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岁上小学？韩国教育改革引发“金勺土勺”争议

“调整小学入学年龄的责任都在我身上……”2022年8月8日，首尔市汝矣岛上，韩国副总理、教育部长朴顺爱深深鞠了一躬后宣布辞职。

因一项小学教育改革计划，朴顺爱担任韩国教育部长仅34天就被迫辞职。

2022年7月29日，朴顺爱向尹锡悦总统汇报工作时称，自2025年起，教育部拟定将小学生的入学年龄从6周岁降至5周岁。

“教育是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我们把入学年龄提前一年，以便社会弱势群体更快地接受义务教育。”朴顺爱在韩国媒体上说。

韩国现行《中小学教育法》规定，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将在次年3月1日上小学。韩国教育部主张将儿童提早纳入公共教育，以便“早日缩小孩子在教育起跑线上的差距”。

朴顺爱在媒体上举出一项研究结论称，“在小学阶段的教育投资比对大龄学生的教育投资效果高出16倍”，以此支持“5周岁入学”的政策主张。

韩国社会对提前入学的反对声浪高潮迭起。

数万人在互联网上签名反对“5周岁入学”，其中包括民间教育团体、韩国家长等。《东亚日报》《韩民族日报》等韩国媒体陆续刊文批驳该政策不符合儿童成长规律。

反对者认为，教育部宣布提前入学年龄是“未经协商的专断行为”，该项政策会加重韩国家庭的幼儿看护与教育补习负担。

2022年8月初，几十个韩国民间教育团体成员与家长陆续前往首尔龙山总统府前抗议，他们在雨中举起黄红相间的抗议标语：“教育部请道歉”“唤醒忽视幼儿教育的教育部”“不能忽视儿童发展”等。

“5岁入学拉长了家长照顾儿童的时间，这让双职工家庭感到恐惧。”韩国记者张善怡（音）说，韩国幼儿园普遍是下午6点放学，而小学一年级却提前至下午1点，早放学的4个多小时，孩子去哪里还要提前安排。

张善怡对新政策深感焦虑。她的孩子上幼儿园时，其母亲承担了大部分带娃工作，母亲甚至牺牲了陪伴老伴的时间。

更多家长认为，5周岁的孩子正处于爱玩爱动的年纪，连韩文字母都认不全的孩子很难乖乖地坐下来学习。

“5岁的孩子还在叫嚷着肚子饿，他们无法独立解决大小便，他们能坐在教室安静听课吗？”42岁的李有真（音）担忧地说，她的女儿生于2019年3月，按照朴顺爱的新教育改革计划，他的女儿或许会成为第一批“5周岁入学”的孩子之一。

一些教育机构对“5周岁入学”提出了猛烈抨击。“不考虑儿童成长阶段而改变教育体系会带来副作用，它会让基础教育更加市场化。”《韩国先驱报》援引一家韩国教育政策研究机构的观点称。

私立幼儿园则担心“5周岁上小学”影响幼儿园经济。据韩国私立幼儿园协会统计，5岁儿童占当地幼儿园入学儿童比重的四至五成。

2022年8月3日，韩国国会议员姜德九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其中97.9%的受访者不支持“5周岁入学”的改革。受访者包括13万名家长、学生和教职人员。

上述民调显示，近七成受访者认为提前入学是一种“拔苗助长”的行为，它不符合儿童成长规律。

2025年满5周岁的儿童出生于2019年，这批儿童因幼年时代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度过，被称为“新冠宝贝”。

“幼儿的学习和交流主要建立在观察成年人的脸部表情和口型之上，由于长期佩戴口罩，新冠宝贝的发育将比普通儿童迟缓。”韩国儿童研究协会李婉君（音）认为，5周岁上学对“新冠宝贝”来说过于苛刻。

“一个5岁孩子更需要的是托儿服务，而不是学校教育。”韩国小学一年级班主任李金真（化名）告诉韩国《全南日报》。

在李金真的学校里，过去两年间入学的一年级学生没有接受完整的幼儿园教育，他们的个人能力和情绪发展稍差于往届学生。

“我们一年级的老师更需要关注孩子们及时上厕所、按时吃饭等生活问题。”李金真说。

5岁儿童的平均注意力只有6到15分钟，他们很难在课堂上全神贯注。韩国京仁女子大学幼儿教育教授孙惠淑进一步表示，2岁至7岁是人类大脑发育的关键期，这一时期的孩子应该进行更多有趣的活动。

