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跌停板献礼集采”不同，股市用涨停迎接了昨日的人工关节集采。
根据联采办发布的此次集采数据：有量有市——首年意向采购量共54万套，占全国医疗机构总需求量的90%；降价温和——髋关节平均价格从3.5万元下降至7000元左右，膝关节平均价格从3.2万元下降至5000元左右，平均降价82%；淘汰率低——中标企业中，既有龙头和也有新兴公司，且中选率高达92%。
当天，国产骨科耗材企业威高、春立、大博、爱康股价开始一路狂飙，威高、大博直线涨停。
去年，冠脉支架从1.3万降至700元后，研究机构分析整体市场规模从170亿萎缩至7.5亿。作为下一个集采目标的骨科高值耗材——人工关节行业从业者和投资人士开始自危。
进入下半年，多家骨科耗材企业，股价开始一路走低。
为安抚市场情绪，山东威高海星在对上交所的二轮回复中，特意解释称，由于公司毛利超80%，营业成本不足20%，因此，“若相关产品出厂价降幅不超过 80%，则不会出现产品中标价格接近或低于公司生产成本的情形。”
但参考历次集采降幅，业界不太相信国采降幅会小于省采，而2020 年底，根据山东七市联盟带量采购结果显示，关节类产品平均降价 86%，春立报出了每套全陶髋关节4800元的超低价。
市场国采带量降价不影响利润，在集采前的一周内，似乎只是企业的一种自我安慰方式。“肯定会影响出厂价的，而且量还没有定，定量后也还有后续投入费用，这样的话，对企业来说就动力不足了”， 一位证券分析师告诉八点健闻。
上周四，一位国产龙头企业的中层接受八点健闻采访时，悲观地认为，若降价大幅影响出厂价格，即便中标后有量的提升，也难弥补销售利润的损失。
早已将研发投入费用化、吃到了早起红利的进口厂商上此次也毫不退步，上述人分析，“在疫情之下，能像中国一样安稳做手术的市场不多，这些早已收回成本的产品，少赚点总比不赚强，而且外企可以用全球其他地区或其他产品的收入来弥补集采”，相比之下，本土企业就“只能躺在坑底”。
甚至，就在昨日开标后等结果的间隙，一位外场等候的企业代表还在愁眉不展地为公司未来担忧，以伴随服务费为例，他解释到，“企业养一个配送人员，把耗材送到医院，消毒，手术，再回来，一天能跑三台就不错了，几十一百的伴随服务费根本不够，得从打包价格的其他部分划”。
而他的老板从会场内出来，则提醒场内形势跟预想的不太一样——因为场内产品中标价，要比普遍的悲观预期好太多。
以陶对陶髋关节类为例，除了降幅不足50%的施乐辉意外失标外，最低价为爱康，6890元，第二名为威高海星，7521元，降幅均为60%左右。
一位国产厂家的员工透露，这个价格要比预期好，与刊例价相比，降幅约为25—35%，“在可接受范围内”。
不仅降价在可接受范围内，而且由于价格超过预期，以价换量的逻辑也有了成立的基础。
报价6890元排名小组第一的爱康宜诚，可收入近1亿元——其 2019 年的营业总收入为 9.27 亿元。
而强生、捷迈、威联德等进口产品报价则不约而同地集中在8000元上下，现场的一位企业代表向八点健闻分析，“你看，进口品牌的中标价，不极端，但是巧妙地维持了一个中高水平”。
一家中标的外资企业的现场员工透露，公司对本次集采结果“很满意”。
满意的不只是头部企业，小企业也有了一搏的机会，尽管只有一个膝关节产品，但创生的企业代表难掩激动之情，在他看来，降价则是为了一个市场准入的良机，“只要中标了全国的市场准入就大门就打开了，所有的医院都能在网上点到你重点产品......集采定量,只是相对的定量，采购量之外的市场，我们一些新品牌就有机会了”。
这一次集采，挤准了水份吗？
本次骨科耗材集采呈现了新的特点，此前在药品集采中一直表现傲娇的跨国药企，这次也认真参与报价，甚至报出了比国产产品更低的价格——合金-聚乙烯类髋关节竞价中，捷迈的报价4987元，甚至低于微创、威高、爱康等。
从中标情况看，外资企业只有施乐辉的陶瓷对陶瓷髋关节等少数产品丢标。整体来看，所有产品中标率达到9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报价方面，超低价和超高价都非常少，大多数企业都不约而同地报出了6000到8000元之间的价格。
一项令行业心惊肉跳的集采，风向似乎有所缓和。虽然涉及产品都有了较大幅度降价，但是尚在企业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没有出现“骨折”的剧烈痛感。
有相关从业者向八点健闻表示，这说明集采政策也在不断完善，至少不再唯低价了。
要知道，年初山东省首批集采涉及的初次置换髋关节，降价最多的产品，从9.2万元降至4000多元，无论是绝对价格还是降价幅度，都远超本次集采拟中选的多数产品。
投资市场也立即给出了积极反馈，本土龙头威高、立春等股价都大幅上涨，甚至涨停。连丢标的迈瑞医疗也股价大涨。相比2018年首次试点的千股跌停的惨烈，整个二级市场简直可以用一片喜气洋洋来形容了。
集采风向转变早有端倪。
在第五批药品集采中，多款抗菌药的中选价格甚至高于市面上的最低价。根据药智网报道，齐鲁制药的头孢他啶市场价最低可以达到1.97元/支，第五批集采中标价却是6元/支，另有头孢曲松、头孢呋辛酯、头孢唑林等，也都存在类似情况。
对此，有接近医保局人士告诉八点健闻，还是要让企业有钱赚。如果集采中选价格太低、利润太低，就会面临断供、供应不及时等问题。
这样的担心并不多余。
2020年底的首批高值耗材集采之后，冠脉支架更是直接从万元时代进入了百元时代，市场规模缩水至少50亿元。半数以上的企业直接降价90%以上，有进口产品降价95%以上。
行业人士纷纷感叹“集采过境，寸草不生”。
地方集采也是一片腥风血雨。
2020年底，山东省7个城市联盟集采，将骨科相关产品的价格直接砍“骨折”，最高降幅超过了90%。有企业人士感叹砍得都”见骨头“了。
