尔滨，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的殖民地，白俄在亚洲的“流亡总部”，东方小巴黎。到了1924年，中国正式承认苏联，这些逃离俄国的白俄就成了事实上的，无国籍人士。许多俄国难民都在努力地寻找工作，在日渐不稳定国家里漂泊谋生。一些人曾经在沙俄的军队中服役过，于是他们在中国就转而成为了保安或者警察。1930年代初，香港警察一共雇佣了30名白俄，他们加入了一支总计有100人的反海盗道特别部队。
1930年，香港警察中的白俄George Pio-Ulski 就是流亡白俄中的一员，这位音乐家在1924年从海参崴逃到哈尔滨时还是个少年。他途经沈阳、北京和青岛，最后到了上海，他在管弦乐队找到了一份工作，穿梭于不同的酒店表演。1934年，在圣乔治酒店工作时，他在酒店舞厅里遇见了跳舞的格鲁吉亚姑娘 Lila Nozadze，很快，两人便开始约会了。
第比利斯，1910年
1917年，她的母亲住在阿塞拜疆的巴库，当时她接到军人丈夫的电话，说他随着撤退的白俄军队逃往了海参崴。随后，母亲便踏上了近12000公里的旅程去与他会合。在这次漫长的航行中，Nozadze 出生了。一家人在海参崴团聚后，南下到上海，在那里打零工度日。1937年秋天，日本入侵上海，Nozadze 和 Pio-Ulski 再次逃亡，这次他们逃到了香港。Pio-Ulski 是个大忙人，在各大酒店的管弦乐队中奔波演奏。Nozadze 在当地一家服装店工作。
Nozadze 和 Pio-Ulski在香港深水湾，1939年
“从当时所有照片上他们的笑容来看，我认为那些年，他们两个是幸福的，”夫妇的女儿 Nona Pio-Ulski 说。1941年12月，日本入侵香港，幸福生活被彻底打破了。作为无国籍难民，Pio-Ulski 和 Nozadze 侥幸逃过了被送到集中营的命运，因为他们没有被认定为“同盟国公民”。但根据历史记录，他们曾经为英国情报机构效力过，关于此，父母从未谈论过。他们从不谈论战争，甚至从不谈论过去，Nona 回忆说。
二战后的1947年，Nona 出生。她回忆说，自己的青年时期，在香港过得很舒服。
Pio-Ulski 身着黑衣领衔乐团，1946年生活很甜蜜。她的父亲继续演奏音乐，也开始在政府担任公务员，并最终在香港电车公司找到了一份安逸的外籍人士工作。他们一家曾住在摩理臣山（Morrison Hill）的公寓楼里，楼上邻居也是白俄。在父亲被香港电车公司雇佣后，他们搬进了乐活道（Broadwood Road）公司分配的房子。那是一座三层楼的大房子，有一个大花园，里面有三棵凤凰木。社区生活围绕着俄罗斯东正教会展开，东正教香港教区于1934年在九龙塘开设，来来往往的白俄在这里祈祷，然后去往更远的地方。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大约有2万名白俄难民通过香港转向全球各地。Nona 的父母被几十年的战争和流亡所困扰，他们渴望塑造一个新的身份。
她回忆说：“我的父母几乎不对我和妹妹说俄语——他们希望我们像英国人一样长大。父亲甚至将我们姐妹的姓氏从 Pio-Ulski 改为 Parks。”但当时的香港是一个高度分层的社会，英国殖民者并不会立马就平等接受和对待俄罗斯难民。1949年后尤其如此，当时大陆的俄国人大批迁往香港。当他们到达香港时，发现自己面临着歧视和低工资的恶劣待遇。“在殖民地的日常生活中，针对亚洲人的限制和禁忌，之于俄国人一样有效。”历史学家 Robert A. Bickers 在他的著作《不列颠在中国（Britain in China）》中指出。
1950年代的香港白俄社区聚会殖民政府最初计划在大屿山为新来的难民建立难民营，但最终决定将他们安置在寄宿家庭和其他私人住所。许多白俄靠当家庭帮工和建筑工人挣钱，靠联合国援助的津贴来贴补家用。作为在香港出生的人，Nona 被认为是英国人，特别是在她的家人改名之后。但她仍然遇到过敌意。“别人会问我来自英国的哪个地方，我说，事实上，我不是英国人，当我告诉他们我的背景，我的整个家族经历后，他们突然就不那么友好了。”她曾一度与一名英国海军军官订婚，但当他意识到与俄罗斯人结婚会妨碍他的军事生涯时，就把她甩了。