降低入学年龄的另一个隐患是部分学生在升学就业等方面将面对更激烈的竞争。据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若按照改革计划，2025学年韩国小学新生总数近41万名，将比2024年入学人数高出5.2万名。

教育是韩国学生跨越阶层与实现人生价值的关键。《韩国先驱报》一则评论称，新政策会让儿童提前一年进入激烈的学校竞争，也会让韩国家长承担更多私立补习班的费用。

即便现行韩国《中小学教育法》也允许5周岁儿童在自愿情况下申请提前入学，但大多数韩国家长为了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很少选择让孩子提前入学。据韩国教育发展院数据，自愿提前入学的韩国学生从2009年的9707人降至2021年的757人，直接减少了95%。

此外，韩国教师协会联合会（KFTA）表示，公立学校为了接收2025学年新增的入学学生，教育部门需要提供巨额预算，以扩充小初高甚至大学的教室空间、教育设施和教师人手。

“像我们这样出生率非常低的国家，有必要确保劳动人口。”2022年7月31日，一位韩国总统办公室官员告诉《韩民族日报》，教育部的“5周岁入学”政策是为了让更多劳动人口提前进入职场。

韩国社会正在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据韩国统计厅2021年11月数据显示，韩国总人口数为5173万人，比2020年减少9.1万人。

韩国统计厅按照人口负增长数据推算发现，如果2020年韩国适龄劳动人口为3740万人，占到总人口的72%，待到2070年，韩国适龄劳动人口仅为1737万人，占当年总人口的46%。

韩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早在2006年，英国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就预言，韩国将是“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消失的国家”。

2020年韩国人口自然减少3.3万人，首次出现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的情况，这种现象被人口学家称为“死亡交叉”。按照这种速度下滑，600年后，韩国将剩下最后一个人。

韩国的生育率在2019年时已经滑落至0.92%，而一个正常维持人口稳定增长的国家要达到2.1%的生育率。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放弃结婚生子。2018年韩国健康与社会事务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20岁至44岁的韩国年轻人，只有26%的男性和32%的女性处于恋爱关系中，更多人决定单身或者成为丁克一族。而韩国也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近17%。

低生育率、人口少子化老龄化等原因让韩国社会面临巨大的劳动力缺口，近年来韩国政府不得不引进外籍劳工解决“用工荒”问题。

新冠疫情的暴发、各国间移动受限，外籍劳动力也面临招人难的局面。据韩国《亚洲日报》报道，韩国忠清北道7个市、郡的333家农户向政府申请1058名以3个月就业方式入境的季节性外籍劳动力，但受新冠疫情影响，连1名劳动力也未能招到。

韩国建筑劳动者共济会2022年6月数据显示，现韩国建筑业外籍劳动力缺口为215000人。

长期依赖外籍劳动力的韩国中小型制造业以及餐饮业的用人问题也不容乐观。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一些中小型制造业由于人力短缺，不得不拒接部分订单，导致收益受损。

本次韩国政府将缓解劳动力短缺的需求转移到学龄儿童身上。“如果能让孩子们尽早完成基础教育，他们就可以更快地进入职场。”韩国教育部此前称。

由于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强烈反对“5周岁入学”。2022年8月1日，朴顺爱不得不在韩国媒体上坚决否认“降低入学年龄是解决韩国低出生率的政策”，她仓促解释称，5周岁入学只是为孩子们提供公平的机会。

“5周岁入学”引发广泛争议的另一原因是韩国政府欠缺沟通。“想要改革学制就必须拿出一套全面且根本的改革方案。具体内容应在充分的社会协商后决定。”韩国国民力量党议员安哲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早前韩国政府也尝试“降低小学入学年龄”。韩国《东亚日报》称，本次“5周岁入学”计划与13年前李明博政府时期的方案似曾相识。

2009年11月，为了解决低出生率问题，直属韩国总统李明博的未来计划总统委员会提出“将小学入学年龄提前一年”。

“如果提前入学可以增加四分之一的年入学率，四年后就可以缓解低生育率带来的冲击。”时任未来计划委员会主席郭承俊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说。

