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从12岁第一次参加抗议活动开始，陈虹秀就相信自己可以帮助香港实现民主。每年夏天，她都参加游行示威，要求普选。她热衷于在选举中投票。

现在，44岁的陈虹秀不确定自己还会不会再次投票。

“要是我们参与这个game（游戏）， 好像就是忍受它的做法，”她说。“这在我心底想的是好像在做帮凶。”

自称温和派的人并不确定自己能否通过北京的测试。在反对派阵营，政治领导人已经放慢了选民登记工作，他们不确定是否会再次派出候选人。

北京目前已明确表示，它没有计划实现这一目标——至少不是按照许多香港人预期的条件。这些变化还可能使地方立法机构的直选席位减少到英国殖民时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意味着大多数议员将由政府的盟友选出。

尽管官员们仍然认可普选，但他们的普选是有限制的版本。香港的一名中国官员上周表示，通过北京青睐的小圈子选举产生的建制派议员，即北京喜欢的那种类型的议员，与普通民众选举产生的议员是差不多的。

“建制派也是民主派，”官员宋如安告诉记者。“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也是为人民服务的。”

事实上，北京的许多支持者认为，这些变化是迈向更加民主，而不是更不民主。按照这种思路，如果中央政府信任香港的选举制度，它可能更愿意授予那些长期以来承诺的权利。

47岁的蔡烽华在一个街头摊位上征集支持选举改革的签名。他说，他和很多香港人一样，希望有一天能投票选举香港的最高领导人。这个人，也就是香港特首，目前是由亲北京利益集团主导的1200人选出的。33年前从大陆搬到香港的蔡烽华说，他也希望有一种选举结果与自己的参与有关的感觉。

他说，筛选候选人将确保未来的政治人物更加温和。“现在这些是老派的破坏者，”他站在他的组织在北角人行道上竖起的一面巨大的中国国旗下说。北角是一个工薪阶层社区，在这里，政府的支持率很高。

“会有新的民主派出來，可能新的民主派会真正为港为民办事，”蔡烽华说。

香港的选举制度向来偏向于建制派，但许多居民仍希望自己的选票能够传达一个信息。

不确定是否要再次投票的民主支持者陈虹秀说，比起国安法，选举的变化更令人沮丧。

 “投票不是要组织什么东西, 让中国倒塌，”她说。“就是每一个人为自己的想法去投票。连这个基本的权利也没有了的话，我真的不知应该要说什么。”

北京表示，这些变化是为了阻止它认为反华或公开呼吁香港独立的候选人。但温和派也担心自己将被新制度拒之门外。

这样的要求对42岁的袁弥昌来说没什么吸引力，他曾计划以自称的中间派身份参加立法会选举。他曾批评当局对2019年抗议活动的处理是不必要的对抗，但他也曾为一个亲北京的政党工作，称抗议者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

但他觉得，如果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无法获得新的筛选委员会的认可。“我不是天生的马屁精，”他笑着说。

拥有战略研究博士学位的袁弥昌说，他将专注于撰写评论和政策建议，这样他就可以间接地参与其中。

“我喜欢参与政治，”他说，“但是限制实在太多。”

这种退缩似乎是选举改革以及北京更普遍打压的的更广泛目标。长期以来，香港一直以重视经济繁荣而非政治参与著称，中国当局也一直在鼓励这一点。

中国官员宋如安说：“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我觉得是最符合最广大香港居民的利益。”

香港的生活方式在过去的两年中遭受了深远破坏的一个迹象是，一些亲民主的香港人已经接受了暂时远离政治的想法，甚至保持谨慎乐观。

40岁的何爱恩（音）每次选举都投票给亲民主候选人。2019年，她与成千上万人一起走上街头，抗议中国侵犯这座城市的自由。

虽然于那年秋天移居海外，但不久后为了支持当地选举中的民主派，她飞回香港。她为了投票排了近两个小时的队，将排队的照片发送给其他再度焕发热情的朋友。

然而，何爱恩说，如果当地经济有所改善，并且她可以重返香港，她会放下她的政治热忱。

“我会回去生活，只是不谈论政治，”她在电话中说。“你需要生计的时候别无选择。”

一些人认为，试图消灭香港的民主只会加深反对派的决心。

对这种复原力的信念塑造了在2014年读高中的区倬僖的人生。在这些抗议活动的鼓舞下，他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攻读政治学。他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他梦想着竞选公职。

他知道现在不可能了。他面临与2019年抗议活动有关的非法集会的指控，并且他说他无论如何都不会符合候选人审查制度的资格。

但是，区倬僖说，镇压行动绝不会把他赶出政治舞台，反而会保证他留下。他估计没有大公司会雇用他。除了做一名活动人士，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做下去，”他说。“但这不是一件坏事。我对其他大多数出路都不是很感兴趣。但这个可以燃起我的希望。”