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第一顶朵帕绣着玫瑰花丛和缠绕的黑色叶子——一个象征着美丽、灵魂相通和抵抗的图案。

这种中亚地区的传统无边帽是素卜易·博拉的母亲在她小时候传给她的，母亲是维吾尔人——生活在中国西北新疆自治区的一个讲突厥语、以穆斯林为主的群体。

父母逃亡到悉尼后，博拉在这里长大，现在已经31岁。有些纠结于文化身份的她从未在出门的时候戴过这顶朵帕。然而随着近年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镇压日趋残酷，危机激发了一种寻回族裔出身的紧迫感。

“作为一个维吾尔人，”博拉说，“如果我不能攥住这顶朵帕，它有一天可能就会消失。”

博拉的母亲和身为乌兹别克人的父亲都重视传统的延续，博拉记忆中的童年充满了手工制作的拉格曼（一种维吾尔美食）、她在维吾尔抗议活动中穿过的中亚艾德莱丝绸裙子，还有父亲弹奏二弦乐器都塔尔时发出的优美旋律。

长大后，博拉发现自己越来越被维吾尔传统所吸引，2018年一位朋友的来访更是滋养了这种兴趣，这位朋友就是英国电影人纳迪尔·纳赫迪。和博拉一样，现年30岁的纳赫迪儿时也纠结于自己的多族裔身份。（他在英格兰出生、长大，有印度尼西亚、肯尼亚、也门和巴基斯坦血统。）

精致的朵帕给他带来触动，于是建议博拉和他一起去中亚旅行，探索她的民族文化遗产，以帽子作为她旅程的象征来制作一部纪录片。

朵帕有多种形状、颜色和款式。传统来说，它是用天然方法染色的丝绸手工刺绣制成的，使用复杂的图案来暗示帽子佩戴者的身份。

“它可以告诉你关于一个人的许多事情，”中亚纺织品专家萝拉·夏穆希蒂诺娃说。“你是谁？你来自哪个地方？你是做什么的？你有多少个小孩？你的社会地位如何？”

在古代丝绸之路（连接中国和欧洲的4000英里贸易路线）的时代，中亚以其丝绸作坊和各种风格的刺绣而闻名。但19世纪俄罗斯帝国征服了该地区，引入了大规模生产的方法，人造染料取代了用石榴壳、洋葱皮和金合欢花制成的染料。近年来，即使是延续传统方式的朵帕匠人也转向用机械设计和合成丝绸以降低成本。

出于安全考虑，博拉和纳赫迪避开了新疆，于2019年前往乌兹别克斯坦，那是博拉家庭里的另一种突厥文化。他们在全国各地的集市上搜寻，那里的小贩告诉他们，由于需求不足，用天然材料手工制作的朵帕较为稀有。

但传统工艺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南部城市沙赫里萨布兹的绿松石圆顶清真寺外，纳赫迪和博拉遇到了他们的第一位朵帕匠人古尔娜拉·乔里耶娃。

1991年，在苏联解体后的乌兹别克斯坦传统手工艺复兴期间，乔里耶娃开创了一个手工制作朵帕的团体。她的父母曾希望她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医生，但54岁的乔里耶娃被她所在城市传统十字绣风格的鲜艳花卉图案所吸引，这是她从祖母那里学来的一种工艺，现在已经传授给她自己的孩子和孙女。

“向骨子里的东西靠近是人类的天性，”乔里耶娃说。

她的团体由大约45名女性工匠组成，现在正在为该项目制作三款朵帕设计，其中两款采用沙赫里萨布兹风格。第三个是基于博拉的玫瑰园朵帕的维吾尔风格。

每顶朵帕的制作大约需要两周。

“他们将自己的一部分和他们的灵魂注入到这些Doppi里，”乔里耶娃谈到工匠时说。（“Doppi”是朵帕的乌兹别克语写法。）

为了项目的最终设计，纳赫迪和博拉去了布哈拉——一座古老的商队城市，在18世纪后期成为了一个酋长国。在那里，他们遇到了38岁的曼齐拉·扎基罗娃，他是这座城市里拥有独特的金色刺绣技术的朵帕匠人。

在布哈拉酋长国时期，金绣是一种秘密工艺，只传授给男性，专供酋长及其宫廷使用。当酋长国在1920年被苏联军队击败时，布哈拉华丽的金色刺绣几乎消失了。

“但匠人们继续他们的艺术，”扎基罗娃说，她的祖父在她12岁时将这项技术传授给她。

这项工作的灵感之一来自于纳赫迪在2018年的印度尼西亚之旅，那次旅行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他的祖母伊利耶。她穿着传统蜡染连衣裙的照片，是他关于她早年生活的唯一线索。

“布料和人类之间有着真正神圣的联系，”纳赫迪说。他还说，布料“将我们与地方、身份和人联系在一起”，并指出他认为移民和现代化削弱了这种联系。

在道德时尚倡议(Ethical Fashion Initiative)的指导下，纳赫迪和博拉与工匠协商了一个高于市场价格但不会扰乱当地行业的价格。新冠病毒大流行使其停滞了一小段时间，在那之后，该项目在过去一年已售出近1000顶朵帕，其中一部分利润将用于支持讲述维吾尔语故事的工作。

“维吾尔族社区很少有情感投入，因为人们不知道何为维吾尔人，”纳赫迪说，他希望该项目有助于突出维吾尔人的仁爱和丰富的文化。

刚生下第一个孩子的博拉说，她打算将朵帕传给女儿。她还说，在开始这个项目之前，她“感觉自己像一个流落他乡的孩子，有点像来访的外国人”。马尔吉兰市一家丝绸工厂的工匠告诉博拉，她为博拉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感兴趣而感到自豪，在那一刻，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那之后，博拉说，“感觉就像来到了一个我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