当时，未来规划委员会在没有同上级主管部门讨论，也未达成社会共识，就宣布了这项未来的潜在政策，引发了韩国社会有关“滥用职权”的争议。

之后，未来计划委员会的上级主管部门教育、科学和技术部匆匆成立了“早期教育工作组”，并开始审查提案。一年后，该提前入学提案因“不会解决低生育率问题”而宣布破产。

2015年，朴槿惠政府时期也曾打算“降低小学入学年龄”，理由仍是解决劳动力不足和低生育率的问题。当朴槿惠政府的计划稍露头角时，大批韩国民众便在互联网上猛烈留言称：“人是鸡吗？”

眼下，韩国社会反对“5周岁入学”意见升级为对韩国政府的信任危机。2022年8月1日，韩国社会舆论研究所民意调查发现，仅有28.9%的韩国民众认为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国家事务上表现良好，超过68.5%的受访者对尹锡悦持负面评价。

赢得韩国大选以来，尹锡悦政府一度在教育事务上表现欠佳。2022年3月，尹锡悦将教育部与科学、技术和通信部合并，教育界人士抨击该举措是“忽视学习”。

韩国教育部长一职也空缺较久。尹锡悦先是任命前韩国外国语大学校长金仁哲，后者因丑闻快速辞职。而朴顺爱仅在教育部长岗位上停留了34天。

韩国《朝鲜日报》曾得意地评论说，中日韩三个东亚国家的填鸭式教育展示了三个东亚国家的教育水平和优势。在每年举办的国际奥林匹克知识竞赛中，中、日、韩三个东亚国家的中学生总是能分享金银铜牌。

韩国人从小重视教育，许多人把考入好学校、找到好工作视为一条成功之路。在韩国纪录片《学习不会背叛努力的人》中，为了考上首尔的高中，出身偏远农村的允艺媛从不看漫画、不玩手机、不追星。16岁的她每天伏案学习十余小时，由于长期握笔，右手布满老茧。

当允艺媛拼尽全力考入首尔高中后，她却在第一次首尔高中考试里排在倒数。由于见识、阅历甚至补习班的不同，她深深感受到，即便自己是地方高中的全校第一，依旧比不过出身首尔的学生。

在层层重压的韩国社会中，教育逐渐成为“阶层代代相传的渠道”。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2016年一项研究发现，韩国社会在学历、职业和阶层间的代际继承现象愈发明显。

韩国教育开始遵循“金勺土勺”等出身决定论，要就读好的学校，就要有父母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一项韩国研究发现，在首尔地区相对较好的特殊高中和自主型高中里，家庭月收入在5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3万元）以上的学生占到四至五成，而普通高中里这一比例不足两成，职高仅有4.9%。

多年来，历届韩国政府试图推行教育平均化，以建立“让大多数人满意的教育”。1974年，教育平均化严格实行“三不政策”，即“不允许高校自主举行入学考试、自主招生；不允许各高中学校按高考成绩划分重点非重点校；不允许私人捐款入学”。

各届韩国政府并没有完全贯彻落实教育平均化政策。主张公平高于一切的进步派左翼政府执政期间，推行平均化政策更积极一些。而宣扬效率优先的保守派政府上台就会多少有点变通。

就算是在教育平均化推行最严格的年代，韩国精英教育依旧占有很大比重。在韩国各大城市均有设特殊目的高中或自主型高中，它的师资水平高，学费贵，基本上以英文授课。

普通初中生像允艺媛一样，他们在公立学校接受的是平均化教育，很难考入特殊目的高中或自主型高中。

参加课后补习班是增加个人竞争力为数不多的出路。1980年，韩国有13%的小学生、20%的初中生和26%的高中生参加私教补习班。而这一数据在2003年上升至83%、75%和56%。

私教补习班是韩国学生的另一个课堂，许多小学生在补习班里已经修完了初中课程。

据教育智库Holistic Think Tank统计，从小学到高中，超过74%的青少年都有过补习班经历，他们平均每周上6.5小时的家教课。平均每个韩国青少年每年的补习费用高达385万韩元，与韩国普通上班族月薪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