根据长江日报发布的视频，2019年武汉胰岛素集采过程中，还有企业谈判代表当场抹眼泪。
同时，因为原材料上涨等原因，中标药品无法正常供应情况也曾多次出现。就在前不久，华北制药因为无法正常供应布洛芬缓释胶囊，而在山东断供、弃标国采的事情，还曾引发业内广泛讨论。
进入2021年以后，国家医保局开始频繁召集骨科相关企业座谈。企业对于降价的恐慌也与日俱增。
实际上，早在集采启动之初，官方也明确表达了改革要让多方获利的意图。
冠脉支架集采的时候，国家医保局就担心降价太狠，规则中给出两个获得拟中选标准：一个“1.8倍原则”——也就是报价不高出最低价的1.8倍；另一个就是价格不高于最高限价（2850元）。原则上，降价在2850元以下就可以获得拟中选资格。
但是，没有分组，二代、三代支架同场竞争。
结果，到了开标现场，2850元根本无法入围，本土企业直接把价格拉到百元水平。
骨科企业的担心还不止于此。
相比药品有院外市场，冠脉支架有替代方案，骨科关节耗材只能在医院使用，且没有可替代方案，一旦大幅降价，相关人士只能直面冲击。
而且，与药品不同，高值耗材还更加复杂，包括品规更多、缺乏类似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质量评判标准，与医生操作习惯密切相关等问题。
针对骨科耗材，还存在“售后服务”——跟台的问题，这项工作此前一直作为增值服务，由企业提供，光是配够工具就需要上百万，还需要专人来做。集采之后，企业还需要跟台吗？这笔钱是算在报价里还是单独报价？
为了更好反映行业实际情况，2020年12月，“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效果及影响研究”项目在江苏南京启动。项目操刀者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希望可以客观反映行业现状。
事实上，对于开展骨科耗材集采，国家医保局也一直持慎重态度。
2021年以来，从3月到5月，国家医保局每个月都组织企业座谈，同时局长胡静林等主要负责人开始密集地到地方去调研医用耗材集采情况，涉及四川、江苏、天津、内蒙古等多个省、市、区，听取各方意见。
从正式发布的规则看，除了考虑到了企业的规模等因素外，跟台、钉子的费用也都是分别报价的，医疗机构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购买跟台服务。
8月份的申报培训会上，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集中采购组组长高雪还在嘱咐企业“不要报太低”。
最终报价相对温和的结果，可以说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
集采的平衡点在哪里？
尽管从企业到投资市场，情绪基调都是以乐观为主，还是需要看到，集采的大逻辑并没有改变。
就是要以价换量，压缩成熟药械产品市场空间，倒逼整个行业提高效率、转向创新。
这也注定了，集采涉及的品种，其市场已经很难有大的增长。
与二级市场热情高涨不同，有机构投资人向八点健闻表示，集采对国产产品的利好有限。因为大部分国产关节已经进医院了，所以对国产产品进院帮助不大。“国有占比已经接近60%了，再提到80%，可是降价了50%啊，所以说影响微乎其微。”
更重要的是，这个市场会整体缩水。
以2020年采购价计算，人工膝关节、髋关节在公立医院的采购价格约为200亿元。而在分别降价82%、80%的情况下，这一市场规模也将缩小至40亿元左右。且随着续约，还将进一步缩小。
对品种单一企业而言，影响更加直接。以爱康为例，虽然该公司4款产品都中标了，当时未来业绩增长却困难重重。可以看到2019年，该公司的9.27亿元营收中，8.98亿元来自骨科关节植入产品，且主要是集采产品。虽然降价理论上不影响出厂价，但是在想快速提升业绩也需要新的增长点了。
外资产品或迎来利好。
苏南某三甲医院的骨科医生则认为，如果国产膝关节降至5000元，而强生降至6000元，那么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会倾向于选择后者。
而国产品牌如果一味降价，只有价格优势，就会处境危险。上述医生担心，国产品种会遭到进口药品的”绞杀”。
首轮国家耗材集采——冠脉支架集采中标的微创，2021年上半年业绩亏损额预计达到9000万到1亿美元，相比2021年，亏损面继续扩大。该公司给出的解释中，有一条就是：冠脉支架集采政策降价带来的影响。
此外，集采降价后的药品、冠脉支架的质量也常为人们所关注。诸如“一台手术破4个球囊、手术缺支架”等问题也备受关注。
对此国家医保局还特别予以澄清，强调支架供应充足，只是个别短缺。
无论如何，集采只是刚刚执行3年的新政，仍在调试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行为经济学实验室执行主任姚宇也在现场采访中表示，无论是企业还是医院还是患者，政策制定者还是在从多方利益能够均衡的角度来考量、设计集采规则的。
这个设计并非是完全从医保部门角度出发，也不可能处处迁就企业和产业，而是要在不断调试之中寻找一个控费和鼓励创新平衡点。
正如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主任、教授吴明接受采访时所说，这是一个通过规则的完善不断寻找政府调控市场的最佳平衡点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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