1950年代，Nona 一家四口
与此同时，俄罗斯餐馆开始大量在城市周围出现：谢里科夫（Cherikoff's）、尚特克勒（Chantecler）和特卡琴科（Tkachenko）是其中几个比较著名的例子。俄式面包店生产俄国风味的蛋糕和甜点，餐厅提供大量的俄国和西方菜肴。比如，位于尖沙咀汉口道的尚特克勒餐厅的每日套餐，以精选俄罗斯开胃菜开始，然后是罗宋汤、炸鱼薯条和鸡皇（chicken à la king）。甜品是冰激凌，还有咖啡或茶——真可谓是英法俄餐食集锦。“我的一些学生仍然记得特卡琴科的蛋糕，”2008年从莫斯科搬到香港的俄语教师 Irina Ustyugova说。“即使在今天，如果你看看像马克西姆这样的当地面包店的蛋糕，都有一层层的奶油——这就是俄罗斯人装饰蛋糕的方式”。大多数白俄在1960年代初离开香港前往澳大利亚和美国。在香港完成学业后，Nona 在汇丰银行工作，直到1974年，她父亲从电车公司退休，然后全家人离开香港，移居到澳大利亚珀斯，和亲戚生活在一起。她说：“我讨厌这种生活。在香港有家的感觉，但当我来到珀斯时，我被嘲笑为一个新澳大利亚人”。不过，西澳首府的生活是可以负担得起的，Nona 很快遇到了一位名叫 Philip Langley 的皇家海军军官，她后来嫁给了他。她笑着说：“他跟一般的英国人不同——他不介意与有俄国背景的人结婚。”Nona 只在1980年回过一次香港，物是人非，已不再有家的感觉。当她在珀斯养家糊口，陷入生活的重围时，关于过去的记忆便被搁置，一放就是几十年。她说：“直到我父母去世后，我才发现了这个装满东西的大箱子，里面全是照片和旧物。我诅咒自己，在年轻时竟然没有对这些感兴趣”。Nona 现在运营着一个网站，深入研究她的家庭和中国更广泛地区的白俄社区历史。她并不是一个人在努力。许多20世纪的俄罗斯移民在社交媒体上重新联系起来，交换回忆。2017年，香港讲俄语的外籍人士发起了首届俄罗斯文化周，其中包括步行穿过跑马地公墓，历史学家和记者 Kira Pozdnyaeva 跟着大家一起讲解当地俄罗斯社区的历史。Irina Ustyugova 说，白俄历史为她在香港的经历增加了一层意义。“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消失的一部分，很可惜，我没有机会见证它的存在，”她说。今天，香港有大约2000名俄罗斯公民，而来自哈萨克斯坦等前苏联国家的讲俄语的人，则更多。然而，历史上的白俄社区已经消失了。但社区的遗产仍然存在，至少在香港的美食中，白俄人留下了来自东欧的传统。罗宋汤是茶餐厅的宠儿，深受喜爱，尽管香港版的罗宋汤是用西红柿和卷心菜，而不是甜菜头制成的。在皇后咖啡馆，许多顾客是祖孙三代，他们都是港味罗宋汤的忠实粉丝。Stanley Yu 说他打算尽可能忠实于祖父的愿景，把白俄菜传承下去。他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没有人会这样做。因为，我们是最后仅存的几家之一了。”编写：吴鞑靼
原作者：Christopher DeWolf
zolimacitymag.com/why-do-hong-kong-restaurants-serve-borscht-the-overlooked-history-of-russian-hong-kong
Nona 运营的网站：pio-ulski.com
1972年，苏联艺术家维伦·卡拉卡谢夫创作了纪念加加林与“斯普特尼克”卫星的海报。上面的俄语部分，是尤里·加加林的名言：我们点燃了太空时代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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