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针对论文《知青的到来：上山下乡与中国农村教育（Arrival of Young Talent: The Send-Down Movement and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的一篇论文解析，该论文于2020年11月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AER）》杂志上。该研究作者包括Yi Chen, Ziying Fan, Xiaomin Gu, and Li-An Zhou。
研究背景与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两年后，1968年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约1600万城市青年到最广大的农村定居并参加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到农村去的下乡青年多数是初中或高中毕业生，在当时他们去的农村非常贫穷，几乎很少有人接受过小学教育，因此下乡的知青大多被安排的工作是教育农村儿童。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下乡运动对农村教育带来的预期之外的影响，大规模知青来到农村，如何使当时中国农村约2.45亿学龄儿童受益？具体来说，前所未有的知青下乡运动，使得农村儿童有机会接触到教育程度更高的知青，这会对农村儿童的受教育情况产生什么影响？
数据来源与处理
作者从3000多本地方志中搜集文化大革命时期每个县接收的下乡知青的数量，构建一个县级数据库，并将县级数据与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相匹配。
地方志：接收知青的数量来自地方志记录。以1968-1977年县接收的知青数量与1964年县总人口的比值衡量知青密度。因为1964年是中国第2次人口普查的年份，60年代有县级人口数据的年份只有1964年；1964年的总人口数据也没有受到知青流动的影响。在中国2868个县中，2521个县有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一步剔除北京、天津、上海的52个县区，其他省份地级市市辖区的430个县区（它们更可能是知青流出地），在余下2039个县中，作者搜集到1843个县的知青数量，最后去掉缺失1964年人口数量的70个县。作者还从地方志提取到师生比、粮食产量、教育支出、文革期间受害者数量等数据。考虑到地方志有些县的数据缺失是否会造成选择偏差问题，作者将自建的县级数据与Gu（2009）的国家层面数据、CFPS2010年受访者数据进行比较。
1990年人口普查：下乡运动之前，大多数农村儿童最多接受到小学教育，因此作者根据农村儿童的小学教育阶段是否与大规模的知青下乡运动时期重叠，来定义与知青的接触，在稳健性检验中更换以初中教育重新分析。论文关注1946-1969年的出生队列，1956-1969年出生的队列为处理组，1946-1955年出生的队列为控制组。选择1956年作为开始年份，因为大规模下乡运动始于1968年，1956年出生的队列在这一年是在小学的最后一年（12岁）；选取1969年结束的原因是，1969年出生的队列在1976年开始上小学（7岁），1976年之后知青陆续回城了。
选择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原因：第一，1990年受知青影响的农村儿童队列已经能够完成受教育阶段了；第二，1990年大部分知青已经回城，避免由于将知青统计在农村人口中所带来的偏误；第三，1990年中国国内的劳动力流动仍然受到严格限制，能够自然地剔除劳动力流动对研究结果的干扰。
被解释变量为教育年限，也设置了是否完成小学/初中教育作为可选择的教育结果指标。最终收集了1946-1969年出生的队列，其中2775879个农村样本，419847个城市样本。农村样本是主要关注的样本，城市样本用于对照。
识别策略
A cohort DID（Duflo，2001），两种差异来源：第一，每个县的知青密度不同；第二，同一个县内部，不同儿童能否接触到知青取决于他们的上学阶段与大规模知青下乡运动的时期是否有重叠。cohort DID模型设定如下：
论文估计的知青对农村教育的效应是一个保守的下界估计。第一，论文将1946-1955年出生的队列作为控制组，即使知青到来时他们已经过了小学教育的年龄，但仍可能从知青或更小的同伴中获益，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低估了知青效应。第二，论文有一个前提假设，即假设60年代、70年代在农村接受小学教育的农村人，到1990年人口普查时仍然待在原来的县，在当时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下，这很可能是现实，但也不能排除有少数接受了大学教育的农村个体迁入城市。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如果没有下乡运动，教育的队列趋势应该与处理强度无关。文章基于1982年、1990年、2000年人口普查，采用1946-1969年出生队列数据，控制一系列区域和队列特征后，估计知青密度对农村教育的影响系数，结果显示1956年之前的队列中，系数基本在零附近波动，意味着下乡运动之前，不存在与知青密度相关的异质性教育队列趋势。
实证结果
Cohort DID识别结果：知青的到来显著提升本地农村儿童的受教育年限，知青的影响使农村地区受教育人数大约增加了1760万人年。Table 3进行了三个层面的稳健性检验：第一，分别对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进行回归，作为对照的城市样本估计系数不显著；第二，改变教育结果变量的测量方法，采用是否完成小学、是否完成中学两个二值变量作为替代指标；第三，通过移动处理组队列构建两个安慰剂检验，第一个安慰剂检验考察真实处理组（1956-1969）之前的队列，将1946-1950出生队列作为控制组、1951-1955出生队列作为处理组；第二个安慰剂检验考察真实处理组之后的队列，将1970-1974出生队列作为控制组、1975-1979出生队列作为处理组。
异质性效应：在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女孩）和地区（经济欠发达的县），知青效应更强。
作用机制：知青到来显著增加农村教师供给，主要增加民办学校教师供给。侧面印证下乡知青本来的目标并不是改善农村教育，但他们在预期之外发挥了教育农村儿童的作用。教师不是知青影响农村儿童的唯一渠道，他们在正式课堂之外还可能分享自身的故事、思想和技术。
可能的替代解释：Table 6检验了三类可能的替代解释：遗漏本地特征变量（如粮食生产水平、地方政府提升教育的努力）、同时期其他历史事件（农村教育扩张、文化大革命、1959-1961大饥荒）、知青及其子女被统计为农村人口的可能。
知青影响的持久性：第一，1978年开始，知青陆续回城，他们对农村的影响在离开后还存在吗？第二，知青对农村儿童教育年限具有正向影响，那么数量的增加可以转换为人力资本存量吗？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关注的内容与之前和之后有所不同，这一时期工厂和农场的工作会被引入课程学习中。这部分继续检验除教育年限以外的长期影响，包括对待教育的观念、受教育程度、职业选择、结婚时间、家庭规模等。
研究结论
论文从3000本地方志中构建了县级下乡知青数据库，与人口普查的微观个体数据进行匹配，借助队列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知青对农村教育的影响。研究发现：知青的到来显著提升本地农村儿童的受教育年限，知青的影响使农村地区受教育人数大约增加了1760万人年。在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女孩）和地区（经济欠发达的县），知青效应更强。知青不仅在总体上改善农村教育，还助于减少经济社会不平等。知青陆续离开农村后，他们对农村儿童教育带来的正向效应逐渐减少，但从未消失。接触到知青的农村儿童更可能达到初中以上教育水平、从事如教师等高技能职业、对教育的看法更积极正面、结婚更晚、家庭规模更小。这些结果表明知青对中国农村教育的数量和质量都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Chen, Y. , Fan, Z. , Gu, X. , & Zhou, L. A. . (2020). Arrival of young talent: the send-down movement and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11): 3393–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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